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了的“宝文堂书店”

　　如果问国内的金庸迷，你们最先看到成规模成体系的金庸先生作品大系，是哪个出版社出的？相信第一批“金庸迷”们会不约而同地说出“宝文堂书店”的名字，那是20世纪80年代，我们这批人都还在读大学。

　　在中国还没有成为《保护文学和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简称《伯尔尼公约》）的成员国时，宝文堂书店出的金庸作品，跟金庸先生是怎样一种合作关系，我们不得而知。但是让国内的人能够读到《笑傲江湖》《鹿鼎记》《神雕侠侣》《倚天屠龙记》，确实是一件快意人生的美事！而成就此等大事的，却是一间称不上“大”的出版社——宝文堂书店。

　　“宝文堂书店”不是书店吗，怎么还有出版资质？今天咱们就来聊聊这家曾经一度是国内出版界一个很响亮品牌的“老字号”。

　　“宝文堂”最初是由一家以经营账簿为主的小字号发展壮大成为一家书店的。中国旧时的“书店”，实际上是集出版、发行、销售为一身，即是今天“出版社”和“书店”的统一体，创立于清道光年间，是我国历史最悠久的书店之一。“宝文堂”的牌匾，是曾官至工部尚书的贺慈寿所书，此匾一直挂到1954年“公私合营”后才取下来。

　　宝文堂的原址在崇文门外东打磨厂街东口路南，最初时是一个印刷贩卖各种账本的账簿专卖铺面。在清同治四年改成印刷和经营图书的宝文堂书铺。主要编辑出版当时城乡老百姓喜闻乐见的通俗读物和历史书。

　　宝文堂开始创办时由于印制的账簿质量上乘而价钱又便宜，顾客很多，一段时间的生意相当的好。但宝文堂卖出的账簿不是收现款，都是先赊账后，再到每逢过节时候清账。最初几年宝文堂到期就能收回款项，但是到了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经济不断衰落，物价不稳。宝文堂卖出去的账簿，钱收不回来，连年亏损。最后负债太多，无法经营，在清同治四年，将铺子卖给了广西人刘永和。

　　刘永和接手后，依然用“宝文堂”字号，但是调整了经营策略，扩大了经营范围，改为编辑、出版、发行各种通俗图书的业务，目标读者定为“有初小水平”的人群，乃至是“农村读者”。

　　最初宝文堂书铺的办公环境很简陋，编辑、印刷、装订、出版、发行就是三四个人干。由于他们出版的书籍品种不涉及什么高深的学问，所以干起活来也就没有明显的编辑、印刷、装订、出版和发行的界限，所有人几乎都是全活，哪里需要人手，哪里就有人补漏洞。他们的运营模式是传统的“前店后厂”型。前店售书，后边是木版印刷和装订，楼上就是编辑、排版和校对，真可谓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宝文堂最初主要印刷刻本，如《绣荷包》《黑驴告状》等小唱本，并批发给小贩在北京各庙会、集市出售，其影响力甚至远至河北、热河等地。发行渠道打开之后，从降低运营成本角度考虑，宝文堂又相继策划出了很多通俗读物，这些读物故事性强，篇幅短小，售价低廉，多者百页，少者只有十几页。像明末小说家冯梦龙所编写的《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和《喻世明言》，俗称“三言”，是明末清初以来，我国各阶层群众最喜欢读的小说集。宝文堂将“三言”中每个故事出一本小书，使读者读着方便，定价低廉，一般读者有能力购买。

　　民国成立后，政府废除了清王朝皇权专制统治政策，对人民思想的禁锢在一定程度上有些放宽，新闻、出版事业乘机得到发展。此时的掌柜已换上了刘小亭，二掌柜崔兴炎。他们根据形势的发展需要，编辑、出版了《姜太公钓鱼》《武王伐纣》《汉高祖斩蛇起义》《桃园三结义》《三英战吕布》《火烧战船》《薛仁贵征东》《薛丁山征西》《狸猫换太子》《五鼠闹东京》《包文正出世》《常遇春大闹武科场》《取金陵》等大量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古代历史故事图书。

　　在民国初年，宝文堂出的最叫座的“拳头产品”就是“历书”，俗称“皇历”，又叫“黄历”。火到什么程度？就像20世纪80年代的“美女挂历”一样，一上市就被抢购一空。这是“宝文堂”最赚钱的业务。民国时期，《历书》是由天文台编纂，宝文堂从天文台取得编好的版样后印制发行。这种《历书》在当时发行量极大，因为在每年农历十二月，不论城市还是农村，每家每户都一定要预购一本次年的《历书》。买《历书》可以说是人们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旧时的《历书》长25厘米，宽15厘米，书中不仅记载着年、月、日、时及春、夏、秋、冬二十四节气，还印着求卜算命等宣扬封建迷信的东西，因而当时的人们将它当作行动的指南。宝文堂的《历书》大量地运至河北、山西、河南、山东、察哈尔（河北省一部分）、热河（承德市）等地贩卖，销路很广。当时的运输并不像今天这么发达，其门市零售有限，主要是通过小商小贩走街串巷，下到城郊农村去销售，可见宝文堂的影响力有多大。

　　1929年以后，宝文堂出版的木版书受到上海以“铅印”“石印”等新技术印制出版图书的冲击，营业受损，不单是在城市，就连在农村的市场也受到了较大的打击。

　　为扭转局面，宝文堂的经营者们连忙也积极购置铅印设备、扩大厂房、改善条件、学习先进的技术。特别是“九一八”事变后，又编辑、出版了不少抗日文艺小丛书，并联合各地说唱艺人随说、随唱、随卖，很受广大农民群众的欢迎。

　　据说，他们还根据实际情况，灵活掌握，在某些贫困地区采取用鸡蛋换书的形式，人们戏称之为“鸡蛋书”，既扩大了发行，又满足了需要，同时也为宝文堂做了广告，实为高明之举。说唱读物出版周期短、供应灵活及时，故而发行量大、地区范围广。当时以河北、河南、山东、山西、甘肃、内蒙古和东北各地农村的发行量最多、最广。此时的宝文堂在各地农村的发行点就已达500多处。与此同时，他们根据农村学堂的需要，还印行了一些启蒙课本，如《百家姓》《三字经》《千字文》《弟子规》等，这些发行较为稳定的“教科书”，也是宝文堂的“稳定因素”之一。

　　在编辑、出版历史故事小册子图书的同时，宝文堂也编辑、出版了一批反映新人新事的小册子，像《新劝人方》《抗日十字箴言》《大战喜峰口》《九·一八事变》《二十九军大刀杀鬼子》等，这些通俗读物为读者指明了前进方向，唤起人们赶快团结起来，保家救国。

　　“七七事变”之前，华北各地连年战乱灾荒，宝文堂赊销到各地的图书，大部分收不回钱款，以致资金周转不灵，无法偿还所欠债务，最后不得不将书铺的所有权归债主所有。

　　书铺再度易主，宝文堂书铺改名为“宝文堂同记书局”。但是，宝文堂虽然易主，可新主人鲁斌儒对经营书铺是外行，委托刘善政代为经营。刘便成了该店的第三代经理人。他原是京汉铁路局印刷厂的工人，对印刷、发行等方面了解颇多，本来大有其用武之地，可惜的是他刚接任不久，北平就沦陷了。抗战期间，宝文堂的业务当然也受到很大影响，渐渐难以为继。因为宝文堂出版过抗日救亡的小册子，日本宪兵曾到宝文堂搜查，但是，宝文堂事先早有准备，他们什么也没搜着。他们将掌柜刘善政带到日本宪兵队审问，因为没有什么证据，最后也没审出结果。宝文堂在外边又走关系又托人，才将刘善政救出来。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宝文堂的第四代经理人刘玉铮才得到了发挥全部才干的天地。该店在经营方式上也采取了颇具特色的新措施，推出不少新文艺作品，以适应时代的需要，仍然积极面向农村，面向人民大众。

　　1953年，宝文堂向政府申请“公私合营”。1954年，宝文堂被批准与中央一级的“通俗读物出版社”合营。1956年全行业合营时，宝文堂的编辑出版部并入“通俗读物出版”；门市、发行部并入“新华书店”；印刷部扩大为印刷厂，继续为通俗读物出版社服务。1958年通俗读物出版社取消，印刷厂一分为二：一部分并入文化部印刷厂；一部分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改为“排版所”。这样合并以后，宝文堂作为中国戏剧出版社的一个附属出版机构，仍保留原字号（名称）。

　　“文革”之后，经国家出版局批准，“宝文堂”的字号又重新恢复，继续出版通俗文艺读物，并从此一发而不可收。在保持自己传统特色的基础上，大力弘扬民族文化，出版成果斐然。

　　1980年，宝文堂在东四八条胡同恢复了营业，并依然以普及文化历史知识为主旨，又大量出版了《施公案》《小五义》等通俗小说，远销海内外各地。另外，著名武侠小说作家金庸先生的作品也曾在宝文堂出版。宝文堂后来曾作为中国戏剧出版社的副牌，在1991年时被取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