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荣的阿基米德支点

　　基金经理老鼠仓案件已并不新鲜，但这个历时两年的案件还是受到了市场高度关注。

　　该案涉案盈利金额超过千万元，刷新了老鼠仓案的最高纪录。当事人原交银施罗德基金投资总监李旭利知名度高，市场上有“北有王亚伟，南有李旭利”之说。最高法刚刚发布了有关内幕交易的司法解释。此案的判决将对机构行为及市场信心产生重大的影响。

　　近两年来，内幕交易案不断增多。2011年，证监会共受理违法违规线索290件，立案调查案件94起，其中内幕交易案48起，占一半以上。

　　过去十多年来，中国经济扶摇直上，成为全球增长奇迹。而上证指数绝大多数时候都在1000-2000点附近的低位徘徊，如今股市更是萎靡不振，难见转机。这其中虽有结构性的因素，但游戏规则的不公平也是关键的罪魁祸首。

　　股市的繁荣与否是由市场的选择所决定的，市场的选择又与规则的制定和监管执行紧密相关，这三者之间存在着内在的逻辑关系，重罚才是股市繁荣的阿基米德支点。

　　从立法上来说，我国证券法对内幕交易的处罚力度明显偏轻。2005年修改之后的证券法第202条规定，对内幕交易者，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3万元的，处以3万元以上60万元以下的罚款。

　　2009年的刑法修正案(七)方才将老鼠仓行为入刑。其中第180条规定，从事与内幕信息有关的交易活动，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

　　而在美国，自1934年证券法起，就对内幕交易进行了严格约束，随后不断加重处罚力度。1988年的《内幕交易及证券欺诈制裁法》，自然人的处罚金额可高达10万至100万美元，法人则可被处以高达250万美元的行政罚款。2002年通过的《公众公司会计改革和投资者保护法》进一步规定，任何人通过信息欺诈或价格操纵、内幕交易在证券市场获取利益，最多可监禁25年或处以罚款。

　　虽然有立法的不足，但立法立规是相对静态的，监管执行却是无时无刻不在发生的，绝大部分立法行为本身就是监管实践所推动的结果。同时，监管的导向和力度更是对市场选择产生着直接的影响。由此可见，监管执行才是立法、执法和市场选择三者关系的核心。

　　监管无力显然就是当前市场不公的最关键原因。近期，最高人民法院在颁布内幕交易司法解释时表示，2008年初至2011年底，证监会共获取内幕交易线索的案件426件，立案调查的只有153件。这段时间，全国法院审结的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犯罪案件才21件。

　　这背后既有执法决心的问题，更有执法能力的约束。证监会并未获得侦查、传唤、监听及冻结银行账户等必要的权力，查处相关案件需要严重依赖公安经侦部门配合，一线稽查人员也严重不足。

　　没有人不喜欢繁荣，但是繁荣不是救市，不是给政策，更不是请客吃饭，繁荣必须从重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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