丨丁 雪(淄博市博物总馆)
淄博市博物馆藏有一把质朴古拙的锡酒壶,壶盖边缘有些残缺,腹部也凹凸不平,壶底似留有炭烧的痕迹,最亮眼的就是壶盖上那个红色的提钮了,显然是损坏后后配的。这么一把平平无奇的锡酒壶究竟有什么收藏价值呢?这就要说到这把酒壶的主人——张敬焘。
张敬焘是山东淄博市博山区大街镇人,他曾任八路军山东抗日游击第四支队连指导员,在博山县委、泰安地委、上海普陀区委、济南市委、上海市委、烟台市委等组织担任书记或副书记等职位,也曾任青岛市人民政府市长、山东省副省长、省政府党组成员、省政府特邀顾问,是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以及山东省第五届、第六届、第七届人大代表。张敬焘有着丰富的履历,但他的革命之路却并非一帆风顺。
武装思想,坚定革命道路
张敬焘出生于商人家庭,家境优渥,他的父亲是当时的博山县银行公会会长。16岁的张敬焘在初中毕业后,被父亲寄予期望,希望日后他能继承家业。但张敬焘追求变革的行为激化了与封建权威的父亲之间的矛盾,其父更是撂下“你要革命,就先革我的命!”和“你们抗日就是给我找麻烦,丢我的人!”“好吧,你革你的命去吧,咱们一刀两断,先脱离父子关系!”等狠话。
在革命与家庭之间,张敬焘毅然选择了投身革命,很有“七尺之躯,既许国难再许家”的气魄与担当,此中酸楚亦无法言说了。1935 年9 月,张敬焘到博山小辛庄第三短期小学当起了教员。他与同为教员且有着共同追求的中学同学蒋方宇结为知心朋友,两人经常阅读《申报》《益世报》《马克思传》等进步报纸和书籍,一起交流心得。书中对黑暗社会的无情揭露、对时政的有力抨击、对光明前途的向往和指点,都深深影响着张敬焘,他逐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在精神世界中看到了黑暗中的火把。
由民先到特支,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在做教员期间,思想灵活的张敬焘采取访问学生家庭、办工人夜校、组织教员读书会等方式宣传抗日,还利用父亲开设的银号作为联络点,与乡村抗日活动人员建立联系,开展抗日活动。后来在王克常的介绍下,张敬焘参加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与蒋方宇等人一起组成了博山县队部,直属北京民先总部领导。
1937年5月, 在张敬焘积极的入党请求下,中共山东省委派鹿省三同志到博山建立党组织,张敬焘、乔同恩、蒋方宇三人在博山城外的李家林如愿入党,组成中共博山县特别支部,代行县委工作职权。“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我新生命的开始”,张敬焘在回忆中如此写道。特支成立后,三人制定了先发展民先再发展入党的方案,积极在城里和农村发展民先队员,博山地区党的队伍一再壮大。
武装抗日,守卫博山
1937年初冬,日寇逼近黄河北岸,山东的形势十分紧张。在省委领导下,他们开始商议如何组织抗日武装的问题。“估计20天左右,鬼子就会到来!”准备时间只有短短20天,张敬焘等人将抗日武装番号命名为“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五军”,代号“齐游之”。组织工作如火如荼,计划与意外并存,好在特支终于有了武装。 1937年12月23日,济南失守;25日,日寇占领周村。夜深人静,远方的炮声不断在博山城的上空回荡,张敬焘心中想着炮火下人民的遭遇,面色沉重迟迟不肯睡去,只企盼着天快些亮,好多做一些武装准备。由于他们当时缺乏指挥部队的经验,党组织没有在部队中扎下根,部队不久便被土匪出身的吴鼎章控制了。
后来,吴鼎章叛变革命,通过这件事,张敬焘深刻认识到武装部队必须牢牢掌握在党的手中。之后,张敬焘在博山南部山区的五福峪村组织第六军。这次,他总结了经验教训,还吸收了具有爱国思想和民族正义感的徐化鲁、郑兴等人加入部队,同时加强了党对部队的领导。部队成立不足一月即发展到300多人,后与第三支队一部攻打博山城。
不久,张敬焘等带着一批党员和民先队员编入第三、四支队,在抗日的战场上,他们奋勇杀敌,为人民作出了贡献。淄博市博物馆收藏的这把历经岁月的锡酒壶,就是张敬焘等同志在博山组织抗日武装时的生活用具。
人民公仆,奉献到底
解放战争期间,张敬焘任职于淄博、泰安地区。他积极组织恢复生产经营,发展文化教育事业,重视培养干部和干部队伍的建设,同时抓土改、抓生产,切实改善了群众的生活,提高了干部素质,密切了党和军队同人民群众之间的关系。
1960 年10 月,张敬焘调任青岛市委第一书记,由于工作出色,他深得人民爱戴。他切实开展生产救灾运动,稳定了社会秩序,领导青岛人民度过三年严重困难时期,推进了生产救灾运动的开展。他经常到基层搞调查研究,解决实际问题,曾在纺织企业国棉一厂以工人的身份搞调研,经过一个月的踏实做工,调研结束离开工厂后,工人们才知道那位和蔼可亲的师傅竟然是市委书记。他十分重视民生,改造了西镇西广场棚户区,也就是后来的幸福楼,开启了青岛市棚户区改造的先河……
1979 年末,张敬焘当选为山东省副省长,1983 年退休,先后被聘为省府顾问、特邀顾问,为山东的经济建设、党史工作及老龄事业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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