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公司总想上市，但创投其实还有其他退出路径

　　记者／邢梦妮编辑／陈锐美编／车玲玲

　　在全球地缘政治局势紧张的当下，海外资本开始重新审视中国市场的游戏规则。2025年，英国早期风险投资机构SFC Capital CEO StephenPage首次拜访上海，他有一个新计划：开设中国办公室。

　　Page早年在会计行业工作，后来投身软件开发行业，在接连成功卖掉几家创业公司后，他开始涉猎早期投资。2012年，Page创立了SFC Capital，美国金融数据机构PitchBook将其评为英国地区最活跃的风险投资公司，全球排名第20位。

　　得益于政府推行的政策，英国的风险投资享有很多税收支持，资本也因此更有耐心。2012年，英国政府推出了“种子企业投资计划”（SeedEnterprise Investment Scheme，SEIS），投资者如果投资初创公司，资本所得税可减免50%，若连续3年参与该项目，资本收益完全免税。SEIS的前身是19 94年的“企业投资计划”（Enter pr iseInvestment Scheme，EIS）。SFC Capital正是围绕这两项政策做投资，它也是伦敦市长基金及英国商业银行的官方合作伙伴。

　　但在中国，故事必须从头讲起。近年，中国出台了多项鼓励科创投资的政策，但创业者对从哪里拿钱、退出路径、怎么跟资本打交道，全都缺乏认知。SFC Capital遇到的中国创业者，十之八九将创业的尽头定义为“上市”—一个极小概率的奇迹。同时，他们也看到很多中国初创公司会把英国作为全球化据点，而中国大公司会在英国或欧洲做战略投资，寻找能填充业务产业上下游的技术公司，比如立讯精密旗下的港股上市公司汇聚科技就投资了SFC Capital持股的初创技术公司Valkyrie Industries。

　　现在，SFC Capital计划进一步靠近中国，与本地机构成立合资基金，就像在英国一样，和高校、产业园区建立联系，发掘早期项目，建立一个完整的生态。

　　中国如今的互联网行业格局被广泛认为是由过去近20年的风险投资参与塑造，但Page认为，风投这件事在中国仍然很“新”。

　　Yi SFC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关注中国市场的？为什么选择在上海设立中国总部办公室？

　　P SFC Capital是2012年成立的，2014年、2015年慢慢有了一些进展，我们就想到其他国家看看机会。2017年，张昕宇加入了我们团队—他是上海人，在英国读了大学，协助我们开展业务。又过了几年，我们在中国慢慢建立了一些人脉。2019年10月，我们受中关村论坛邀请到北京参加了科技圆桌，和中关村发展集团聊得很投缘，但因为疫情的原因，合作没能继续。我们一直在研究中国市场中哪座城市最适合我们—昕宇的家在上海，他对这地方很有感情，而且，这座城市跟伦敦挺像的，像金丝雀码头和伦敦城的结合体，金融氛围浓厚，金融科技领域的机会很多。在黄浦区经纬（中恒）集团的支持下，我们决定在上海建立中国总部。

　　Yi SFC在英国主营SEIS和EIS的相关产品，这意味着你们的被投公司基本都符合免税政策。

　　但在中国情况是不同的。如果要和其他中国的种子基金竞争，你认为你们会有什么优势？

　　P我们和伦敦市长基金以及英国商业银行有紧密合作。他们为早期创业公司提供资金支持。老实说，我觉得SEIS是世界上最好的模式之一。我们从富裕阶层人士那里募资，成立基金，再把这些钱投给初创公司。这是一个循环经济。这些初创公司雇用员工、缴纳税款、支付增值税、购买产品—整个资金链就在市场中流动。富裕人士可以从税务部门拿回他们投资金额的一半。很多人每年给我们投资10万、20万英镑，而其中一半的钱会回到他们的口袋里，也不必为资本增值纳税，他们对此非常满意，还找到了支持创业生态的价值感。

　　中国还没有这样的体系，在中国，投资更依赖政府扶持，而英国这边的私人资本更活跃。不过我们认为，这几年中国的政策已经有些倾斜了。

　　建立优势的关键是你得提供真正的价值。我们在早期投资方面经验丰富，已经投资了600多家公司，熟悉怎么扶持企业从零开始。再加上我们在英国有大学资源，比如牛津、剑桥、帝国理工等，每年能接触到大量优秀的科研项目和创业团队。我们希望利用这些资源搭建中英创业生态的桥梁，毕竟我们已经花了7年研究中国市场，团队里也有中国成员。

　　Yi你们现在有任何确定的计划吗？

　　P先搭桥，把欧洲的创业公司带到中国，也帮中国创业公司走向欧洲。我们正在筹备把一家叫Novai的生物技术公司带过来，他们设计生产视网膜生物标志物，可以用来检测眼部疾病。再往后，我们可能会在中国设立人民币基金，但今年不会，估计得再等一两年，看市场情况。我们曾经收到过一些来自中国的投资，得到了不错的回报。还是中国人更懂中国市场，所以我们不会照搬国外经验，现在最重要的是建立人脉、理解市场。我们倾向于先以外资基金的形式进入市场，与本地投资机构合作。

　　Yi对于早期风险投资机构和创业孵化器来说，怎么退出是个问题。在中国，你们预期退出机制会和英国的情况有所不同吗？

　　P一般（退出）需要7到10年，不会更短。我们每年在英国至少会投资100家初创公司，因为我们清楚，大约10家里才会有1家真正成功，但这是早期投资的规律，所以需要广撒网。

　　我们已经成功退出了约20次。创投领域最常见的退出方式其实是在私募股权二级市场做股权交易。这套做法在英国正变得越来越常见。这类投资者往往是中后期VC或家族办公室，他们不仅注资，还会收购现有股东的部分股份。上市需要很长时间，而被另一家公司以合适的价格收购也不容易，因此，我觉得在私募股权二级市场交易是退出的最优解。这种模式也可能在中国市场逐步形成。

　　Yi你刚刚谈到要带中国公司“出海”，做中英之间的桥梁。你觉得对他们来说，英国的吸引力是什么？对英国公司来说，来中国又有什么好处？

　　P英国在创业生态方面的表现实际介于欧盟和美国之间，但并没有完全依附于某一方。英国背靠欧洲，而且每年有60万家新创公司，比整个西欧的许多国家加起来还要多。英国还拥有全球顶尖大学—牛津、剑桥、伦敦大学学院（UCL）、帝国理工、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等，能为创业生态提供支持。虽然大部分院校都在伦敦，但伦敦本身就是极具活力的创业中心，影响力远超欧洲其他城市。我觉得英国在全球金融科技领域排名第一。

　　至于为什么到中国来，中国的人口是英国的20倍，我实在想不出有什么不关注中国市场的理由。中国很发达，来到这里就像是提前进入了未来世界。如果你去欧洲，再回头看中国，你会发现中国在很多方面领先10年，比如交通工具、基础设施、商业运作方式等。5年前我去深圳的时候，真的被震撼到了。

　　我每年都会在斯里兰卡住几个月，那里的变化非常大，很多基础设施都是中国投资建设的。这也说明中国不仅仅是一个内循环市场，它在全球都有很强的影响力。对我们来说，全球市场是一个紧密相连的整体，我们希望未来不仅能在中国投资，也能借助中国的影响力拓展其他新兴市场。我们想搭建一座连接中国和欧洲的桥梁，实现双向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