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方禹同志百年诞辰

　　■ 陆寿钧

　　做电影这行， 最容易出名的是明星，哪怕只在一部热映的影片中成功地塑造了一个主角，哪怕不像话剧演员那样，能与观众直接交流，也会让几代观众记一辈子。其次是导演，但也要连续执导出好几部名片后，才会出名。其他的主创人员，包括编写一剧之本的编剧，乃至曾掌握过影片生死大权的关键领导，难有几位能让观众认知的。观众买票看电影，他们只看到眼前所看到的，没有义务也不太可能去一一顾及幕后的那么多因素。

　　不过，掌握影片生死大权的关键领导和影响影片质量的主创人员，不会因为出不了名而敷衍塞责，而有良知的从业者，也会心怀感恩，不会把功劳都归为己有。由于种种原因，我们对那些虽不为观众所知却又为中国电影作出过重大贡献者的回顾、总结和纪念还有所欠缺。方禹同志就是其中的一位，今年是他百年诞辰，我能见到的关于他的介绍文字少之又少，只找到《上海市志文学·艺术分志 电影卷（1978—2010）》中的一小段文字：“石方禹（19 2 5— 20 0 9）原名石美浩，福建人，生于印尼爪哇三宝垄。1946年考入燕京大学新闻系，194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撰写了《沈崇访问记》，揭露美国兵强奸北大女学生的事件真相。1948年燕大毕业后任香港《文汇报》编辑，1949年后继续从事新闻工作，发表著名的政治抒情长诗《和平的最强音》等。1952年转入电影界，历任上海电影剧本创作所编剧，上海电影制片厂文学部主任、副厂长等职，创作电影剧本《天罗地网》、《小足球队》（与人合作）等，并写有电影理论评论文章。1982年调任文化部电影局局长，任职期间注重端正电影创作的指导思想，贯彻‘双百’方针，促进电影风格的多样化，为中国新时期电影事业的繁荣发展作出了贡献。1987年任中国电影家协会党组书记、副主席，获夏衍电影学会颁发的‘对电影文学作出贡献’的荣誉证书，后受聘于中共中央对外宣传领导小组所属五洲传播中心任艺术总监、上海国际文化影视公司艺术总监。”

　　这近四百字的“ 条目” ，言简意赅，但如果细细掰开来，他是值得后人阅读的一本“大书”。由于他当上领导后严格要求自己，不允许别人宣传他，更从不自我炒作，在离开这个世界时，还关照家属“丧事从简”，只愿悄然而去，所以在他生前的八十四年以及离世后的十六年中，留下的有关文字极少。但这些年来，我总认为，他值得大家多了解一些。

　　在我看来，说方禹同志“为中国新时期电影事业的繁荣发展作出了贡献”是不够的，他是作出了“突出贡献”的。实事求是地说，中国的这段电影史很难绕开他。

　　他在上影当文学副厂长兼文学部主任那几年，就是徐桑楚厂长、丁一书记的得力助手。上影一年要拍十几部电影，那些剧本都是他从选择题材到扶植上马，一手负责到底的。当时的剧本往往要“三保一”，几十上百个剧本他轮番审读，还要作出抉择，选出后又要一稿一稿地提意见，精心加以扶植，因而文学部送往厂艺委会讨论审定的剧本，大都能顺利通过、投入拍摄。那时的上影厂，不愁没有好剧本。老中青三代导演都喜欢到文学部来，挑选自己心仪的剧本，他们有了什么想法，或自己写成了剧本，也喜欢到文学部来，与编剧、编辑们一起商量。在这期间，上影投拍的《祖国啊！母亲》《青春》《大刀记》《东港谍影》《失去记忆的人》《特殊任务》《于无声处》《从奴隶到将军》《傲蕾·一兰》《她俩和他俩》《曙光》《苦恼人的笑》《啊！摇篮》《庐山恋》《珊瑚岛上的死光》《巴山夜雨》《等到满山红叶时》《天山传奇》《蓝色档案》《好事多磨》《白莲花》《陈毅市长》《七月流火》《喜盈门》《南昌起义》《小街》《楚天风云》《阿Q正传》《牧马人》《泉水叮咚》《城南旧事》等影片，既获得无数奖项又为观众喜闻乐见，其一剧之本，都是上影文学部提供的。

　　让我深为感动的是，特殊年代后期，慢慢开始恢复创作时，石方禹就以编剧的身份接受指派，与《年青的一代》的原作者陈耕一起改编剧本，重拍此片。而特殊年代一结束，他被提拔为领导，主管剧本相关工作，上影投产的众多剧本，他都投入了大量的心血，可他从不去占编剧的功劳。这是为当时在文学部工作的编剧、编辑们以及外来作者们所公认并口服心服的。

　　当时的上影文学部，在方禹同志的领导下，发挥了那么大的功能，取得了那么大的成绩，为全国各电影厂所颂扬和羡慕，与方禹同志平等待人、善于团结一切力量且讲究实效的为人为事不无关系。特殊年代后， 上影百废待举。方禹同志负责总领剧本相关工作后，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如何重建文学部。他对原海燕、天马两厂文学部愿意留下的人员，厂里从其他部门调来的人员，以及落实政策从社会上调来的人员照单全收。然后，将他们分成了南片、北片和上海本地三个编剧组，再加上接读外稿组，他不分亲疏，鼓励大家努力工作，在考察实效后再加以调整。

　　好剧本是要靠发动群众、有效的组稿网络和工作方法去获得的，当时的上影文学部，在方禹同志的领导下，既能发掘本厂剧本工作者和导演的潜力，又把组稿面覆盖到全国各地，组来的“有希望的稿子”再大家一起“加工”“打铁”，“希望”就容易变成“实果”。

　　人才也在实践中不断涌现。不但原海燕、天马两厂的老中青三代编剧都有佳作，就是新进文学部的斯民三、徐银华、胡慧英三位年轻人，也都不断写出好作品。徐银华原是海燕厂置景车间的青工，在特殊年代后期被调入文学部处理群众来稿，之后，他独自写出了剧本《小街》，被方禹同志和导演杨延晋一眼看中，经过精心扶植，成功拍成了在当时很有影响的影片。这种例子，在外来作者中更为多见，至今他们都会念念不忘地谈起方禹同志的热心培植。方禹同志的这一套“组合拳”，为新时期的上影文学部打下了良好坚实的基础，上影的又一个辉煌期便是在这个基础上重铸的。

　　当时的上影领导有个优良传统，与群众相处时，不喜欢称他们的职务，似乎一叫什么“长”，就感觉与群众产生了距离。从老厂长徐桑楚开始，他们的同辈人大多习惯地直呼其名，“桑楚”长、“桑楚”短地叫着，显得彼此亲切。石方禹也如此，在文学部内也少有人称他“厂长”“主任”，我们这些比他小一辈的中青年人，不好意思直呼其名，就加上了“同志”两字，“方禹同志”四字，就这样被叫开的。方禹同志喜欢打扑克，中午休息时，总要来我们编剧组打上一个小时的大怪路子，趁这段不分彼此的时刻，他同时也把文学部的情况摸得一清二楚。

　　1982年，方禹同志被调往北京，文学部的编剧、编辑们自发地为他开欢送会，彼此都依依不舍，其场面我如今仍历历在目。在北京，方禹同志先任文化部电影局局长，后又任中国电影家协会党组书记、副主席。那段时间，既是中国新时期电影的一个辉煌期，又是经历过一些风波的时期。作为那时中国电影界的主要领导，面对机遇时，他全力支持，助推中国电影重铸辉煌，而在面对风浪时，又能经受得住严峻考验。我等只在上海工作的普通电影文学工作者虽不能所见其详，也会略有所感，并有几件耳闻目睹的事让我至今难忘。

　　一是， 在方禹同志刚上任文化部电影局局长时，为了争夺一个剧本的投拍权，有两家电影厂把上影告到了文化部电影局。我恰是这个剧本的责任编辑，奉上影之命，作为被告方的代表，单枪匹马地前往北京“受审”。去之前，上影领导让我带一封亲笔信给方禹同志，实事求是地说明了此稿的来龙去脉。而当方禹同志看过此信后，他严肃地对我说，此事他得回避，别指望他有任何一点帮助，他已关照由别的领导来公正处理，让我秉承上影的实事求是态度就好。最终我就是凭“实事求是”打赢了这场“官司”。

　　二是， 方禹同志虽来自上影，本人又是编剧，却对上影拍出的影片要求特别严格，尤其在剧本上。有一次，他在讲话中，讲到有些影片题材虽好，却拍得平庸时，就举了上影厂的一部影片，并专门谈到了剧本的问题。此剧本恰好又是我任责任编辑。我虽感到剧本基础并未如他讲得那么差，问题可能出在新手导演上，但也只能接受教训，以后把剧本搞得更好些，在找导演的问题上，也要敢于提出自己的意见。可两位外请编剧却不服气，他们背着我把原剧本寄给方禹局长，还写了一封信，请他看过剧本后再作评判。方禹同志看过信后，一点也不生气，还接着认真地看了剧本，把此事处理得很好。后来，其中的一位编剧调往北京的一家电影报社任主编，与方禹同志也成了忘年交。这两位编剧后来又写成了几部好剧本，找对了导演，拍出了好片子。作为电影界的领导，一定要肚量大，严于亲者，暖于疏者，如以自己的亲疏划“圈子”，听不进不同意见，团结不了人才，是成不了大事的。

　　三是， 我发现方禹同志官当得越大，越是严格要求自己。他有事回上海出差，除了工作需要必须按规定接受相关接待外，总喜欢住到我们文学部接待外请作者的招待所来，在文学部的食堂内买饭票用餐，从不接受额外的宴请。我们文学部的办公处那时已搬到写作楼的二层，有一次，我从窗口听见楼下方禹同志在叫我，我便从窗口探出头去问他有什么事？他说他忘了带钱，问我是否方便借给他50元钱。我笑了，知道他烟瘾犯了要去买包烟，便掏钱从窗口投给他。次日，他到我办公室来还钱。我心中在想，这么一件小事，何必如此认真呢？但我不敢说。因为我记得，以前他在文学部当领导时，外请作者为了谢恩，在胜利完成剧本创作后送给他一瓶酒，结果遭到了他的批评。但我一直把这些“小事”记在心上。

　　四是， 方禹同志在大事上更是寸步不让。吴贻弓和文蓉大姐曾几次向我回忆过方禹同志是如何说服他们，让吴贻弓出任上海市电影局局长的。最后是方禹同志亲自上门来做文蓉大姐的工作，文蓉大姐恳切地对方禹同志说，贻弓好不容易拍成了几部好片子，在导演艺术上日趋成熟，还是让他再多拍几部好片子吧，上影愿当官的人还是有的，让他们去当吧。方禹同志却回答说，我们的党有自己的组织原则，愿当官的人不一定能当上，不愿当官的人组织上决定要让你当，谁都得服从，我不也是这样的吗？他把话说到这份上，不仅吴贻弓只得服从，文蓉大姐也无话可说了。我与几位老上影人曾议论过这个问题，我赞同这样的看法：吴贻弓不当官，他肯定还会多拍成几部好片子。但他更是一位能从大处着眼，为上海电影办成大事的人。能在任内把上海国际电影节办成，就是一件很了不起的大事，没有他的威望、魄力和超前思维，上海的这张“电影名片”，不可能如此超前刷新。他生前从内心所发出的“电影万岁”以及他离世时所写的“上海电影万岁”，足以证明他已把自己融入整个电影事业之中了，他的思想和精神得到了升华。这也足以证明，方禹同志当时代表组织所作出的挑选和坚持是正确的。

　　五是，我对有关方禹同志的“条目”中新增添的在他“任职期间注重端正电影创作的指导思想，贯彻‘双百’方针，促进电影风格的多样，为中国新时期电影事业的繁荣发展作出了贡献”这一小段评价感触颇多。他在上影当领导具体负责剧本工作时，就从源头上抓起，既要服务于观众的多元需求，考虑到电影厂的投入产出，又不无原则地去“惯着”观众和“票房”，在端正电影创作指导思想的基础上，促进电影风格的多样化，上影那几年所产出的那么多的优秀影片可以作证。他调往北京，承担起更大的责任时，对这些原则性问题更加注重。我听过他所作的几次报告，都是从“端正电影创作的指导思想”谈起的。这一时期，不但上影，而且全国的电影界都迎来了自己的辉煌期，方禹同志的“贡献”不可小觑。“林子”大了，“鸟儿”多了，难免有不和谐的“叫”声，对此，方禹同志除了承担责任外，仍以“端正电影创作的指导思想”出发，就事论事，从未对谁一棍子打死过。我有位朋友曾对我说过他亲眼所见方禹同志为此而受到有关方面严厉批评时的尴尬场景，让我心疼。

　　小到一部好电影的诞生，大到一个电影辉煌期的重铸，都不应只关注明星、导演等主创人员的功劳。在我看来，这也是我的切身体会，关键领导的决策往往起着关键作用，但他们常常只承担责任，特殊贡献未被足够重视。似乎因为他们是“领导”，理应如此。其实，重视了，宣扬了，也有了他们中间的“明星”，对我国电影事业的发展和繁荣更为有利。

　　我国又进入了一个新时代，对如何作好电影创作和如何领导好电影创作会有新的要求。时代的步伐如此之快速，面对的局面又越来越复杂，电影这一行当的领导谁都很难当好。他们直面的是如何与时俱进的问题。但以往的人与事不会因过去了而消失，还会影响着当下并期望着未来。从优秀的传统出发，不会对当下和未来无益。

　　鉴于以上两点，我虔诚地为方禹同志百年诞辰写下这篇纪念文章。无论能否发表，我都会写在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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