文化赋能背景下民族旅游村寨治理路径——以北川石椅村为例

　　彭光慧

　　（西南民族大学，四川成都 610041）

　　摘 要：民族地区拥有丰富的文化资源优势，因地制宜发展民族文化旅游，将文化底蕴转化为文化资源。国家政策的扶持以及社会资本力量的注入，为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政策保障和物质基础。村、社区是基层地方政府行政治理的微观单位，也是开展社会治理的先行单位。文章在文化赋能背景下，以北川羌族自治县石椅村为田野调查点，具体考察其在乡村振兴、文化赋能背景下基层治理的具体做法与实践方式，旨在为促进乡村振兴与完善现代化治理体系提供参考。

　　关键词：文化赋能；民族旅游；基层治理；实践路径；石椅村

　　中图分类号：F592 文献标识码：A

　　引言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在此战略背景下，文化赋能乡村被提到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地位。中国乡村的发展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在历史中不断发展的，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方面，党和人民作出积极的探索。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启动实施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计划”[1]；同年3月文化和旅游部等六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推动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的意见》中明确提出“充分发挥文化赋能作用，激发优秀传统乡土文化活力，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作出积极贡献”[2]。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实施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计划”，以及“提升乡村治理效能”[3]。梳理民族地区如何实现基层治理相关研究，学界成果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民族互嵌式社区建设，如单菲菲、罗晶（2019），宋晓明（2020）[4-5]。二是地方组织参与村社治理，如张春敏、张领（2019）；彭正波、王凡凡（2018）[6-7]。三是构建多元互动治理，吕蕾莉、刘书明（2017），何阳（2020）[8-9]。通过对这些成果进行梳理，可以窥见民族地区村社的治理对于民族地区的乡村建设与发展乃至振兴具有重要的引领作用。文章以石椅村为田野调查点，探讨其基层治理的具体实践方式，以期实现文化赋能社会治理提质增效，促进民族地区发展。

　　一、石椅村概况

　　石椅村位于四川省绵阳市北川羌族自治县曲山镇南部，位于北川老县城东侧，临近山东大道，周边连接着景家山、火盆山等多座山峰，同时紧邻5·12特大地震纪念馆和唐家山堰塞湖。石椅村占地3.5平方千米，截至2023年年底，辖3个组104户352人，其中羌族人口占总数的60%。

　　石椅村耕地较少，山林占地面积较大，因此土地产出有限，但独特的高山峡谷地貌、优美的自然风光、宜人的气候条件、丰富的物产资源和浓郁的羌族风情为石椅村民族文化旅游的开展提供了重要的支撑条件。石椅村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将发展旅游经济与特色产业相结合，走出一条特色农文旅融合发展道路。发展乡村旅游前，石椅村存在道路不通、严重缺水、土地贫瘠、村寨发展缓慢等情况，在村寨基层治理方面也存在着人员结构相对单一、干部队伍建设不足、群众参与度不高、自治意识不足以及基层社会治理力量有限等问题。

　　二、石椅村文化赋能基层治理的具体做法

　　（一）党建引领凝聚新动能，三民共治焕发新活力

　　村、社区是民族地区乡村社会发展的基本生产和生活单元，引领其发展需要基层治理、产业发展、社会文化和环境生态等方面多元融合。石椅村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作用，不断提升基层治理能力。在2023年春节来临前夕，习近平总书记通过视频连线方式看望慰问石椅村干部群众，并表示石椅村在新时代的乡村振兴中是一个很好的样子。石椅村的发展离不开基层政府的各种努力探索与党的关心支持，市县领导、驻村书记、专班组成员、镇政府、村“两委”及村民心往一处使，努力建设石椅村，大力推进“枫桥经验”进乡村，实施“五村”建设行动。以有效治理为重心，积极构建党建引领“三民共治”的乡村治理体系，在组织人员的选择上优先考虑党员，因为党员在关键时刻发挥着重要的引领作用。如笔者2022年暑期在曲山镇参加逐梦计划时正值汛期，突发暴雨灾害事件，镇党委干部冲锋在前，志愿者也紧随其后，身体力行地践行着党员干部的责任，最终成功应对“7·27”暴雨灾害，转移避险安置受威胁群众82户227人，切实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二）聚合多元人才队伍，发挥多样主体力量

　　乡村的有效治理离不开人才队伍的培育，在基层治理中除镇领导班子外，石椅村两委积极吸纳村内优秀人才、地方乡贤、文化精英和非遗传承人等并得到相关政策支持。同时在基层治理中突出三治协同，全民参与，注重对全村各年龄段人员的充分吸纳，以自治激发基层治理活力。创新农民夜校办学新模式，采取田间课堂、院落课堂、指尖课堂、直播课堂等方式，培养“田秀才”“土专家”20名，让村民自己当老师，实现以教带学、以学促提升。由村组干部、老党员、新乡贤组成的“三会”常态化对全村群众开展监督教育工作。通过示范户的引领，让群众看到身边鲜活的事例，激发内在动力，营造争先创优的良好氛围。以自治激发基层治理活力，这种形式的基层党建工作，实际上也激发了村民自主参与村寨事务、积极发挥模范带头作用的内生动力，实现党员示范带动、群众共同致富的良性循环。

　　（三）彰显民族文化优势，因地制宜开展民族节庆活动

　　曲山镇政府组织调研并深度挖掘地方文化，编撰石椅故事，修建石椅村村史馆，开展羌族特色主题系列活动。从正月的龙灯节、三月的赏花采茶节、六月的瓦尔俄足节暨枇杷节、七月的李子节、十月初一羌历新年、冬至的转山会再到十一月的年猪节等，至今已举办多年。石椅村以乡村旅游发展为契机，大力挖掘地方文化，推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保护和创新性发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广受大家好评，同时有助于传承和弘扬地区优秀传统文化。此外，随着石椅村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团建党建活动在此开展，石椅村在弘扬民族文化的同时也提升了基层治理水平。

　　（四）突出业态创新，农文旅产业融合发展

　　石椅村发展民族文化旅游过程中将历史人文、地域特色、风土人情，融入吃、住、行、游、购、娱各个环节，打造石椅文化IP，推动文旅融合发展。石椅村在陈家大院和曲山社区凉风垭石椅村入口处专门给游客开辟出“一米菜园”，让游客可以自己到地里种菜，体验乡村生活。通过政府引导，石椅村18户农家乐已初步形成民宿、乡居、乡宿系统化的旅游产业体系。依托采茶节、瓦尔俄足节暨枇杷节、李子节、年猪节等农文旅节庆活动，结合东西部扶贫协作，采取线上+线下融合销售方式，拓展电商、微商等网络销售新模式，推动全域全季产销融合发展。同时，注重品牌优势效应，保障农产品优良品质，苔子茶、花魔芋先后荣获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认证，成功注册“羌山绿宝”商标，形成品牌效应，进一步推动了石椅村产业融合发展。

　　三、文化赋能推动民族旅游村寨基层治理的实践路径

　　（一）重视旅游多元互动，聚合壮大多元主体队伍

　　对于村寨的发展，政府应以优势资源“助跑”，积极搭建平台吸引人才。围绕乡村规划、文旅产业、乡村振兴等重点，积极探索整合涉农部门、大专院校、专业机构培训资源，与高校开展校地合作，加大文旅达人、非遗传人、民间艺人等人才的培养力度，新建乡村振兴工作站，组建优势特色产业人才团队，为乡村的全面发展注入源头活水，形成多元人才资源的协同互动。同时探索构建镇村干部+党员+农户的“组团式”乡村治理模式，聚合壮大多元主体队伍。从自身内力提质出发，强化自身动能“冲跑”，突出干部带动能力，组织进行全覆盖培训，接续实施学历提升计划，组织“两委”班子成员到旅游名村、乡村振兴样板村等地学习，着力增强班子抓党建、促乡村振兴的能力和水平。积极回引优秀人才，为乡村培养多名力量。

　　（二）推动文化创新，营造浓厚的文化氛围

　　石椅村在旅游发展过程中，充分挖掘和集中展示羌歌、羌舞、羌笛、羌绣等独特民族文化，定期举办特色民俗活动，拍摄舞台剧《云上枇杷花正开》，微电影《石椅故事》等，打造出一个“干群团结、措施有效、治理有序”的现代村治优秀范本，从村寨内部营造浓厚的文化氛围。党建引领优秀传统文化赋能基层社会治理，尤其是根据石椅村的农业生态、非遗文化和主题活动，结合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历史性转变进行文艺创作，促使当地村民潜移默化地形成基于村落认同的民族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极大地提升了当地村民对中华民族的历史认同、文化认同。

　　（三）拓宽农文旅融合广度，推动业态创新

　　石椅村在村寨发展过程中，深知自身优势和不足之处，禹羌文化是灵魂，农业发展是基础，产业发展是重点，在推动文化创新发展时，不能忽视产业的发展，在乡村振兴中发展乡村民族文化旅游不是简单地进行旅游开发，也不是单纯打造景区景点，而是利用乡村优势资源发展文化产业，发展经济，提升基层治理水平，改善人居环境，激活乡村的各类资源，同时活化乡土文化。要突出以民族文化为核心的要素，整合农业农事习俗及田园风情、节庆文化活动等资源优势，充分发挥其对乡村振兴、农业农村发展的文化动力和产业引领作用。发挥县农业农村局等片区党委成员职能部门优势，大力寻求旅游规划、景区开发、投资运营等方面的战略合作，持续推广“石椅子”“羌食荟”等地区品牌，开发“住羌居、品羌宴、赏羌舞”等旅游产品，吸引、鼓励本地、返乡和外来人才创新创业，带动村民合作经营、共同增收，实现农文旅深度融合。

　　四、结语

　　民族旅游村寨基层治理问题是既具有现实意义又具有研究价值的课题，本研究从文化赋能角度出发，思考石椅村基层治理的具体实践方式，以期实现文化赋能社会治理提质增效，有力促进地区发展。通过对民族旅游村寨石椅村基层治理的案例分析，发现在文化赋能背景下的乡村治理建设体现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理念，这是新时代背景下乡村治理的重要路径之一。但基层治理本身具有复杂性，本研究也存在片面之处，一是研究深度有待提高；二是尽管石椅村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但只围绕此案例展开研究，缺乏横向对比。随着文化赋能政策的不断推进，笔者将持续关注民族地区村社的可持续性发展。

　　参考文献

　　[1] 中国政府网.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做好2023年全面推进

　　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EB/OL].(2022-02-22)[2024-07-03].https://www.gov.cn/zhengce/2023-02/13/content_5741370.htm.

　　[2] 中国政府网.关于推动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的意见[EB/OL].(2022-03-21)[2024-07-03].https://www.gov.cn/gongbao/content/2022/content_5705845.htm.

　　[3] 中国新闻网.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做好2023年全面推进

　　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全文)[EB/OL].(2023-02-13)

　　[2024-07-03].https://www.chinanews.com.cn/gn/2023/02-13/9952813.shtml.

　　[4] 单菲菲,罗晶.新时代城市民族互嵌式社区的建设与治理——基于西北地区四个社区的调查[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3):13-17.

　　[5] 宋晓明.互嵌式社区治理:宁夏多民族互嵌式社区建设的有效选择[J].回族研究,2020(3):99-103.

　　[6] 张春敏,张领.民族地区农民再组织与乡村社会有效治理——基于黔东Y自治县乡贤参事会建设为例[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1):59-65.

　　[7] 彭正波,王凡凡.民族村寨旅游开发中的农村社会组织发展研究——以西江千户苗寨“老人会”为例[J].旅游学刊,2018(12):99-109.

　　[8] 吕蕾莉,刘书明.西北民族地区村庄权力结构下的乡村精英与乡村治理能力研究——对甘青宁三省民族村的考察[J].政治学研究,2017(3):104-113.

　　[9] 何阳.多元主体互动视域下民族地区“三治合一”乡村治理体系建设[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12):196-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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