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的捍卫者卢梭

　　在他著名的《社会契约论》中，其开头写道“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

　　他为人类盗来天火。这次，天火不是用来温暖我们的身体，而是点燃了我们的内心。他说要有自由，于是世界追求自由。而这位盗火者却永恒地被锁在高加索山上……

　　整整300年后，当我们静静地站在法国先贤祠中，仍不禁会想起他，他的名字叫让·雅克·卢梭。

　　穷困中死去

　　卢梭10岁时，父亲因与一个法国军官斗殴而被迫逃亡他乡。小卢梭被迫寄居到舅妈家，并在乡下上了两年学。两年后，12岁的卢梭开始自谋生计，他做过书记，做过学徒，忍受了很多枯燥、侮辱与暴虐。16岁时卢梭再也不想忍气吞声，终于逃离了日内瓦，在欧洲各地流浪长达13年。

　　在恶劣境遇中的卢梭坚持阅读了大量书籍。谈及此，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彭刚感慨颇深：“卢梭有超越凡人之处。他遭遇的困境，一般人能够承受就不容易了，而他把这些变成了创造力的来源。他在非常坎坷的条件下，完成了自我的教育。其坚强的意志让人联想到的是，贝多芬扼住命运的咽喉。”

　　然而，“如同格洛巨斯的雕像之遭到天气和海水的侵蚀与狂风暴雨的吹打，已经被弄得不像一尊海神而像一头猛兽”（引自《论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起因和基础》），卢梭的灵魂也一样。残酷的生存环境使他养成了很多恶习与性格心理缺陷，撒谎、偷窃、诬陷、手淫、与华伦夫人似情人又似母子的紊乱感情，这一切或者出于自我保护，或是渴望安全的心终于扭曲，或者……而卢梭的性格缺陷与敏感的心理，注定了他最终的悲剧命运。

　　1741年，29岁的卢梭终于结束流浪，来到巴黎。之后，卢梭结识了狄德罗、孔狄亚克等启蒙思想家，并参与编写《百科全书》，他们一起指点江山、纵横捭阖，卢梭的视野大大开阔了。但卢梭始终还是寂寂无名，穷困潦倒。

　　直到1749年，37岁的卢梭写出《论科学与艺术》，获得征文大奖，才一举成名。三年后他创作的歌剧《乡村卜师》首演大获成功，法国皇帝路易十五准备接见他并赐年金。但是卢梭逃开了，他要保持自己的独立自由。

　　1755年，卢梭写出了和启蒙思想的主流相逆的《论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起因和基础》。他认为，文明与自然是对立的，随着文明出现而产生的私有制导致了人类的贫富分化，而强势者制定出不合理的契约来维持这种不平等。至此，卢梭与狄德罗、伏尔泰等人的思想冲突开始爆发。启蒙思想家们认为理性能解决一切，历史是不断进步的，而卢梭却持相反的论调。根据彭刚的分析，身世性格的差异也是这一冲突的重要原因，“启蒙思想家中很多人属于社会上层，像狄德罗、伏尔泰，他们在贵族圈里妙语连珠、如鱼得水。而卢梭对上流社会一直是格格不入的。”

　　终于，卢梭无法忍受浮华的巴黎了。他搬到巴黎郊外隐居长达6年。这6年是卢梭创作的黄金时期，《新爱洛伊斯》、《社会契约论》、《爱弥尔》等著作都是这一时期的成果。

　　谈到思考的动力，彭刚认为卢梭是个非常特殊的人。“卢梭的生平传记就是他的思想传记。他的思想发展变化脱离了他外在生平就难以得到解释。”

　　在这个时期，因为与狄德罗、伏尔泰等人论战不休，学术思想日益分歧，卢梭的心理状态越来越糟。1762年，《爱弥尔》的问世在法国乃至全欧洲引起轩然大波。法国当局忍无可忍，准备逮捕卢梭。卢梭只好逃到瑞士，又藏身普鲁士，后又逃回瑞士伯尔尼，但均不被容纳。

　　1770年6月法国政府宣布赦免卢梭。卢梭终于结束逃亡重回巴黎，这时他已经58岁了，靠替人辛劳地抄乐谱为生。同年11月，动笔4年的自传《忏悔录》得以完稿。8年后，66岁的卢梭在穷困中死去。

　　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大革命期间，卢梭被移葬先贤祠，棺木上镌刻着“自然与真理之人”。

　　不可驯服的灵魂

　　谈到法国大革命，人民大学哲学院龚群教授一方面强调大革命是由非常复杂的经济、社会因素引起的；但他也承认，在精神层面“如果没有卢梭，几乎不可能有法国大革命。比如法国大革命的旗手罗伯斯庇尔就极其忠诚于卢梭，他把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当作《圣经》一样，天天揣在口袋里。实际上，卢梭的著作就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圣经》。拿破仑也说过无卢梭则无法国大革命。”

　　彭刚认为，就大革命的爆发而言，“（卢梭的）思想没有那么大的能力。”从两本世界文学名著——狄更斯的《双城记》和雨果的《九三年》中，则可以清晰看到人们尤其是文化人对大革命的复杂心态，“一方面革命仿佛有他天然的道义上的合理性，但另一方面，革命所带来的血腥，对平等、博爱、仁慈等价值观的抹杀，是让人无法接受的。”但是，对于大革命中的恐怖暴力行动，卢梭早于大革命30多年前的话可谓一语成谶：“甚至正直的人们也把残害同类视为一种不能不做的事情，以致互相残杀，牺牲了数以千计的人的性命之后，竟浑然不知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引自《论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起因和基础》）

　　之后，经过200多年的历史，尤其20世纪一系列血腥的战争与革命后，人们更加清楚这样一个道理：靠恐怖暴力无法达到善的目的，甚至会造成更大的恶。

　　龚群则站在宏观的角度一再强调：“无论大革命有多么负面的影响，比如说它是道德乌托邦的覆灭，但它所追求的自由、平等仍然是我们当代最伟大的精神……卢梭（对自由、平等）的表达最响亮、最有代表性，并且促成了法国大革命这样的运动，所以卢梭的思想最典型地代表了现代性。”

　　卢梭的重要贡献不仅仅是他的政治思想，正如中国社科院哲学所尚杰研究员所提到的，“卢梭一生著述不多，但他每一部作品，几乎都是该领域在近代学术史上的奠基之作，比如《爱弥尔》之于教育学、《忏悔录》之于文学、《社会契约论》之于政治学、《论语言的起源》之于语言学。”

　　在尚杰看来，“卢梭有一个最深刻的思想动机：必须恢复一个绝对自然的人，绝对不允许任何虚伪和腐败。”在卢梭看来，个体是没有“原罪”的，人性本善，是所谓的文明社会玷污了人的天性，在这方面历史倒退了，所以重要的是恢复人的自然本性。

　　彭刚认为，后世对卢梭的解释分歧之大在思想史上是罕见的，“很多人坚定地认为自由是卢梭思想最核心的概念，但以赛亚·柏林宣称，现代思想家中有几个自由的敌人，卢梭是被他明确列为自由最危险的敌人。有人会说卢梭是主张返回自然的，但也有人说他所设计的那样一个政治共同体，恰恰是剥夺了人类自然状态所拥有的东西，把人完全置于一种最严格的管制之下。”

　　如果一个人和所有人都冲突，一般会认为这人有问题，卢梭恰恰和当局、教会、甚至启蒙阵营都有激烈冲突。这当然可能和他敏感、多疑的性格有关，但龚群更为强调的是思想上的分歧，“比如他宁可抄五线谱也不领政府津贴。”

　　卢梭一生被困于命运的枷锁和他以为存在的枷锁中，但他在牢笼中依旧渴望着自由、呼唤着自我、悲悯着众生，这是他更大的命运，这是他自然的天性。正是这个并不“优雅”的人，划出一道石破天惊的闪电，震醒了人类内心深处被压抑已久却永不可驯服的灵魂——自由。

　　文|赵福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