奈斯比特预言中国大趋势
- 来源:瞭望东方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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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布时间:2009-09-25 16:05
又见约翰.奈斯比特。
27年前，《大趋势》一书问世，高踞《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超过两年，全球发行量达1400万册。奈斯比特成了许多人心目中的全球未来学首席大师。
两年后的1984年，《大趋势》引进中国。一时间，《大趋势》与阿尔文.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并称为“能够准确把握时代发展脉搏”的作品，在国门初开之时被新一代知识分子奉若珍宝。当时的中国领导人，甚至将其列为司局级干部必读。
1996年，时任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在中南海与奈斯比特进行了私人会谈。“你都不知道你自己在中国名气多么大。”江泽民在开场白中说。奈斯比特回忆道，他说他了解到的《大趋势》在中国的销量可能达到了2000万册，包括盗版。
这本书预言的未来社会的十大趋势，如今大部分已成现实，尤其是“网络社会”和“全球化”，已成为当今世界主流。若干年后，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说：《大趋势》一书中没有一条预言是错误的。
25年后，79岁高龄的奈斯比特以一种极为“贴近”的方式再次来到中国——9月初，他与德国籍妻子多丽丝.奈斯比特一起来到北京，参加了他的新书《中国大趋势》首发式，并与读者面对面交流。随后，在国务院新闻办的帮助下，奈斯比特还去了西藏，实现了自己多年的心愿。
《中国大趋势》是继《大趋势》、《亚洲大趋势》等著作后，奈斯比特的又一力作。是什么让奈斯比特将目光锁定中国？他是如何研究中国的？他又预测了些什么？奈斯比特旋风还能如25年前那样在中国刮起吗？
江泽民说：“你为什么不来讲这个故事呢？”
谈起研究中国的缘起，奈斯比特在书中特别提到两个人。
一个是江泽民。在1996年那次私人会晤中，二人谈到了台湾问题，时值台湾海峡形势紧张。奈斯比特此前在台湾逗留了几日，对台湾的宣传和中国大陆的低调，似有不吐不快之感。他对江泽民说：“台湾是个小故事，但它讲得很好。大陆有个大故事可讲，可惜讲得很糟。”
江泽民沉思了一下说：“你为什么不来讲这个故事呢？”由于种种原因，奈斯比特并没有着手去讲这个“大故事”。
10年后，另一个人起到了关键的推动作用。2006年，奈斯比特在北京录制一档电视节目，节目嘉宾还有一位中国商人王巍——中国首批并购公司的创始人之一，也是全国工商联并购公会的会长。
王巍是奈斯比特的“粉丝”，他告诉《望东方周刊》，在节目制作方邀请他与奈斯比特同台后，他立刻“毫不费劲地”从书柜中找出一本1984年版的《大趋势》，“上边还写着几月几日在哪里购买，像这样跟随身边20多年的书寥寥无几。”
节目后，王巍向奈斯比特建议写一本关于中国的书，“关于中国的历史、中国的崛起以及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前景的书籍简直是不计其数，但是我们真正需要的是您在《大趋势》一书中所做的那种分析。”
王巍并表示可以为此提供各方面的帮助，“当年他激发了我，这也是一个回报。”
但是，奈斯比特显然还有许多顾虑。“当时他已经76岁，怕精力不够，弄得不好反而可能‘晚节不保’。”王巍说，还有另外一个因素，奈斯比特退休后，世界各国都在邀请他，他也担心别人利用自己的名声牟利。
王巍以如下“说辞”打动了奈斯比特：中国的崛起越来越成为一个国际大事件，如果不写中国，谈不上一个真正的“大趋势”，如果把中国纳入，则会丰富你的科学和观点。“第二，我开玩笑说，人们说‘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我看，‘革命是身体的本钱’。我说你需要一个新的革命，写这本书会让你年轻十岁二十岁。”
而妻子多丽丝在与王巍接触后也开始做奈斯比特的工作，“你们两个都不需要借重对方来证明自己的成功。”
奈斯比特心动了，但是王巍说，我先在中国给你安排几场演讲，之后你再决定。
奈斯比特将学科移植到天津来了
演讲在北京、上海、天津等城市共进行了五场，参加者有政界和商界人士，场场爆满。“不少美国人从苏州、南京等地开车到上海来听，”王巍说，因为奈斯比特早已不在美国生活，如今定居在维也纳，“他们也很难见到他。”
中国50岁上下的听众则人手一本当年买的盗版《大趋势》，请奈斯比特签名。最震动的一场演讲是在天津，“南开大学的一位副校长，当场背诵了一大段《大趋势》的原文，令奈斯比特感动得热泪盈眶。”王巍说。
奈斯比特最终下定决心要书写中国。王巍帮助联系了时任天津市长戴相龙，戴相龙与奈斯比特见面后，欢迎他到天津建立研究所。正好，接洽此事的天津市副市长崔津渡是天津财经大学校友，于是“奈斯比特中国研究所”就在2006年落户到了天津财经大学。
“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奈斯比特不仅是一个个体，在大百科全书中，他还是一门学科。他退休很多年，许多事情都不做了，这相当于重新启动了这门学科，并且把它移植到了天津。”王巍说。
“中国大趋势”项目随之启动。项目团队由天津财大和南开大学的老师和学生组成——天津财大的王育琨博士和南开大学的周云波博士、吴帆博士作为项目组的三位中方主任，20多位来自两个学校的本科生和硕士生负责资料收集等基础工作。
周云波向《望东方周刊》介绍，项目的主要工作时段是2008年初之后的半年多时间，每位参加的学生可获得1000元奖学金，并获得一个参与奈斯比特项目的证书。
奈斯比特先对项目团队的老师和同学做了一些培训，随后就返回维也纳。此后一个月来中国一两次，呆上几天，与项目组成员交流、沟通。
任何社会的变化都是从底层开始的
项目组需要做的就是搜集报纸信息，摘编并翻译成英文，提供给奈斯比特。周云波和吴帆则负责把关。
吴帆介绍说，在奈斯比特指导下，项目组选择了100多个城市的报纸，“有的是省会或经济发达城市，有的则是二三线城市。考虑到内容覆盖面的广泛性，最后选择的大多是各地的日报。”
在《中国大趋势》一书中，奈斯比特保留了这些报纸的名字，其中有《广西日报》、《伊犁日报》、《深圳特区报》、《河南日报》等。
“奈斯比特很固执，我们说这些报纸在网上大多都有，在网上看就行了。但他坚持必须订报纸。”周云波说。于是，项目组只好从邮局订报纸，有的则托当地的朋友购买并邮寄。
奈斯比特对于素材的选择有明显的奈氏风格。“首先，他不要国家级的报纸，而是用一些地方的报纸。他希望更多地了解自下而上的变化，看老百姓的想法，变化在哪里。”吴帆说，“他认为在看上去不是那么轰轰烈烈的变化中，可能蕴含着真实的趋势。”
“他的思想观念是，任何社会的变化都是从底层开始的，不同的小故事就可以拼成一个发展趋势。”周云波说，“他当年的《大趋势》就是这么写的。”
其次，奈斯比特不要带有倾向性的报道。“一些深度报道的媒体就没有选，因为他要的仅仅是事实性的东西。我们一开始会把点评和评价性的内容给他，但他说不需要这种先入为主的判断。比如说艺术，他要的只是这幅画在哪年卖给了谁，多少钱，而不需要你给他提供分析。”
奈斯比特注重结果而不是设想，“比如广州市政府今年承诺解决多少百姓的住房问题，他不要这种‘承诺’或‘将要’的东西，他要的是年底兑现了多少。”吴帆说，“这是他能保持客观的一个基础。”
“他的独特之处是善于对碎片化的信息作出整合。报纸上的信息是比较零散的，涉及各个方面，覆盖老百姓的日常生活、经济政治改革，但他能够从碎片中找到规律性。”吴帆说。
奈斯比特分析法
尽管年事已高，但是在吴帆看来，奈斯比特仍然保持着很高的敏锐度。“在我们习以为常的一些细节中，他能够看到趋势。”
有一条报道，说某个西部小城市的儿童代表团去美国参加一个国际交流，奈斯比特立即联想到中国的二三线城市与国外日益增加的交流，从中看到了“权力从中心向边缘的分散化趋势”。
在书中，他描述了自己的一次经历。那是在2000年，奈斯比特夫妇走出上海的一家豪华酒店，向拐角处走了几步，没想到这几步之遥就仿佛到了另外一个世界。
在距离这家酒店大约50米的地方有一家小摊子，后面用红蓝白色相间的防水布搭了一个小帐篷。这个大约4平方米的小帐篷是一对夫妻的家，他们在前面的小摊子向附近的建筑工人售卖快餐和饮料。
奈斯比特与这对夫妇交谈，这对夫妇说，他们感觉自己现在的生活比在农村时已经好多了。过了一阵，奈斯比特再到上海，小摊已经不在了，因为他们搬进了一套简朴的公寓，并在另外一个地方开了一家“真正的商店”。
这个小故事让奈斯比特受到很大的震撼，他说他从中感受到了中国人的乐观以及独立思考和自主决策的能力。
这种“小中见大”的能力被奈斯比特推到了一种高度。受过社会学训练的吴帆说，奈斯比特的方法类似于社会学上的“内容分析法”，但又不尽相同。
“传统的内容分析法，是把定性变成定量。有人研究中国政治，从十二大开始，统计一些词语出现的频率——如出现了多少次‘创新’，通过将‘创新’这种定性的词汇变成定量，得出中国是否更重视创新。”吴帆说，奈斯比特的方法不是很严格意义上的定量分析，而是把碎片化的东西放到一起，“这需要更强的敏锐度。”
吴帆自己从中深受启发：“我们从小就习惯于从整体上去把握，从大处往外去推。他的逻辑完全不同，是从微观和个体中揭示宏观。”
纵向民主
但是，奈斯比特这套在美国和西方行之有效的方法，在中国遇到了挑战。
一个最大的挑战是，他发现，在中国，如果仅仅注意自下而上的变化是无法理解许多事情的。
周云波说，在做报纸摘要中就遇到这样的情形：比如政府培训农民工、向农民工赠书这类信息，奈斯比特觉得既然是政府主导的，那么他并不需要。但是后来他自己也发现，在中国，许多事情都是政府在推动的，“慢慢地他也就接受了。”
奈斯比特修正了自己的方法论，这一转变也使他产生了本书一个至关重要的发现。
他承认这一转变，“一开始，我们并没有预想到会发现一个正在崛起的新的体系。”
这一发现是什么？他在书中写道，“支撑中国新社会长治久安最重要、最微妙也是最关键的支柱就是自上而下(top-down)与自下而上(bottom-up)力量的平衡。这是中国稳定的关键，也是理解中国独特的政治理念的关键。”
奈斯比特将中国政府自上而下的指令、组织、动员与中国人民自下而上的参与所形成的新政治模式，称之为“纵向民主”。这与西方的“横向民主”截然不同——西方人想到一个自由、民主的社会时，脑海中出现的是一个横向结构，由无数个“个人”“平等地”选举出自己的领导。
“纵向民主的主要优点就在于，能够使政治家们从为了选举的思维中解放出来，以便制定长期的战略计划。”奈斯比特认为，这一模式显然是中国30年成功的一个重要保障，“现在回想起来，似乎没有更好的办法领导一个如此庞大复杂的国家走出贫穷、实现现代化了。”
他解释，如果中国建立的是西方式的横向民主体系，那么大量精力会被浪费在竞选的争斗之上，大批候选人会提出无数个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而且，手握选举权的中国人根本没有民主决策的经验。“在戈尔巴乔夫改革初期的苏联就是这种状况。”
他说，不得不惊叹于中国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力量在大多数情况下没有发生激烈的冲突。
改革越多，中国模式越有效
选取负面报道比较少的党报作为素材来源，能否保证此书的全面性？奈斯比特告诉《望东方周刊》，他的结论并非完全建立在报纸的报道上，“我和妻子去了中国许多地方，与中国各个阶层的人交谈，并且也参考西方对中国非常尖锐的报道。”
周云波看到书后做了一个大致的统计，“我们这边提供的案例占书中案例30%多。”
尽管如此，书的整个基调仍然对中国褒扬有加，甚至不乏溢美之词。全书分析了支撑中国新社会的八大支柱：解放思想；“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结合；规划“森林”，让“树木”自由生长；摸着石头过河；艺术与学术的萌动；融入世界；自由与公平；从奥运金牌到诺贝尔奖。
“这八大支柱中蕴含着中国未来的发展趋势。”奈斯比特告诉本刊记者。他眼中的“中国大趋势”可总结如下：中国正在创造一个崭新的“纵向民主”的社会、经济和政治体制，它的新型经济模式已经把中国提升到了世界经济的领导地位；而它的政治模式也许可以证明资本主义这一所谓的“历史之终结”，只不过是人类历史道路的一个阶段而已。
奈斯比特坚定地相信“中国模式”将以令人难以置信的力量影响世界。“对别的国家来说，改革越多，中国模式越有效。”
在书中，奈斯比特多次充当中国的“辩手”，他说，西方国家总是喜欢指责在几十年前刚刚开始走向自由和文明社会的中国，而忘记了自己的历史。要知道，从约翰.德.维特领导自由贸易开始，欧洲花了3个世纪才建立了民主的市场体系，美国几乎花了200年才消灭奴隶制与种族隔离，“人非圣贤，孰能无过？”
至于不向国外开放媒体，让默多克处处“撞南墙”，奈斯比特说，严格控制媒体的不只是中国一家，即使美国对外国人拥有多种媒体也有严格限制。
他感慨在一些方面中国已经开始让世界黯然失色，“T3航站楼比伦敦希思罗机场所有航站楼面积还要大??这与纽约或者洛杉矶的机场形成多么鲜明的对比啊。美国许多重要城市的机场都已破败，走近那些地方真让我们感到悲哀。似乎这个曾经风光无限的新世界领导者错过了前往下一站的航班。”
在他看来，中国是美国唯一的潜在挑战者，不过，他不认为两者会形成对抗，“各种迹象表明两者将是伙伴关系”。
两年预计发行100万册
奈斯比特格外重视教育，他认为未来的竞争就是人才的竞争。在这方面，他向中国提出了善意的建言。
《中国大趋势》认为，中国能否实现建设创新型国家，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育体制的转变，必须把学生从家长制、以考试为中心的体制中解放出来，让他们独立思考。如果教育和其他机构依然坚持等级森严的家长制，那么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目标是不可能实现的。中国的教育体制过于强调死记硬背，非常重视考试成绩。“这可不是培养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沃土。”
与此相关的是中国人的“面子问题”。
约翰.奈斯比特在书中描绘了一个有趣的场景：一家公司老板训斥一位工作出问题的员工。在美国，被训斥的员工乔走出老板办公室可能会嘀咕，“白痴！我会证明给你看的！”然后把批评抛诸脑后，或者当作动力激励自己拿出更出色的表现。
奈斯比特说，这种场景不会发生在中国，“中国的乔不会昂首挺胸、怒气冲冲地离开，而是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他的观点是，尊敬与服从也许在生产线上是非常可贵的品质，尊敬祖先、长辈、上级和同事也许也是符合社会要求的品质，但是现代科技创新需要有人去质疑前人的观点和老板的命令。论资排辈与家长制思维是中国从世界工厂转变为一流创新国家的最大障碍。
9月3日，在首发式上，奈斯比特说：“这本书可能给我带来一个综合征，就是奈斯比特和中国之间的互动将会永远继续下去。”
79岁的奈斯比特，一脸银白的络腮胡子，两道剑眉斜挑，目光柔和中带着深邃，金黄色的头发往后梳理得一丝不苟。在采访中，他时而大笑，时而与夫人打趣，回答完问题后还不时用胳膊轻轻碰一下同样满头银发的妻子，“你怎么想？”
在听到一个记者问出版方——吉林出版集团副总经理刘丛星此书首印多少、预期发行量有多少时，奈斯比特哈哈大笑，竖起大拇指，称赞这是个“极好的问题”。
刘丛星说，《中国大趋势》首印20万册，“按照两年的预期，100万册应该是一个保守的数字。”
国新办官员吴伟在会上还透露，奈斯比特此行中国，与国新办前主任赵启正做了一个对话，对话内容将于明年初出版，题目就叫《对话中国模式》。
王巍则向本刊记者透露了另一个“秘密”：奈斯比特一直想在天津买房子，定居中国，“有一次把钱都打过来了”。
尽管王巍对本刊记者说，据他所知，这本书并没有特别的官方背景。但在国庆60年前夕，这无疑是这位全球顶级预言大师献给中国的一份厚礼。
“当然，他的一些结论，应该会引起一些争议。”吴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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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东方周刊》记者舒泰峰|北京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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