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战争局势日见迫近，与日寇是战是和的问题也突兀地呈现在中国政府和人民面前。当此之时，主战者有之，主和者有之，和稀泥者有之，各派吵吵闹闹，难分主次。在诸多嘈杂宏论中，北京大学文学院长胡适以他在学界领袖的崇高声望，分外引人注意。
胡氏认为中国的军事力量远不能与日本抗衡，主张避战谋和，与日本公开交涉，解决两国之间的悬案，以谋求十年的和平。按他的设想，在这和平的十年中，中国全力发展现代军事工业，以阻止日本武力征服中国的企图。
这一主张给胡适带来了“主和派”的称号，从而受到主战派的猛烈谴责与攻击。
1936年7月，胡适应邀参加在美国举行的太平洋国际学会第六届年会，并当选为副会长，在国际学术界的声望再次得到提升。12月，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发生，胡适力主出兵讨伐叛逆张贼学良，并写出《张学良的叛国》一文，以作国民党中央讨伐声势的呼应。
卢沟桥事变后，胡适认为虽然国民党政府在军事上仍没有充足的准备，但事已至此，大战不可避免，且势在必战。特别是自淞沪抗战爆发后，中国守军以血肉之躯，奋起抵抗，战事持续一个多月仍呈胶着状态。目睹此情，胡适的心境为之改观，觉得中国守军可战，日本小鬼并不是打不垮、压不毁、煮不烂的铜豌豆，思想随之转弯。
庐山谈话会上，胡表示支持蒋介石的抗战政策，并产生了“和比战难百倍”的观点。鉴于胡在美国知识文化阶层中的声望，蒋介石遂产生让胡适到美国以非正式外交使节的身份疏通国际关系，争取美国朝野对中国抗战同情与支持的战略构想。但此时的胡适觉得贸然出国，会招致自己贪生怕死的非议，又不知道出去后“能做些什么”，遂极度情绪化地谢绝使命。
在众人劝说无效的情形下，蒋介石让傅斯年单独与胡适交谈，力促其出洋为国家效力。傅斯年受命前来苦劝，但胡适仍不答应。最后，傅斯年于焦急中流着眼泪说：“要说我有先生的名望和地位，我就要去了，为了抗日？？”听到这里，胡适深为所动，同样流下了热泪，遂以政府的安排属于“战时征调”，自己应无条件为国家贡献力气为由答应赴美。
同年9月，胡适以学者身份离开即将进行一场血战的南京赴欧美。临行前，对前来送别的主和派代表汪精卫、高宗武、陶希圣等干将们说，自己已不再祈望和平，并劝对方不要太悲观、太性急，国家总有向好的方面转折的机会。
许多年之后，世人通过陆续披露的“胡适秘藏书信”或内部档案材料窥知，抗战前的胡适并没有傻到把国家命运全部押到与日本谋“和”这盘棋上，在主“和”的同时，清醒地认识到中日战争或早或晚地要爆发，也就是台湾前国民党主席连战的祖父连横当年所预言的“中日必有一战”之谓也。
在胡适的思想观念中，除了一个“和”字，还有另一个主动迎接战争的思考和计划。
从不久前台北“中央研究院”披露的一批档案、书信可以看到，1935年6月27日夜，胡适在给王世杰的一封长信中，就表达了自己对时局的认识与战略构想，精辟地预言中国需要一个长时期的抗战过程，方可促成英、美在太平洋与日本开战的可能。
信中说：若中国局势发生逆转，只能寄希望于“一个很远的将来”。日本因滋生了一个狂妄而危险的图谋称霸世界的野心，最终将激怒英美，到那时，“太平洋上必有一度最可惨的大战，可以作我们翻身的机会”。又说：“我们必须要准备三四年的苦战。我们必须咬定牙根，认定在这三年之中我们不能期望他国加入战争。我们只能期望在我们打得稀烂而敌人也打得疲于奔命的时候，才可以有国际参加与援助。这是破釜沉舟的故智，除此之外，别无他法可以促进那不易发动的世界二次大战。”
这封信向世人揭示了一个埋没日久的秘密，也消融了时人或后人对胡适的部分误解。可以说，至少在写这封信的时候，胡适就意识到形势比人强的世界发展之大势，开始修正他此前一味主“和”的观点，并天才地预见到了未来发生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可能。
岳南：自上世纪90年代起关注与研究民国时期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有《从蔡元培到胡适》、《陈寅恪与傅斯年》、《南渡北归》三部曲等作品。
岳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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