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后的贺自珍
- 来源:世纪人物
- 关键字:文革,贺自珍,政协委员,革命
- 发布时间:2011-05-20 12:39
贺自珍即是贺子珍，她的乳名叫“桂圆”，“贺自珍”这个名字是上学以后自己给自己取的学名，取“善自珍重”的意思。她同毛泽东结婚以后，曾经请他为自己另取个名字。毛泽东说：“不必了，自珍这个名字就很好。”后来，在中央苏区，贺子珍同古柏的爱人曾碧漪一起为前委保管文件，曾碧漪把“自珍”写成“子珍”，于是“子珍”这个名字被沿用下来。但她自己在签名时始终用的是“自珍”。毛泽东给她的书信，也称她“自珍”。因此，本文作者也称她为“贺自珍”。
1979年6月11日的《人民日报》上，刊登了一条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增补三名政协委员的消息，这三个人是：缪云台、王光美、贺自珍。在刊登这条消息的同时，还发表了一组有关他们的照片。简短的消息，不大的照片，却像一声惊雷，震撼着国内外人们的心。许多人奔走相告：贺自珍出来了！
1938年，贺自珍突然从革命的舞台上，从毛泽东的身边消失了，江青取代了她的位置。整整过去了40年，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她的名字又重新出现了……
1979年，才第一次踏上首都的土地当时，笔者作为《新时期》杂志的记者，在她与外界隔别多年之后，第一个访问了她。
我们初次见面在上海一家医院的病房里。从近处看，贺自珍虽然年近古稀，缠绵病榻，却仍然容貌端庄，风度不凡。清瘦的瓜子脸上，看不到多少老年斑，皮肤还像年轻人那么白净、光滑，几乎没有什么皱纹，眉毛又黑又浓又弯。唯有那一双秀目，写下她在人世间饱经的沧桑和苦楚。
开始的时候，她还不能冷静地回忆过去。当我把经过侧面采访，已经写好的一篇关于她的短稿读给她听的时候，她的情绪立即波动起来。也许是往日的酸甜苦辣一齐涌上心头，她的眼圈红了，眼眶里充满了泪水。她发现自己过于激动，就紧闭住嘴唇，竭力控制自己的感情，不让泪水流下来。这时，她的眼睛里表露出的是顽强甚至是倔强的神色。
1979年9月，党中央用专机把贺自珍从上海接到北京，使她在新中国成立30年以后，终于第一次踏上了首都的土地。贺自珍住进了三0一医院高干病房，我同她接触就多了起来。我发现，她的记忆力是很好的，她讲述的大部分事实，我都可以从党史中找到印证。
刚到北京的头几个月，她的情绪是愉快的。虽然参观毛主席纪念堂和人民大会堂里的毛主席的工作室，曾经引起她的伤感。她的身体状况也还比较好，她对未来充满了信心。我们之间除了谈她的过去以外，还经常谈谈现在。她向我提出了许多问题，从为什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到四个现代化怎样才能实现，她都关心，她都想知道。对我的回答，她有赞同的，也有不以为然的。虽然年龄、时代的差异，但并没有妨碍我们之间的交往。
她在病中一直很关心我写她的书出来了没有
1981年，贺自珍觉得还是在上海生活更加习惯些，于是又从北京回了上海。
1981年的11月，我请了一个月的假，专程去上海看望她。为了打通进入她病房的路，我给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的冯文彬打了个报告，说明我要收集贺自珍的生平事迹，希望给予方便。冯主任很快做了批示：在不影响贺自珍身体的情况下，请上海市委予以安排。我到上海时，她正患感冒。我们这一次见面，她比较兴奋，讲了很多的话，全身衣服都被汗水湿透了，这可把医生吓坏了。
1983年5月，我出差到上海，又去医院看望她。这时，她的身体和情绪仍都比较好。我得到了医院护士的大力支持，把她用轮椅推到华东医院的花园，并给她拍了几张彩色照片，我们还一起合影留念。在我返回北京前，到医院向她辞行，她拉着我的手，久久不肯放松，一再问：什么时候再来，我们什么时候再见面。她还问我：“你写的书出来没有？”
我明白，她指的是我说决心要把她的经历写成书的事情。我感到歉意，但不得不如实回答：“还没有。”
贺自珍沉默了，她显然在想什么，但没有说出来，只是喟然叹了一口气。这是我和贺自珍最后一次见面。
贺自珍想出版这本书的愿望，生前没能够实现，我感到很内疚，但这的确不是我的力量能够加以改变的。
在她不多的遗物中有一条毛泽东送给她的手绢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1984年4月26日早上的新闻节目中，播出了贺自珍逝世的消息，当天，北京很多报纸都刊载了新华社的这则电讯，并刊登了她的一张照片。照片上的贺自珍，白发苍苍，眉毛浓黑，面庞丰润，双面和嘴角含着笑意。我过去没有见过这张照片，但可以肯定这是她近年照的，只有在粉碎“四人帮”后，她才能拍出神情这样愉快的照片。
几天后，我来到了李敏的家。自从毛泽东去世以后，李敏就在她家的客厅里安放了毛泽东的巨幅遗像。如今，她又在另一个房间安放了贺自珍的巨幅遗像。这两位老人没能白头偕老，在女儿的心中，他们却是始终在一起的。李敏告诉我，妈妈去世后，留下了三个箱子，都带回北京了，想让我帮助她整理一下。我答应了。
李敏从一个黑色的手提包里，拿出一个小包，打开，是一串钥匙。她用钥匙打开了皮箱上的锁。她指着包钥匙的那块手绢说：“这就是我爸爸送给我妈妈的手绢。”
我接过来一看，这是一条米黄色的男用真丝手绢，四周有三条窄窄的蓝边，上面没有字。这是一块用过的旧手绢，但保存得很好。可以想象得到，这条手绢到了贺自珍的手里，她是怎样精心的爱护它，和它共同度过了多少日日夜夜。
箱子里有两条西式裙子，一条是深蓝色的仿毛料的，一条是黑色绸质的，又窄又小，腰围顶多有二尺。李敏说：“这是我妈在苏联时穿的，她在苏联的衣服，就剩下这两条裙子了。”可以看出，贺自珍当时是多么的纤瘦啊！三个箱子装的主要是日用衣物，里面还有一沓收支账单和各种发票。对于一个行政级别相当高的老干部来说，她的遗物是过于菲薄了。
李敏说，按照妈妈一贯的态度，她在住院期间，自己花钱买的彩色电视机、录音机，在她去世后，都捐给公家了，她的遗物中还有一些政治书籍、照片和书信。
书，都有她翻阅过的痕迹，有的还用红铅笔画上了杠。照片大都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她在福建、江西等地，同亲人们一起拍的。
在旧信中，有一封是李敏1962年5月21日写给她的，从这封信里可以知道，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与贺自珍之间，不仅有书信往来，而且毛泽东还非常关心贺自珍的身体，曾经为她寻医买药。
在贺自珍的遗物中，还有一沓写过字的台历纸。这些台历纸，记的事很杂，谁来谁往、身体状况、吃什么药、当天的国内外大事，以及报上公布的毛泽东的“最高指示”，都有记录。在1976年3月6日和7日的台历纸上，贺自珍用毛笔写下了这样几行字：欲上青天览（揽）明月，抽刀断水水更流。
举杯销（消）愁愁更愁，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忧（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感怀身世、忧国忧民之情，跃然纸上。看了她的遗物，我似乎对她的了解，又深了一层。
要璐瑶根据《风云人物》王行娟/文整理
……
1979年6月11日的《人民日报》上，刊登了一条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增补三名政协委员的消息，这三个人是：缪云台、王光美、贺自珍。在刊登这条消息的同时，还发表了一组有关他们的照片。简短的消息，不大的照片，却像一声惊雷，震撼着国内外人们的心。许多人奔走相告：贺自珍出来了！
1938年，贺自珍突然从革命的舞台上，从毛泽东的身边消失了，江青取代了她的位置。整整过去了40年，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她的名字又重新出现了……
1979年，才第一次踏上首都的土地当时，笔者作为《新时期》杂志的记者，在她与外界隔别多年之后，第一个访问了她。
我们初次见面在上海一家医院的病房里。从近处看，贺自珍虽然年近古稀，缠绵病榻，却仍然容貌端庄，风度不凡。清瘦的瓜子脸上，看不到多少老年斑，皮肤还像年轻人那么白净、光滑，几乎没有什么皱纹，眉毛又黑又浓又弯。唯有那一双秀目，写下她在人世间饱经的沧桑和苦楚。
开始的时候，她还不能冷静地回忆过去。当我把经过侧面采访，已经写好的一篇关于她的短稿读给她听的时候，她的情绪立即波动起来。也许是往日的酸甜苦辣一齐涌上心头，她的眼圈红了，眼眶里充满了泪水。她发现自己过于激动，就紧闭住嘴唇，竭力控制自己的感情，不让泪水流下来。这时，她的眼睛里表露出的是顽强甚至是倔强的神色。
1979年9月，党中央用专机把贺自珍从上海接到北京，使她在新中国成立30年以后，终于第一次踏上了首都的土地。贺自珍住进了三0一医院高干病房，我同她接触就多了起来。我发现，她的记忆力是很好的，她讲述的大部分事实，我都可以从党史中找到印证。
刚到北京的头几个月，她的情绪是愉快的。虽然参观毛主席纪念堂和人民大会堂里的毛主席的工作室，曾经引起她的伤感。她的身体状况也还比较好，她对未来充满了信心。我们之间除了谈她的过去以外，还经常谈谈现在。她向我提出了许多问题，从为什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到四个现代化怎样才能实现，她都关心，她都想知道。对我的回答，她有赞同的，也有不以为然的。虽然年龄、时代的差异，但并没有妨碍我们之间的交往。
她在病中一直很关心我写她的书出来了没有
1981年，贺自珍觉得还是在上海生活更加习惯些，于是又从北京回了上海。
1981年的11月，我请了一个月的假，专程去上海看望她。为了打通进入她病房的路，我给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的冯文彬打了个报告，说明我要收集贺自珍的生平事迹，希望给予方便。冯主任很快做了批示：在不影响贺自珍身体的情况下，请上海市委予以安排。我到上海时，她正患感冒。我们这一次见面，她比较兴奋，讲了很多的话，全身衣服都被汗水湿透了，这可把医生吓坏了。
1983年5月，我出差到上海，又去医院看望她。这时，她的身体和情绪仍都比较好。我得到了医院护士的大力支持，把她用轮椅推到华东医院的花园，并给她拍了几张彩色照片，我们还一起合影留念。在我返回北京前，到医院向她辞行，她拉着我的手，久久不肯放松，一再问：什么时候再来，我们什么时候再见面。她还问我：“你写的书出来没有？”
我明白，她指的是我说决心要把她的经历写成书的事情。我感到歉意，但不得不如实回答：“还没有。”
贺自珍沉默了，她显然在想什么，但没有说出来，只是喟然叹了一口气。这是我和贺自珍最后一次见面。
贺自珍想出版这本书的愿望，生前没能够实现，我感到很内疚，但这的确不是我的力量能够加以改变的。
在她不多的遗物中有一条毛泽东送给她的手绢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1984年4月26日早上的新闻节目中，播出了贺自珍逝世的消息，当天，北京很多报纸都刊载了新华社的这则电讯，并刊登了她的一张照片。照片上的贺自珍，白发苍苍，眉毛浓黑，面庞丰润，双面和嘴角含着笑意。我过去没有见过这张照片，但可以肯定这是她近年照的，只有在粉碎“四人帮”后，她才能拍出神情这样愉快的照片。
几天后，我来到了李敏的家。自从毛泽东去世以后，李敏就在她家的客厅里安放了毛泽东的巨幅遗像。如今，她又在另一个房间安放了贺自珍的巨幅遗像。这两位老人没能白头偕老，在女儿的心中，他们却是始终在一起的。李敏告诉我，妈妈去世后，留下了三个箱子，都带回北京了，想让我帮助她整理一下。我答应了。
李敏从一个黑色的手提包里，拿出一个小包，打开，是一串钥匙。她用钥匙打开了皮箱上的锁。她指着包钥匙的那块手绢说：“这就是我爸爸送给我妈妈的手绢。”
我接过来一看，这是一条米黄色的男用真丝手绢，四周有三条窄窄的蓝边，上面没有字。这是一块用过的旧手绢，但保存得很好。可以想象得到，这条手绢到了贺自珍的手里，她是怎样精心的爱护它，和它共同度过了多少日日夜夜。
箱子里有两条西式裙子，一条是深蓝色的仿毛料的，一条是黑色绸质的，又窄又小，腰围顶多有二尺。李敏说：“这是我妈在苏联时穿的，她在苏联的衣服，就剩下这两条裙子了。”可以看出，贺自珍当时是多么的纤瘦啊！三个箱子装的主要是日用衣物，里面还有一沓收支账单和各种发票。对于一个行政级别相当高的老干部来说，她的遗物是过于菲薄了。
李敏说，按照妈妈一贯的态度，她在住院期间，自己花钱买的彩色电视机、录音机，在她去世后，都捐给公家了，她的遗物中还有一些政治书籍、照片和书信。
书，都有她翻阅过的痕迹，有的还用红铅笔画上了杠。照片大都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她在福建、江西等地，同亲人们一起拍的。
在旧信中，有一封是李敏1962年5月21日写给她的，从这封信里可以知道，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与贺自珍之间，不仅有书信往来，而且毛泽东还非常关心贺自珍的身体，曾经为她寻医买药。
在贺自珍的遗物中，还有一沓写过字的台历纸。这些台历纸，记的事很杂，谁来谁往、身体状况、吃什么药、当天的国内外大事，以及报上公布的毛泽东的“最高指示”，都有记录。在1976年3月6日和7日的台历纸上，贺自珍用毛笔写下了这样几行字：欲上青天览（揽）明月，抽刀断水水更流。
举杯销（消）愁愁更愁，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忧（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感怀身世、忧国忧民之情，跃然纸上。看了她的遗物，我似乎对她的了解，又深了一层。
要璐瑶根据《风云人物》王行娟/文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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