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去东京参加了一个由中日韩三国大学生参加的讨论会。会上，大家唇枪舌剑地讨论着着东亚一体化、东亚新地区主义、东亚共同体等理念的发展和机制的演进。
有可能在充满历史和现实困境的东亚三国产生一种“东亚认同感”吗？三国年轻一代历史观和国家利益的分歧，会影响这个地区未来的稳定吗？这些问题在会议期间一直困扰着我，却又找不到答案。
某天会议结束后，我们一个会议室的十多个人决定一起去吃地道的日式火锅，这里面，除了我和复旦大学的同学、早稻田大学的中国留学生之外，还有东京大学和首尔大学的同学。
席间，东京大学的河野尧广突然饶有兴致地与我们讨论起汉字的“进化”历程。他从杯中蘸了些清酒，用食指在桌上写了一个“刘”字。“这是小篆”，河野说，“后来它进化为了繁体。”他示意我们看一下小篆右边那个他正在书写的“”。
“哇，你真厉害！这个字的繁体我们常常想不起来怎么写。”一旁的中国学生刁朔忍不住惊叹道。
“但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现在却进化成了‘刘’。”河野满脸疑惑地问我们。而且，他写的这个简体字并不是“刘”，而是“又刂”，可见他确实对于简化汉字摸不着头脑。
“我也觉得困惑。简体字与繁体字放在一起学习的时候，很难找到规律。”韩国首尔大学政治学系的金杜焕也凑过来说。
“我认为中国大陆使用的汉字应该‘繁化’。”一旁的东京大学学生小川洋辅道。他进一步解释，“有统计说，目前大约有2000个汉字是中日韩三国常用的，但这些字的简体版本，我们基本都不认识。”
我赶忙补充说：“当初推行汉字简化的初衷之一，是扫盲。当时中国经历了多年战乱，一穷二白，许多人完全不识字，繁体字对他们来说太困难了。”
“但当时的方便成为了如今的不方便。”小川说。他说的也确实是一个问题，来自与中文同源文化的日本和韩国人，尽管或多或少有一定方块字的认知度，到了中国，在地铁和公交站牌上常常发现自己一个字也不认识。
小川稍微思索了会，突然用日语和一旁的同学交流起来。“我们想到一个办法，”他转过头来对我们笑道，“凡事开头难。你们可以先在路牌、站牌上都附上繁体字。”
这让我联想到，在东京的地铁车站里，每一个重要标识上，确实有日、英、中、韩四国文字。
我一下子豁然开朗。东亚认同感最直接、最方便的起点，不正是文字的亲切感和认同感吗？尊重各自的历史和国情的第一步，也许正应该是让繁简汉字并存，让三个国家的人可以建立起一种属于自己的“文字默契”。
随后的几天里，我在居住地东京国立奥林匹克纪念青少年综合中心的艺术楼大厅里，仔细观赏了“平成23年度全国高中综合文化节优秀作品展”。这里展出了日本全国各地高中生的72件书法作品，形式以汉字居多，约占2/3，内容有吴昌硕诗稿、敦煌汉简、礼器碑、王安石诗作等。一名高二学生所摹《九成宫醴泉铭》获得了特等奖，极有欧阳询的神韵，文字的底蕴之“正宗”，让我这个中国人自愧不如。
文|陈康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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