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健康新维度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张静 编辑顾佳贇

　　长三角、珠三角、辽中南三个城市群城市健康水平位列全国前三。

　　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础。城市的健康水平，直接影响市民群众的幸福感水平。

　　中共中央、国务院2016年印发实施的《“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提出，要把健康城市建设作为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抓手，保障与健康相关的公共设施用地需求，完善相关公共设施体系、布局和标准，把健康融入城乡规划、建设、治理的全过程，促进城市与人民健康协调发展。

　　近年来，我国持续优化医疗卫生资源配置与健康服务供给，在健康城市建设方面取得积极进展，已逐步构建人人参与、共同受益的城市公共健康服务模式。

　　评价城市健康水平的维度也在不断拓展。

　　近期，“中国新型城镇化理论·政策·实践论坛2024”城市健康专题论坛（以下简称“论坛”）在清华大学举办。论坛发布了《清华城市健康指数2024》，通过健康服务、健康产业、健康行为、健康设施、健康环境、健康效用等维度，评价中国城市的健康水平。该指数样本包含86个大城市和210个中小城市，最终评定出9个引领级城市和65个优质级城市。

　　中国医院协会副会长、国家卫生健康委规划发展与信息化司原司长毛群安在论坛上提出，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握健康中国建设的关键问题。健康城市建设要以全面社会健康管理为目标，其评价指标要具有建议性、导向性、灵活性，通过科学评估的形式，着重关注慢性病、精神疾病的预防和管理等方面。

　　这是清华大学跟踪评价城市健康指数的第五年。“除政府评估外，‘清华城市健康指数’作为第三方评估工作的研究成果，为健康城市建设提供了有效抓手。”毛群安说。

　　东部引领

　　健康城市是指从城市规划、建设到管理各个方面都以人的健康为中心，以保障广大市民健康生活和健康工作为重点，由健康人群、健康环境和健康社会构成的有机整体。

　　1994年，以北京和上海作为首批试点城市，我国开始了健康城市建设的探索。1995年，海南省海口市、重庆市等加入试点行列。之后，辽宁省大连市、江苏省苏州市等纷纷提出开展健康城市建设。我国健康城市建设逐步铺开。

　　2016年全国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全面启动健康城市建设工作，公布了首批38个健康城市试点名单。2022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十四五”国民健康规划》，要求总结推广健康城市试点有效经验，打造一批健康城市样板，创造健康支持性环境。

　　《清华城市健康指数2024》结果显示，全国城市健康水平与上一年度结果相比略有上升，东部城市健康水平持续引领全国。长三角、珠三角、辽中南三个城市群城市健康水平位列全国前三。城市间健康产业发展差异较大，北京、上海、深圳、杭州等城市优势显著；健康环境呈现“南优北低”；健康效用呈现“东高西低”的区域分布格局。

　　清华城市健康指数分值越高，代表城市健康水平越好。依据城市健康指数分值结果，城市健康水平级别由高到低依次为：引领级城市、优质级城市、平均级城市、发展级城市和追赶级城市。大城市组中，北京、上海、杭州、南京、深圳健康水平保持领先。与指数2023结果相比，京沪互换位置，北京重返第一。珠海、广州重返引领级，青岛新晋引领级。青岛、沈阳、长沙健康水平进步明显。从引领级城市来看，医疗卫生经费保障、健康产业优势、健康支撑设施等指标优势较为突出。

　　清华大学中国新型城镇化研究院高级研究专员李栋向《瞭望东方周刊》介绍，回顾过去五年指数研究成果，全国城市健康水平均值从2020年的60.11提升至63.09，整体水平明显提升。引领级城市数量从1个增多至9个，而追赶级城市数量则从86个显著减少至10个。排名靠前和靠后的城市健康水平均有明显提升。

　　分区来看，中西部城市健康水平明显改善。中西部的追赶级城市数量从77个显著减少至10个。这些城市健康水平提升主要体现在健康服务、健康行为和健康效用维度。

　　“其中，成都的表现较为亮眼。”李栋称，“今年我们课题组还首次在成都开展融入健康效用的环境健康价值核算。”此外，成都在健康服务、健康产业、健康行为、健康设施方面的表现，较去年均有提升。如城市人均医疗保健消费额，成都同比去年增长215.61%；城市人均运动用品消费额，成都同比去年增长197.83%。

　　健康投入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高度重视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逐步完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分级诊疗、县域医共体建设等相关政策措施，通过合理配置城市健康资源，重塑区域内公共医疗服务供给机制，促进医疗服务体系和公共卫生体系协同发展。

　　中国人民大学健康中国研究院教授、卫生政策研究与评价中心主任王俊表示，合理配置公共健康资源是健康城市建设的重要方面。

　　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临床医学院院长董家鸿在论坛上提出，医疗卫生系统应该由过去的以治病为中心向以健康为中心转变，这也是我国深化医疗改革重要且迫切的任务。

　　董家鸿说，健康中国的关键在于“强基层”。应该通过基层为居民提供从预防、治疗、康复、慢病管理、高龄照护甚至临终关怀的全周期健康医疗服务，而大医院仅仅是治疗健康过程中的重病和急症。

　　除了增加医疗资源外，强化公共体育设施建设、加大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开放力度、推进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等，成为许多地方建设健康城市的发力点。

　　在论坛上，新疆克拉玛依市卫生健康委主任朱华介绍，近年来，克拉玛依全市共有社区健身中心67个，所有小区全部建成健康设施，全市共有体育场地1787个，场地面积总共275.9万平方米，人均场地面积高于新疆其他城市。“外地市民周末甚至会坐着火车，背着网球拍来克拉玛依运动。”朱华说。

　　健康产业也逐渐成为诸多城市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支点。

　　在中小城市组，湖州位居榜首。论坛上，湖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沈昕耀介绍，近年来，湖州将健康产业纳入湖州四大重点主导产业之一，推动健康产业与医疗文旅、养生、中医药、体育等融合发展，形成了大健康全链条的产业发展格局，健康产业年增加值超过200亿元。

　　《清华城市健康指数2024》数据显示，从产业角度观察，京沪深杭蓉等城市在健康领域的市场主体、注册资本规模、产业聚集度较高；而从环境角度观察，南方地区明显优于北方，这主要是由于空气质量造成的差异，北方的空气质量整体仍低于南方。

　　福建南平，正依托武夷山国家公园景区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和自然禀赋书写着“康养文章”。

　　“绿色是南平的底色。武夷山国家公园景区内，空气中的负氧离子含量每立方米最高达到13.8万个。南平水资源丰富，人均水资源达到8900立方米，是全国平均水平的三倍，全域水质达标率百分百，主要流域都达到一类水标准。”据南平市卫生健康委副主任林涵介绍，近年来，南平建成武夷山兴田康养小镇，未来的目标是打造“中国第一森林康养小镇”。

　　“我们提出‘好山水、好空气、好食材、好睡眠’的口号。康养小镇目标定位这几类人群：老年人、亚健康人群、旅居或休养式度假人群等。”林涵说，“我们想在未来几年内，把兴田康养小镇打造成南平健康产业的拳头产品。”

　　健康文化

　　“在今年的研究中，我们惊喜地发现，部分西部城市在打造运动城市品牌方面卓有成效。”李栋说。

　　研究数据显示，西部城市在促进运动方面表现亮眼，平均户外人均运动时长53.07分钟/人，高于全国平均水平50.29分钟/人。特别是西藏拉萨、林芝和甘肃酒泉等地，运动时长、运动消费、运动设施等指标增长迅速。“这些地市通过举办特色户外赛事、加强设施建设、推广全民健身与文旅运动深度融合、推动体育精准扶贫等方式，形成特色化的城市健康发展路径。”李栋分析说。

　　在成都，运动有超过100种“可能”。100公里环城绿道是骑游爱好者的天堂，足球、羽毛球、乒乓球、游泳场馆遍布全市，飞盘、街舞、滑板、小轮车等时尚运动方兴未艾。

　　2024年“五一”假期，2024年汤姆斯杯、尤伯杯羽毛球团体锦标赛在高新体育中心举办，吸引超过7.5万人次现场观赛。据成都市羽毛球协会统计，在成都，拥有4片或以上羽毛球场地的球馆超过257家，室外羽毛球场地440余个，长期进行羽毛球锻炼的人超过50万。

　　丰富的体育场地设施供给，为全民健身赛事活动的举办提供了广阔空间，在场馆、在绿道、在广场、在社区运动角，各级各类全民健身赛事活动不断举办。据统计，近年成都市年均开展全民健身活动5000余场，公共体育场馆免费或低收费接待超500万人次，截至2023年底，全市体育人口达970万。2024年5月，根据成都市体育局在全市23个区（市）县范围内开展的国民体质监测工作，全市总体体质达标率比例为94.88%。成都人体质达标率连续多年上升。

　　除了硬件设施，不少城市还在城市健康“软件”上下功夫，营造全民健康文化氛围。

　　比如，浙江省湖州市积极探索新时代全民动员，成立健康志愿者协会，在全市推进网格化健康管理，设立健康湖州大讲堂，引导单位和企业建设健康管理中心，大力倡导“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理念。如今，湖州居民健康素养水平浙江省第一，主要健康指标达到高收入国家水平。

　　在湖州，长兴县林城镇向阳村建立了浙江省首家“健康银行”。通过健康行为累积积分，可以兑换“奖品”，这些创新做法让居民的健康管理主动性大大提升。

　　心理健康

　　伴随着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当代人的生活节奏也被按下了快进键。在此背景下，清华大学全球产业研究院院长彭凯平提醒，心理健康问题成为影响社会发展和稳定的关键因素，特别是青少年面临更大的心理压力。因此，心理健康建设在健康城市建设中发挥着关键作用。

　　彭凯平认为，城市心理健康建设应综合考虑基础设施的可达性、疾病发病率、居民工作与生活的平衡，以及城市特有的积极心理模式。

　　从2018年开始，心理健康被纳入健康城市相关评估工作中。

　　“眼下，建立一套科学的城市心理健康指标体系显得尤为重要。”彭凯平建议，除了排在第一位的社会心理服务指标，这套指标体系中还应纳入抑郁症和焦虑症的发病率、工作和生活的平衡度、城市居住环境的舒适度、社会支持网络的强度、心理健康知识的普及度和居民的主观幸福感。

　　了解抑郁症和焦虑症的发病率，能够帮助城市决策者更好规划公共心理健康服务。良好的居住环境，如较大的绿地比例、良好的空气质量、安静的生活空间等，能显著改善居民的情绪状态，提高心理健康水平。

　　“尤其是，城市心理健康要关注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包括生活质量、收入满意度、社会关系、个人目标实现状况等方面。要倡导运用科学方法来提升居民的幸福感，有效应对心理健康问题。”彭凯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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