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临时工”的梦想与现实
- 来源:21世纪商业评论
- 关键字:临时工,王宇,工厂
- 发布时间:2012-01-30 10:23
2012年1月初的一天，江苏无锡。晚上7点，22岁的操作工王宇走出工厂大门时，嘴里叼着一支烟，哼着迈克尔·杰克逊的歌曲，却无法掩盖一脸的茫然。
这个岁末，由于开工不足，这个工厂已有许多像王宇一样的青年工人，要么主动辞工，提前回家过年，要么被工厂辞退，被迫重找工作，开始新的迁徙。
虽然王宇还在上班，虽然他所在的工厂隶属于国内数一数二的家电企业，但他直言并不喜欢这份工作。“在枯燥的流水线上，我已经干了5年，换了4份工作。”王宇对本刊记者说，我喜欢音乐，喜欢周杰伦、潘玮柏和杰克逊。
刚刚过去的一年，他所在的公司，并不平静。2011年上半年，这家家电企业的销售额增长率超过50%，但2011年9月过后，随着宏观经济形势的持续恶化，加上房地产调控政策的影响，以及家电下乡政策的逐步结束，该公司的销售开始大幅下滑，开工率也大幅降低。
王宇并不了解这些原因，但他也直观地感受到，2011年年底，公司的状况开始变差了。他不用再像以往那样加班了，当然，他的收入也因此大幅下降，并且，越来越多的同事开始离开工厂。
“我也快干不下去了，现在，一个月只能赚1500元。”王宇深吸了一口香烟说，而且，他清楚地知道，在过去的一年多时间内，在这家工厂，他只是一个“临时工”。
王宇告诉本刊记者，像他们这样的“临时工”，公司不会替他们交社保、医保、公积金等，虽然他们并不太在乎，但最让人恼怒的是，他们的工资经常打折，离职时也会被克扣工资。2011年6月，“有4个工人离职的时候，因为拿不到工资，就爬上了楼顶，以这样的方式表示抗议，在楼顶站了4个多小时”。
“因为福利、待遇方面的问题，经常有这样的事情发生。”王宇说，虽然他没有参与其中，但这样的事情已让他有点心灰意冷。“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应该离开这个曾经寄托梦想的城市。”
生于1990年
“如果当初执著一点，或许我现在就在唱歌了，而不是在这个工厂上班。”这个1990年出生的小伙子，甩了甩有点长的头发，感慨地说。
他来自湖北省黄冈市罗田县城，父母皆是当地的普通工人。从小他就喜欢音乐，却讨厌学习，成绩总是班上倒数第一、二名。这与他的姐姐形成了鲜明对比，姐姐以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了当地最知名的高中——黄冈中学，而他却连当地最差的高中都上不了。2005年，15岁的王宇初中毕业以后，就再也不想读书了。
“我喜欢音乐，我喜欢唱歌。”王宇说，学唱从网络上下载的各类歌曲，是他当时最大的乐趣。但在罗田那个偏僻的小县城，父母无法理解他的想法，当地没有人认为学音乐可以赚钱。“我曾经梦想，我可以做一名歌手，但我不懂乐谱，我只是喜欢模仿，喜欢那些歌曲，那些旋律。”
2006年，在社会上游荡了一段时间以后，王宇被送到了当地一家职业学校，学习数控。不过，对于这些，王宇并不感兴趣，“那么复杂的公式、机械构图，我根本搞不懂，上课的时候，我大多数时间都是在听音乐”。
2007年3月，花费了近2万元学费、在职业学校学习了一年半之后，他被学校“分配”到温州一家空调发动机制造企业做质检。这是一家小作坊企业，王宇每天工作12个小时，没有社保等福利，不包住宿，月工资1300元左右，即便加班也只有1700元。一年之后，因为全球金融危机，这家小公司很快没有了订单，濒临倒闭。
“我在学校没学到什么，他们介绍的工作也一点都不好。”王宇对本刊记者称，他一个同样是初中毕业的表哥，在另一所职业学校只读了3个月，就被“分配”到深圳一家制造企业，月薪2500元，包住宿，还交社保、医保等。
在工厂里奋斗
“工作第一年，我没赚到钱。”王宇回忆说，2008年的春节特别寒冷，但他没有回家，一个人在温州度过。一直等到过完春节、拿到2000元的年终奖之后，王宇给爷爷买了一条香烟，然后辞工回到老家。
“那一年，我感触很深，因为没有读书，我觉得自己的工作很廉价。”王宇表示，“但我知道，我已经回不去了。”
之后，王宇联系上以前的工友，一起来到江苏昆山打工。这是一家生产电脑耗材的企业，它很爽快地与王宇签了约，工资计件支付。“反正我只期望多拿点钱，一个月工资2000元左右，1天工作8个小时左右，比较轻松。那时候，我年龄还小，不怎么关注医保、社保等福利。”
在昆山，“2010年初，我认识了现在女朋友”，王宇颇为得意地向记者炫耀着一张女孩子的照片，那是一个清秀、瘦高的女孩子，“在那里工作两年多，这是我最大的收获”。
不过，这份爱情却给王宇带来了痛苦。“我们的恋爱遭到了她家里人的反对，他们嫌弃我学历底、不安定，生活没有保障。”王宇称，他的女朋友是大专生，“她的条件比我好”。他有些不好意思地说起，2010年，他曾坐火车到河南郑州去看望女友，但最终还是没有勇气去女友家，在火车站外徘徊了一夜后，又一个人乘火车回到了昆山。
“20岁了，我不能再混了，要多赚点钱，不能被人看不起。”或许正是这份激励，让王宇有了前所未有的紧迫感，觉得自己应该追求更好的未来。
从郑州回到昆山之后，他果断地选择了辞职，进入了昆山当地一家知名制造企业公司工作，但这份工作他只干了几个月，“每天工作10多个小时，干活很累，双手很快磨出了厚厚的老茧。”
最终，无法忍耐的王宇再次选择了辞职。
之后，别人给王宇介绍了现在这家公司，介绍人说，这家公司“知名度高，工资高，有保障”。在当时的王宇看来，这是一个机会，他决定去无锡。
大公司里的“临时工”
2010年9月，在无锡市一家劳务派遣公司交纳了200元中介费之后，王宇进入了这家远近闻名的上万人的大公司。
“真不敢相信，进入工厂，合同都没有签就开始干活。”王宇回忆说，当时，他早上6点20分就起床，匆匆吃完早饭，8点就上班，中午11点半下班，半个小时午饭时间，然后从12点一直工作到下午6点，“有时候晚上还要加班，一天工作14个小时，不过工资也有3000多元。”
两个月之后，公司让王宇签约，当时，王宇正在流水线上工作，“我匆忙看了下合同，跟我签约的其实不是公司，而是介绍我进来的那家劳务派遣公司，我签了以后，两份合同都被拿走了，他们不允许工人拿合同。”
“后来，同事告诉我，这里的工人分很多等级，我是新进来的，属于派遣工人，或者说季节工，实际上就是临时工。在这家公司，派遣工人是没有社保、医保等各类保障的，更没有公积金，只发工资。”王宇说，“这让我有些失望，我是奔着一份工资高一点、有保障的工作来的。”他对本刊记者称，只有找到这样一份“靠谱的工作”，他跟女朋友的爱情才有希望。
但当时，他并没有别的选择。“签合同之后，就开始进入见习期，工资打8.5折。”如今的王宇，说起这些已经显得非常平静，“所有的工人都要经历这个痛苦的过程，比方说，9月份，公司的订单多，我们每天工作10到12个小时，一个月只休息两天，转正的工人，可以拿到3300元，我们活干得一样多，只能拿到2800元。”
而“见习三个月之后，派遣工人还要通过考试，然后根据打分情况，决定能不能拿到全额的工资”。据王宇介绍，考试内容包括安全操作等知识，与实际工作并没有很大关联，“根据分数，工资可能是8.5折、9折、9.5折，之后每月都必须考试，直到考试合格。”
“我很幸运，第一次考试就获得了通过，工资没有打折扣。”说起这些，王宇有些自豪，那段时间，他每天工作12小时左右，每个月能拿3000元左右的工资。
回到梦想
“我们只是流水线上的操作工人，干着机械一样的活儿，没有技术含量。”有时候，王宇会感叹，这工作不像搞音乐，没有乐趣，没有灵魂，机器开动后，人就随着机器一刻不停地运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但2011年9月之后，即便是这样“枯燥的工作”，也没有保障了。
“公司需要工人的时候，就会拼命地招聘工人，不让休息，加班加点，不让离职；而公司没有单子的时候，就会合并生产线，缩减工作时间，甚至是设法裁掉派遣工人。”王宇感叹，“在我们公司，工人进进出出很正常，就像流水一样。”
“公司订单多少、工资高低、人员多少，是同时上下剧烈震荡的。”对于刚刚过去的2011年，王宇总结说。
据其介绍，他所在的这个工厂，有两大洗衣机生产车间。其中一个生产车间，最忙碌的时候最多有3000多个工人，今年4至5月，因为没有单子，原来的6条生产线合并为4条，工人也走了一半，只剩下1000多人。并且，工人的工作时间，也由“每天工作12小时、一月休息两天”缩减为“每天工作8小时、每周休息2天”。另外一个车间，情况也大致类似。
“2011年9月是最忙的，当时，厂里的操作工有近万人。”王宇称，其中八成左右是像他一样的“派遣工人”，年龄都在20岁左右。当时，一条生产线一个月至少生产4万台洗衣机，一个车间6条生产线至少生产24万台，“那时，工人加班加点，没有休息时间，工资也有4000元左右”。
但之后不久，情况就开始恶化了。据王宇介绍，2011年11月因为公司订单很少，工厂的生产量开始大幅降低，一个车间一个月只生产七八万台，产量只有9月份的三分之一。
“因为订单少了，很少的人就可以完成，还不用加班，于是，很多工人开始离开了，我们的月工资也降到1500元左右。”王宇说。该公司一位内部人士坦言，“在我们公司，操作工的平均工龄不到一年”，而在今年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工人的流动性更大。
2011年底，一些共事一年多的朋友纷纷离去，让王宇有点伤感，当然，走得更多的，是那些进厂才两三个月的新人。
对王宇来说，唯一的好消息是，同样是在2011年年底，由于无锡市政府的干预，“公司开始变得规范了，开始给员工交纳社保了”。这让他看到了一点希望，“今年的情况，或许会更好一点”。
虽然，“许多已经回家的朋友都劝我回去，在老家附近的城市，找份工作，找个老婆，毕竟，这里不属于我们”，虽然，过去5年的工作，已经让王宇感到疲惫，但他并不愿意就此放弃梦想，包括他的爱情和音乐。
“打工挺没意思的，我正在考虑是不是要离开这个工厂，回到学校去学习。”王宇最后说，“最好是学音乐，最好是能见见周杰伦。”
文/华少 本专栏摄影/郝英杰
……
这个岁末，由于开工不足，这个工厂已有许多像王宇一样的青年工人，要么主动辞工，提前回家过年，要么被工厂辞退，被迫重找工作，开始新的迁徙。
虽然王宇还在上班，虽然他所在的工厂隶属于国内数一数二的家电企业，但他直言并不喜欢这份工作。“在枯燥的流水线上，我已经干了5年，换了4份工作。”王宇对本刊记者说，我喜欢音乐，喜欢周杰伦、潘玮柏和杰克逊。
刚刚过去的一年，他所在的公司，并不平静。2011年上半年，这家家电企业的销售额增长率超过50%，但2011年9月过后，随着宏观经济形势的持续恶化，加上房地产调控政策的影响，以及家电下乡政策的逐步结束，该公司的销售开始大幅下滑，开工率也大幅降低。
王宇并不了解这些原因，但他也直观地感受到，2011年年底，公司的状况开始变差了。他不用再像以往那样加班了，当然，他的收入也因此大幅下降，并且，越来越多的同事开始离开工厂。
“我也快干不下去了，现在，一个月只能赚1500元。”王宇深吸了一口香烟说，而且，他清楚地知道，在过去的一年多时间内，在这家工厂，他只是一个“临时工”。
王宇告诉本刊记者，像他们这样的“临时工”，公司不会替他们交社保、医保、公积金等，虽然他们并不太在乎，但最让人恼怒的是，他们的工资经常打折，离职时也会被克扣工资。2011年6月，“有4个工人离职的时候，因为拿不到工资，就爬上了楼顶，以这样的方式表示抗议，在楼顶站了4个多小时”。
“因为福利、待遇方面的问题，经常有这样的事情发生。”王宇说，虽然他没有参与其中，但这样的事情已让他有点心灰意冷。“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应该离开这个曾经寄托梦想的城市。”
生于1990年
“如果当初执著一点，或许我现在就在唱歌了，而不是在这个工厂上班。”这个1990年出生的小伙子，甩了甩有点长的头发，感慨地说。
他来自湖北省黄冈市罗田县城，父母皆是当地的普通工人。从小他就喜欢音乐，却讨厌学习，成绩总是班上倒数第一、二名。这与他的姐姐形成了鲜明对比，姐姐以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了当地最知名的高中——黄冈中学，而他却连当地最差的高中都上不了。2005年，15岁的王宇初中毕业以后，就再也不想读书了。
“我喜欢音乐，我喜欢唱歌。”王宇说，学唱从网络上下载的各类歌曲，是他当时最大的乐趣。但在罗田那个偏僻的小县城，父母无法理解他的想法，当地没有人认为学音乐可以赚钱。“我曾经梦想，我可以做一名歌手，但我不懂乐谱，我只是喜欢模仿，喜欢那些歌曲，那些旋律。”
2006年，在社会上游荡了一段时间以后，王宇被送到了当地一家职业学校，学习数控。不过，对于这些，王宇并不感兴趣，“那么复杂的公式、机械构图，我根本搞不懂，上课的时候，我大多数时间都是在听音乐”。
2007年3月，花费了近2万元学费、在职业学校学习了一年半之后，他被学校“分配”到温州一家空调发动机制造企业做质检。这是一家小作坊企业，王宇每天工作12个小时，没有社保等福利，不包住宿，月工资1300元左右，即便加班也只有1700元。一年之后，因为全球金融危机，这家小公司很快没有了订单，濒临倒闭。
“我在学校没学到什么，他们介绍的工作也一点都不好。”王宇对本刊记者称，他一个同样是初中毕业的表哥，在另一所职业学校只读了3个月，就被“分配”到深圳一家制造企业，月薪2500元，包住宿，还交社保、医保等。
在工厂里奋斗
“工作第一年，我没赚到钱。”王宇回忆说，2008年的春节特别寒冷，但他没有回家，一个人在温州度过。一直等到过完春节、拿到2000元的年终奖之后，王宇给爷爷买了一条香烟，然后辞工回到老家。
“那一年，我感触很深，因为没有读书，我觉得自己的工作很廉价。”王宇表示，“但我知道，我已经回不去了。”
之后，王宇联系上以前的工友，一起来到江苏昆山打工。这是一家生产电脑耗材的企业，它很爽快地与王宇签了约，工资计件支付。“反正我只期望多拿点钱，一个月工资2000元左右，1天工作8个小时左右，比较轻松。那时候，我年龄还小，不怎么关注医保、社保等福利。”
在昆山，“2010年初，我认识了现在女朋友”，王宇颇为得意地向记者炫耀着一张女孩子的照片，那是一个清秀、瘦高的女孩子，“在那里工作两年多，这是我最大的收获”。
不过，这份爱情却给王宇带来了痛苦。“我们的恋爱遭到了她家里人的反对，他们嫌弃我学历底、不安定，生活没有保障。”王宇称，他的女朋友是大专生，“她的条件比我好”。他有些不好意思地说起，2010年，他曾坐火车到河南郑州去看望女友，但最终还是没有勇气去女友家，在火车站外徘徊了一夜后，又一个人乘火车回到了昆山。
“20岁了，我不能再混了，要多赚点钱，不能被人看不起。”或许正是这份激励，让王宇有了前所未有的紧迫感，觉得自己应该追求更好的未来。
从郑州回到昆山之后，他果断地选择了辞职，进入了昆山当地一家知名制造企业公司工作，但这份工作他只干了几个月，“每天工作10多个小时，干活很累，双手很快磨出了厚厚的老茧。”
最终，无法忍耐的王宇再次选择了辞职。
之后，别人给王宇介绍了现在这家公司，介绍人说，这家公司“知名度高，工资高，有保障”。在当时的王宇看来，这是一个机会，他决定去无锡。
大公司里的“临时工”
2010年9月，在无锡市一家劳务派遣公司交纳了200元中介费之后，王宇进入了这家远近闻名的上万人的大公司。
“真不敢相信，进入工厂，合同都没有签就开始干活。”王宇回忆说，当时，他早上6点20分就起床，匆匆吃完早饭，8点就上班，中午11点半下班，半个小时午饭时间，然后从12点一直工作到下午6点，“有时候晚上还要加班，一天工作14个小时，不过工资也有3000多元。”
两个月之后，公司让王宇签约，当时，王宇正在流水线上工作，“我匆忙看了下合同，跟我签约的其实不是公司，而是介绍我进来的那家劳务派遣公司，我签了以后，两份合同都被拿走了，他们不允许工人拿合同。”
“后来，同事告诉我，这里的工人分很多等级，我是新进来的，属于派遣工人，或者说季节工，实际上就是临时工。在这家公司，派遣工人是没有社保、医保等各类保障的，更没有公积金，只发工资。”王宇说，“这让我有些失望，我是奔着一份工资高一点、有保障的工作来的。”他对本刊记者称，只有找到这样一份“靠谱的工作”，他跟女朋友的爱情才有希望。
但当时，他并没有别的选择。“签合同之后，就开始进入见习期，工资打8.5折。”如今的王宇，说起这些已经显得非常平静，“所有的工人都要经历这个痛苦的过程，比方说，9月份，公司的订单多，我们每天工作10到12个小时，一个月只休息两天，转正的工人，可以拿到3300元，我们活干得一样多，只能拿到2800元。”
而“见习三个月之后，派遣工人还要通过考试，然后根据打分情况，决定能不能拿到全额的工资”。据王宇介绍，考试内容包括安全操作等知识，与实际工作并没有很大关联，“根据分数，工资可能是8.5折、9折、9.5折，之后每月都必须考试，直到考试合格。”
“我很幸运，第一次考试就获得了通过，工资没有打折扣。”说起这些，王宇有些自豪，那段时间，他每天工作12小时左右，每个月能拿3000元左右的工资。
回到梦想
“我们只是流水线上的操作工人，干着机械一样的活儿，没有技术含量。”有时候，王宇会感叹，这工作不像搞音乐，没有乐趣，没有灵魂，机器开动后，人就随着机器一刻不停地运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但2011年9月之后，即便是这样“枯燥的工作”，也没有保障了。
“公司需要工人的时候，就会拼命地招聘工人，不让休息，加班加点，不让离职；而公司没有单子的时候，就会合并生产线，缩减工作时间，甚至是设法裁掉派遣工人。”王宇感叹，“在我们公司，工人进进出出很正常，就像流水一样。”
“公司订单多少、工资高低、人员多少，是同时上下剧烈震荡的。”对于刚刚过去的2011年，王宇总结说。
据其介绍，他所在的这个工厂，有两大洗衣机生产车间。其中一个生产车间，最忙碌的时候最多有3000多个工人，今年4至5月，因为没有单子，原来的6条生产线合并为4条，工人也走了一半，只剩下1000多人。并且，工人的工作时间，也由“每天工作12小时、一月休息两天”缩减为“每天工作8小时、每周休息2天”。另外一个车间，情况也大致类似。
“2011年9月是最忙的，当时，厂里的操作工有近万人。”王宇称，其中八成左右是像他一样的“派遣工人”，年龄都在20岁左右。当时，一条生产线一个月至少生产4万台洗衣机，一个车间6条生产线至少生产24万台，“那时，工人加班加点，没有休息时间，工资也有4000元左右”。
但之后不久，情况就开始恶化了。据王宇介绍，2011年11月因为公司订单很少，工厂的生产量开始大幅降低，一个车间一个月只生产七八万台，产量只有9月份的三分之一。
“因为订单少了，很少的人就可以完成，还不用加班，于是，很多工人开始离开了，我们的月工资也降到1500元左右。”王宇说。该公司一位内部人士坦言，“在我们公司，操作工的平均工龄不到一年”，而在今年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工人的流动性更大。
2011年底，一些共事一年多的朋友纷纷离去，让王宇有点伤感，当然，走得更多的，是那些进厂才两三个月的新人。
对王宇来说，唯一的好消息是，同样是在2011年年底，由于无锡市政府的干预，“公司开始变得规范了，开始给员工交纳社保了”。这让他看到了一点希望，“今年的情况，或许会更好一点”。
虽然，“许多已经回家的朋友都劝我回去，在老家附近的城市，找份工作，找个老婆，毕竟，这里不属于我们”，虽然，过去5年的工作，已经让王宇感到疲惫，但他并不愿意就此放弃梦想，包括他的爱情和音乐。
“打工挺没意思的，我正在考虑是不是要离开这个工厂，回到学校去学习。”王宇最后说，“最好是学音乐，最好是能见见周杰伦。”
文/华少 本专栏摄影/郝英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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