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品种测度国民幸福总值

　　选择品种这个指标作为国民幸福总值（GNH）的成分指标，可以非常好地解决这个矛盾。品种本身是客观指标，却可用来显示主观选择。

　　国民幸福总值（GNH）是社会关注热点，其测度上最大的困难在于，难以把握幸福的主观性与收入的客观性之间的关联。选择品种这个指标作为GNH的成分指标，可以非常好地解决这个矛盾。品种本身是客观指标，却可用来显示主观选择。

　　品种，代表选择。品种与幸福的联系在于，幸福取决于更多的选择；没有选择，就谈不上幸福。

　　品种与国民幸福的内在联系

　　1、品种测度是人类发展指数思路的推广

　　用品种测度幸福，与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HDI），学理渊源完全相同，体现的都是“以自由看待发展”的理念，但测度上有改进。

　　二者都源于阿玛蒂亚·森的能力理论。通俗理解就是“有钱不等于快乐”。能力理论“以自由看待发展”，认为，收入不等于幸福。要从测效用，转向测价值（偏好）。不光要测收入，还要测出同一收入（代表发展），可以用来实现多少种不同的偏好（beings and doings）（代表自由）。学理上，（选择）自由先于（功利主义）幸福。因此对自由的测度可蕴涵幸福的测度。

　　品种，正好是森说的能力的一种理论抽象，相当于他说的“能力集”（capability set，“‘能力集’包含可供选择的实际生活内容项组合的信息”）。不同于森之处在于，他说的能力，是选择具体目标的能力；品种则把能力，抽象为能力的数量（即一共有多少种可实现的能力）。把能力集，理解为品种的集合。以自由看待发展，在指标上可“变形”处理为，以品种看待GDP。通过测度同一GDP中包含多少种选择，观察人类获得自由的水平。

　　品种可以反映同一元钱对不同人的不同意义。表现出有钱与快乐之间的关系：同样收入条件下，人的选择越多，实现最贴近本义（满意）的选项的概率越大；人的选择越少，越远离人的本义的实现。例如，全国人民只能选蓝绿两种颜色的衣服，与可选二百种颜色的衣服，满意的概率有客观不同，幸福水平也不可同日而语。

　　2、与GDP有内在关联，却又独立于GDP

　　HDI三个具体指标期望寿命、识字率（入学率）、人均GDP，是森参与设计的。相比GDP，加入了社会因素。但测度效果与他的初衷比有相当距离。尤其是人均GDP，没有独立于收入，甚至不如基尼系数敏感。幸福测度由此走向另一极端，偏向主观的满意度测度。同各种经验性的满意测度比，品种测度相当于把满意的“意”（所要满足的意义）抽象为意义的数量（一个品种代表一个质上不同的意义），从而得出一个意义总量（经济范围内人类获得自由的总量）。

　　如果不求精确，在经济内部，大致可以这样理解：收入是数量与价格之积，幸福是品种与价格之积（选择的总价值量）。总福利含义，从数量与价格之积，变为再乘以品种。GDP与幸福之间存在一目了然的内生关系：同一个GDP，由2万种商品构成，还是2亿种商品构成，对GDP本身来看，没有任何区别（因为设N=1，所有产品同质，数量与价格之积不变），但对人要满足的意义来说，完全不同。每个人认同的意义不同，体现在商品上，表现为选择不同质的产品。价格不变条件下，由较多品种、较少数量构成的等量的总福利，比较少品种、较大数量构成的等量的总福利，将意味着更高的幸福值。

　　这也符合经验上由托夫勒总结的人类经济发展，由单一品种大规模生产转向小批量多品种生产的生产趋势；同时符合人类从同质化的物质需求满足，日益向异质化的文化需求满足发展的消费趋势。这个过程，就是人类从较不自由向更加自由转变的过程，是幸福提升的客观基础，与人类发展指数的取向是一致的。可以认为，HDI是品种测度的特例，它相当于品种测度中，同等收入水平下，可以选择的不同的寿命水平、知识水平这类具体的品种大类。而森的本义，是选择越多越好。HDI只取寿命、知识指标等，是受统计指标限制。

　　品种测度的可行性

　　迪克西特与斯蒂格里茨1977年提出的D-S模型，在经济学中第一次实现了品种与收入、均衡关系的内生化。由此解决了在均衡水平上计量品种的技术性难题。

　　均衡条件下，品种不可以通过主观意愿增减。不像满意度那样容易造假或出现样本偏离。因此比满意测度更为客观。原因在于，统计测度的品种，一定是供求平衡，市场结清后的品种，是客观的。人为从供给方增加品种，提供虚假的选择多样性，会受到市场惩罚。同时，供给受生产方式的制约。小批量多品种的生产方式，一定是发展方式转变的结果。一般规律是，在规模经济条件下，品种多样化会提高生产成本（迪克西特、斯蒂格里茨，1977）；在范围经济条件下，品种多样化会降低生产成本（潘泽，1982）。

　　从需求方看，人们会为差异化产品更多付钱，因为差异化会带来更高的幸福感。但这要受到收入条件的限制。经验规律是，人均收入3000美元-5000美元以上，或总收入中可自由支配收入占到60%之上，是多样化需求开始跃过同质化需求的临界点（这两种需求对应张伯仑的双需求曲线，多样化需求曲线即垄断竞争中为差异化支付溢价的那条需求曲线），特定情况下（如体验经济、成瘾性行为）甚至出现需求曲线向上。

　　联系均衡进行品种测度，有助于克服满意测度的根本局限。多数满意指标，都与均衡无关，与经济只有外在关系，不可能（在初次分配内）通过经济本身的调节作用，与幸福相互作用。实质问题是，幸福等于欲望减去满足。联系均衡，欲望就会受到供给（实质是为获得幸福肯不肯付出劳动）的制约。而不联系均衡，包括满意测度、主观幸福（SWB）测度，难以区分正常欲望（有支付和劳动付出保障）与贪欲（只索取不付出），会鼓励不正常攀比。

　　品种测度本身也有局限，它只在经济范围有效，不涉及“快乐水车”（hedonic treadmill）等联系于心理、社会因素的现象。如果要超出经济范围测度幸福，就需要有心理类指标（如满意测度、SWB测度）及社会类指标，进行全面分析。但品种测度结果，会为心理、社会测度中的超常欲望，提供一个正常欲望的“自然率”参照系。政策含义是一旦超出自然率，为提高国民幸福总值，就需要考虑采取文化手段（例如印度通过印度教降低欲望水平）、宏观经济手段（例如通过二次分配调节基尼系数）、社会手段（例如“等贵贱、均贫富”）进行调节。而品种测度的直接政策作用，是提供数量信号指示，通过市场手段，利用供求关系，使欲望与满足达到平衡，并在均衡中使幸福值上升（以自由看待发展）；通过微观机制，在一次分配中解决幸福问题；仅在市场失灵后，再求诸宏观和社会手段。

　　国民幸福总值的聚焦问题

　　选择品种这个指标，可以同时兼顾国民幸福总值指标选择上的四种聚焦的考虑：

　　——是不是经济指标：国民幸福具有经济和社会双重性，在经济指标外，附加社会指标，无疑是可操作的办法。但这意味GNH外生于经济。容易造成GNH与GDP的对立，排斥幸福的经济内生因素。而品种测度是经济自身指标，它与收入有内生联系。

　　——是不是事实判断：满意测度与SWB测度诉诸价值判断。品种测度只是事实判断，同HDI一样，客观参照性强。二者可以结合。

　　——是否是累积性指标：品种测度利于形成时间序列的累积值。而满意测度与SWB测度难以进行时间序列中的基值比较。

　　——可否从微观推导宏观：卡尼曼的日重现法，包括英国的方法，以快乐值推幸福值，暗含了微观宏观同构假设，是否准确高度依赖于样本代表性。品种测度虽也是微观测度，但可全面统计，直接得出宏观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