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罗斯在中国

　　一九八六年十月，北京正式欢迎索罗斯访华。苏珊正好又怀孕了，索罗斯劝她在家休息，她坚决不肯，说自己盼望去中国已久，非去不可。索罗斯正好也在“十月怀胎”自己的第一本书《金融炼金术》，于是，他揣着手稿，带着有了身孕的夫人前往北京，开始了第一次中国之行。

　　一个金色秋阳的下午，索罗斯夫妇乘坐的班机到达首都机场。中方代表和我在机舱门口迎候。舱门打开，索罗斯第一个走了出来，他把手中装有书稿的皮包交给我，颇为激动地说了一句：“中国，我来了。”然后扶着苏珊走下舷梯。

　　我们坐专车前往建国饭店。一路上，索罗斯夫妇用手撩开专车的窗纱，目不转睛地盯着车外的一切。当时正好赶上下班的时候，专车在骑自行车的滚滚人流旁边驶过时，苏珊一辈子都没有见过大街上有这么多人，不由得惊叹：“天啊，真是不可思议。”

　　谈判

　　索罗斯到达北京后的第二天上午，在下榻的饭店会议室和中方举行关于“中国改革与开放基金会”的正式会谈。中方主席和他的私人代表，以及几位助理按时到达。会议刚一开始，双方陷入僵局，在两个问题上发生了冲突：宗旨的提法和资金的分配。

　　由中方准备的、双方将要签字的协议书上，第一句话是：“本基金会的宗旨是促进在社会主义体制下的改革与开放。”索罗斯对此句话有异议，他认为基金会的宗旨是既要帮助封闭的社会走向开放，也要促进已经开放的社会更加开放。因此，无所谓是在哪种制度下都需要开放，这也包括美国。

　　中方主席的私人代表说话心平气和，他向索罗斯解释为什么要这样写，他说：“给基金会取名‘中国改革与开放基金会’，名字念起来冗长，但政治谋断尽在其中。我们的宗旨与邓小平的说法一致，就是为了自己的生存与发展。”他说完后，对我耳语，让我说服索罗斯一定要把“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写进宗旨。

　　我建议休息一下。我和索罗斯去上洗手间。在洗手间里，我对索罗斯说：“向邓小平学习，不要谈主义，只要把事情做好。”索罗斯想了一下，点头同意，但对我说：“绝不能让体改所独占资金。我们的原则是基金会必须对社会开放。”我问：“如果对方坚持要垄断资金呢？”索罗斯说：“马上回去。”

　　我们回到会议室坐下。索罗斯告诉中方，他对协议书的宗旨已经没有任何异议。中方人员神情顿时轻松下来。中方主席说既然索罗斯是和他的机构合作，基金会的资金就应该全部归体改所，因为只有体改所才是真正在担负中国的改革大任。索罗斯摇摇头表示反对，然后说了一句：“这不符合开放的原则，对不起，我不会让步，我现在就回美国，等你们想好了，我再过来。”

　　对方没料到索罗斯有如此反应，半天说不出话来。索罗斯话说走，人不动，靠着椅背，不吭声，凝视着中方主席。我思路一转，用征询的口吻问是否能够定出一个比例，多少资金分配给体改所，多少分配给社会。

　　索罗斯听了，对我微微点了一下头，又转眼望着中方主席，等他的意见。在这关键时刻，他的私人代表说，他完全支持我的提议。中方主席点燃一根烟，猛吸一口，缓缓吐出，开口说：“可以。”此语一出，气氛活了，大家开始讨论比例分配的问题。这时候，索罗斯不说话了，他安静地听我翻译讨论情况。

　　最后，中方主席对索罗斯说：“体改所取四，社会得六，这总可以了吧。”索罗斯笑着举起双手，张开手指，示意五五平分。

　　中方主席乐了。

　　会议结束后，索罗斯让我陪他去游泳。

　　我坚持在洗手间里的看法，说：“现在的关键是要把事情做成。”索罗斯说：“做事在人，人很重要。做事不仅要有原则，要发挥想象力，也应该懂得变通、果断、宽容、妥协。”说完，他潜入水中，慢慢向前游去。

　　不在自己做慈善事业的国家投资

　　我们游完泳回到房间，赶紧换了衣服，去西餐厅和石油部部长唐克吃午餐。唐部长已经先到了，他身材高大魁梧，满头银发，一脸帅气，笑呵呵地对索罗斯说：“现在北京只有两家法国餐厅，一家在荣毅仁先生的中信大厦顶层，一家就在这里。我听说荣先生过两天会请你吃饭，我就选了这家。”

　　索罗斯笑问：“哪家好？”

　　唐部长很幽默地说：“对今天来说，是这家。”

　　入席后，唐部长没等索罗斯开口，就笑着夸他：“我知道你去年放空美元，吃日元、马克，赚了有生以来最多的一次钱。你的基金公司去年获利122%，成为全世界第一家基金净值突破十亿美元的对冲基金。”

　　索罗斯听了腼然，不好意思说什么。

　　唐部长又接着称赞道：“我还知道你是去年整个美国工作报酬最高的人，年收入将近一亿美元。”

　　“运气而已，”索罗斯谦虚一句，然后幽默地反问，“你还知道什么？”

　　唐部长继续说：“最让我佩服的是，你所预测会升值的日元高涨时，你命令手下那些想获利套现的交易员，不准卖出，坚决守住，任凭日元狂飙。这种定力，非你莫属啊！”

　　索罗斯不习惯别人当面说他的好话，羞笑无语，开始吃饭。唐部长马上把话题转到投资方面，希望索罗斯能到中国来投资。索罗斯听完后，笑着对唐部长说：“我有一条原则，不在自己做慈善事业的国家进行投资活动，因为这两种不同的事业有利益冲突。”

　　唐部长听了索罗斯的回答，心里可能有点失望，但丝毫让人察觉不到，仍然笑呵呵地和索罗斯谈法国菜、红酒，以及自己曾经去过的某些欧洲国家。

　　饭后，我们把唐部长送走了。我笑着对索罗斯说：“唐部长见你之前的准备工作做得很好，连你去年赚了多少钱都知道。”

　　索罗斯耸耸肩，说：“事实上，一九八一年，我们损失惨重，基金净值亏了一半，只剩下两亿美元。我如果没有那年的巨额亏损，就不会有以后的成就。因为亏损让我尝到了失败的滋味，失败的极度痛苦反而让我释放出长期积累的压力，我在最松弛的心情下，头脑异常冷静，因此可以很容易嗅觉到商机，那才是真正的先死而后生的感觉。”

　　“你是怎样捕捉到翻身的商机的？”

　　“我刚才吃饭时对客人说，只是幸运而已，但实际上，不会有人知道我是如何抓住了百年不遇的机会。”

　　“如何抓住的？”

　　“对我来说，赚钱没有什么道理可言，就是凭自己的直觉，既然我的直觉让我做出了决定，那我会对自己的决定坚信不疑，决不动摇。事实上，当时很多优秀的基金经理都在日元大涨时获利回吐，落袋为安，而我的直觉告诉自己，大涨还没开始，我反而要求手下再多买一些日元，然后牢牢抓住不放，坚持日元的涨幅达到最高后，开始回落了才出手卖掉。”

　　“那你怎么知道什么时候是最高点，必须马上套现了？”

　　“直觉，这时候，我的背会很痛，而且会越来越痛，一直到我做出了立刻出场的决定。”

　　中国才是我的哲学家园

　　早餐后，我们前往颐和园。

　　下午，夏竹丽陪苏珊去逛商店购物，我带索罗斯去友谊宾馆参加一个学术研讨会。出席研讨会的一百多人都是来自政治、经济、文化等不同领域的青年精英，他们个个志向远大、意气风发、才学丰富。毫无疑问，这些人中将有许多人会成为未来中国的栋梁。

　　中方主席的私人代表和我们一起坐车前往会场，他对我说：“今天的会议很重要。”我把他的话翻译给索罗斯，索罗斯听了笑着说：“来头越大越好。”

　　进了会场，我一眼看到，在座的每一个人手上都拿着一篇文章——在座的这一百多人，都是索罗斯《金融炼金术》草稿第一章最早的读者。我马上把这个情况告诉索罗斯：“听众手上的文章是《论反身性原理》的译文，今天可能会讨论你的哲学思想。”

　　索罗斯的演讲分两个部分，他首先从金融操作开始，讲到自己如何把金融市场作为实验场，去证实自己的反身性理论是否正确，也就是让这个理论去接受市场的考验。然后，他谈到自己对哲学的酷爱，正是这种渴望获得智慧成就的雄心壮志，让他花了几十年的时间，苦思不同的哲学命题，《反身性原理》只是其中之一的探索心得。

　　“我认为哲学是一切事物的核心。”索罗斯坚定的话语迎来了热烈的掌声。

　　接下来的讨论，让索罗斯兴奋、刺激、快乐。我非常理解索罗斯的心情。几十年来，哲学在西方已经退潮，萨特、加缪的追随者越来越少。特别是在美国，文化的核心是金钱和科技，别说哲学了，小说和诗歌都很少有人读。反而在中国，此时此刻，青年精英们提出的各种问题都很精彩、独到、令人深思。大家争先恐后，抢着发言，辩论越来越激烈，气氛也越来越活跃。

　　索罗斯面对这样自由开放的学术讨论会，真是感慨万千，忍不住低声对我说：“中国才是我的哲学家园。”

　　索罗斯在青年精英们的簇拥下，依依不舍地离开了会场，前往钓鱼台国宾馆，去主持“中国改革与开放基金会”的签字仪式，并受邀出席为他举行的欢迎宴会。

　　大家进了宴会厅后，两位共同主席在协议书上签字，双方都很高兴，举杯庆贺。

　　在杯觥交错时，索罗斯问主人：“我有一个要求，你方能不能让社会知道这件事？”对方答道：“没问题，明天的报纸就会报道此事。”

　　索罗斯入座后，轻声对我说：“万宝路、可口可乐花大钱在中国的报纸上登广告，他打一个电话，社会就知道我们的事了，太好了。”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索罗斯夫妇前往天安门广场散步。秋晨霜寒，广场上人少，非常安静。我们吸着冷空气走来走去。索罗斯走到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停住，凝望着天安门城楼对我说：“我走遍大半个世界，见过许多国家的广场，只有这个广场最霸气。”

　　我们在中方的特别安排下，乘游客还没到来，赶早游览了故宫。索罗斯夫妇对这些华丽富贵的院落、金碧辉煌的殿堂赞叹不已。我们在雕刻着巨龙、海浪、流云的石阶旁走过，在金黄色琉璃瓦角飞翘的屋檐下走过，安静地在历史中慢慢穿行，细心地观赏。时间过得很快，我们从悠远的历史又回到了现实世界，然后，一行人坐上专车，直奔长城去了。

　　缓缓起伏、连绵不止的长城呈现在索罗斯夫妇眼前了，他们显得格外激动。刚走几步，索罗斯突然对我说：“快去车上把我的书稿拿来，我要在长城上写书。”

　　“真的？”我问，有点不相信，但还是转身跑回停车处，从车上把书拿过来交给了他。

　　苏珊、夏竹丽和同行的中方朋友们已经走到很远的高处了。索罗斯抱着书稿，跟在我的后面，一步一步往上走。我俩缓慢地登上了第二个烽火楼。索罗斯喘着气，停下来休息。我俩再爬到楼台上，他找了一个角落，把书稿放在地上。我们深深呼吸，享受眼前壮观的秋景。

　　眺望远方，崇山峻岭，重峦叠嶂；尽览眼前，满山的绿松被赤红、金黄的枫叶点缀，真是绚丽斑驳，格外优美。我们静立着，神凝心醉。过了片刻，索罗斯问我：“我们可以在这里停留多久？”我看了一下表说：“一个小时。”

　　“够了，在这个千年古楼上，一个小时内，应该有些伟大的思想涌现，”索罗斯说，“你去和苏珊他们玩，一个小时后再来找我。”

　　荣毅仁的无锡宴

　　一个多小时后，我们离开了长城，急急忙忙赶回城里去。中信集团董事长荣毅仁先生约请索罗斯夫妇吃午饭。

　　荣毅仁请客的地方就在中信大厦的顶层餐厅。

　　索罗斯猜想对方可能是请他吃法国菜。

　　到了餐厅门口，荣毅仁的助手秦晓说，他们董事长要请索罗斯夫妇吃自己家乡的无锡菜。“我们董事长一般都是回家吃午饭，睡了午觉后再来公司上班，”秦晓私下对我说，“有重要的客人来访，他才破例。”

　　我们进了一间优雅的小房间，荣毅仁先递了一张名片给索罗斯，然后招呼客人们入座。索罗斯拿着名片前后看了看，微笑说：“这是至今为止，我所见到的最特殊的名片，一看名片就知道你是一位举足轻重的人。”

　　索罗斯把名片递给苏珊，她看了一眼，对索罗斯开玩笑说：“可能有一天，你的声望会让你够资格，有像荣先生这样的名片。”说完，苏珊把名片给我看，“荣毅仁”，名片上只印了主人的名字。我帮索罗斯把名片收藏好。

　　荣毅仁很谦虚地笑笑，对索罗斯说：“我的名字就是红色资本家的代称，也是邓大人经济改革的一面小红旗，”说了一半，他凑近索罗斯，低声说：“其实我就是不想别人打电话影响我休息。”

　　索罗斯听懂了荣毅仁的幽默，哈哈大笑，连声称赞：“低调好，低调好。”

　　荣毅仁请索罗斯夫妇品尝自己的家乡菜。我相信，这是索罗斯夫妇从来没有吃过的最好的中国菜。每一道菜上来，索罗斯夫妇都吃了很多。实在太好吃了，索罗斯忍不住问荣毅仁：“你能不能把这些菜肴的菜谱送给我，我带回家去，让自己的中国厨子试着做做。”

　　“当然可以。”荣毅仁豪爽答道，让翻译马上去厨房抄写一份菜谱送给索罗斯。

　　荣毅仁可能已经知道，索罗斯和唐克部长前天吃饭时的谈话内容，所以从头到尾都没有提有关投资的事，而是很有兴趣地听索罗斯谈他自己对全球经济的看法。荣毅仁的助手秦晓对当时的国际金融市场，提出了不少问题，索罗斯都一一作答。“这位助手是难得的人才。”索罗斯离席时私下对我说。

　　饭后，荣毅仁陪索罗斯夫妇登上大厦顶上的露天阳台，他很自豪地对大家说，在当下的北京，这栋大厦是最高的了。站在阳台上，眼前的北京，空气污染严重，四周全是灰雾蒙浓。索罗斯看了心很不安，他问荣毅仁能有什么办法解决北京的空气污染问题。荣毅仁坦率地说：“这要靠国家制定相关政策才能治理。”

　　索罗斯转身对我说；“我建议基金会可以资助有关研究机构，专门研究一下怎样治理北京的污染问题。”

　　荣毅仁听了连声说：“好主意，好主意。”

　　荣毅仁的幽默给索罗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很多年后，他还经常对人提起这位“红色资本家”的谦逊。

　　摘自《与索罗斯一起走过的日子》

　　梁恒著

　　广东经济出版社

　　2012年3月版

　　文|梁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