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山完造回忆鲁迅

　　相识即朋友

　　那时听说先生是偕妻子来到上海的，而他的妻子就是他的秘书许女士，可就在不久前还听闻先生尚未结婚。他们相识于五四运动之时，当时先生在北平女子师范学校当讲师，就在运动掀起一股热潮的时候，许女士站在了众多女学生的前面，挥舞着旗帜，英姿飒爽……

　　先生来到我家，头一句便说：“老板，我结婚了哦。”

　　我便问：“怎么会……”

　　“是和许结的婚，虽然我本无结婚的打算，但大家都撮合我们，最后我也就随了他们的意。”

　　“对象不是在北平吗？”

　　“哦，那是我母亲的媳妇，可不是我的媳妇呢。”先生爽快地答道。

　　原来中国式的婚姻中男女双方大多未曾谋过面，所以对于男方来说，更多的像是母亲在娶媳妇而并非自己娶媳妇。

　　在家族制度改革方面，鲁迅先生写了中国白话文运动最早的一部白话小说《狂人日记》，这部小说旨在唤起家族制度的革命，我想他怀揣的这种思想在他那不经意的言语中也有所体现吧。那句话一点儿也不像是刻意说出来的，虽然作为日本人听上去感觉有点儿不自然，但先生本人确确实实是心如其言的。难怪那位所谓的“母亲的媳妇”一次都没来看望过远在上海的丈夫。

　　后来先生一家突然搬出了景云里，这都是因为背后的一种危险，这危险正逐渐逼近他。

　　那时先生说想要搬家，我就说那我帮他找找看有什么好的居所。

　　“形势紧急，没那么多时间慢慢找了。”他一脸严肃地说。

　　我提议道：“那搬到我家来吧。”

　　“你住的地方有很多中国人出入，不妥。”

　　刚好我一个朋友住在现兴亚院前的拉摩斯公寓，他由于工作调动去了青岛，把房间空了下来。我给先生提议这个地方，他说很好，于是就以我的名义租下了房子，并于当天搬了进去。当时他什么行李都没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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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诸如此类事情，之后也常有发生，迫于形势，最后只好委屈先生暂住我家三楼那狭窄的地方，就像被软禁监视一样。

　　风暴来袭

　　那时，中央党部大肆屠杀学生，就像斩萝卜似的毫不留情。为反抗党部的此种行为，蔡元培、宋庆龄、杨杏佛和林语堂(那时林语堂还不算知名人士)等人共同成立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开展了诸多活动，在社会上颇为活跃。同盟的宗旨在于维护人类的生存权，其立场非常单纯，颇具人道主义精神。

　　其实我原本也打算加入该同盟，可是鲁迅先生说：“你还是莫加入的好，一旦中日关系恶化，你就可能被当作间谍处理，要慎重啊……”于是我便打消了加入的念头。

　　时值中央党部无故屠杀中国人的事件在世界各国被相继报道，由于林语堂擅长英文，先生又懂德文，加之宋庆龄、蔡元培大量撰写文章，所以短时间内民权保障同盟的名字已为世人所知晓。

　　中央党部为打压同盟的活动不惜使出暗招，想暗杀同盟成员来杀一儆百。可就在暗杀对象的选择上颇费了一番脑子。

　　从地位上来看杨杏佛可能要高于鲁迅，但其影响却很小，在青年人中没什么影响力。当时我接到一个电话，说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党部遂决定选择杨为暗杀对象。

　　我把这些信息转告给鲁迅先生，他听完后马上动身去了同盟。考虑到危险性，我劝他在我家暂避，可他说“在哪都一样，该来的总会来的”，最后执意去了同盟。许夫人急忙赶来问先生的去处，由于形势紧迫，未能同去。那时候局势相当严峻，但先生得以安全渡过此次劫难。

　　之后也有过类似的经历，他依旧说“该来的总会来的”，然后坦然地出门。

　　迫于当时的形势，再加上他身体有病痛，于是我把他们一家三口藏在了家里。他们终日不出门，像是被“软禁”了一般。后来事情慢慢平息下来，先生一家也平安无事，而民权保障同盟不知何时解散了。

　　离开广东中山大学的时候，鲁迅先生就已经明确了自己与蒋介石的相反立场。蒋介石秉承了孙中山的容共政策，鼓励学生留学俄国，给学生以最高待遇，可是后来却推行清党运动，大肆杀害学生。

　　有段时间人们大力声讨蒋介石的这一欺骗性政治活动的诸多弊病，说如果国民党内部容许这样的政治活动，那党本身也在进行一场欺骗性的政治活动。

　　蒋介石是浙江人，鲁迅先生也是浙江人，但这不能阻挡两位同乡立场上的对立，他至死都在反对蒋介石和国民党，这一立场坚定不可动摇。

　　他从广东来到上海不久，当局就发放了逮捕令。那时我不无担忧地说：“逮捕令都出来了，这下可危险了。”可他却毫不在意地说：“不用担心，没事的，发逮捕令也就是想让我老实安静点儿罢了，如果真想逮捕我的话，应该是一言不发直接过来解决掉我。”

　　那时先生用笔名在《申报》的自由专栏里发文章，一般不出三天，就被人发现了，于是又改笔名。那个时候是他笔名用得最多的时候，估计有五十七八个。

　　原稿是绝不能直接发出的，而是经由先生的妻子修改之后再发出。当时论战也相当激烈，其中尤以与创造社、太阳社间的论战为多，而论战的对象有国民党及其他各色人等。每当疲于论战时，先生就会到我那里与我畅谈。

　　各派人士聚在一起漫谈时也是在我家，这时我定会邀请先生。如果我的注意力、观察力再高那么一点儿的话，就能抓住更多他在漫谈中所说的事情，可现如今，他说过的话大体已模糊了，我亦无法从中汲取什么了。

　　可以说，有十年时间我都过着与先生同吃一锅饭的生活，可现在却无法捕捉更多他当年的话语，实属遗憾！

　　文学家之魂

　　倘若以一言来形容鲁迅，我只能说他有着古武士之气概和中国式的血肉之躯，该强硬的时候他绝不妥协。这与郭沫若的性格稍有不同，我与郭有相当深的交情，他主要偏向于政治，所以浑身上下散发着一种政治家的气质。而鲁迅则是纯粹彻底的文学家，文章犀利伸展到一切可能的地方，至死都在拼命伸展抵抗。

　　先生卧病在床的时候，托我找他时任南京宪兵队长的一名学生来见他。先生说：“带他来见我。”那名学生去见了先生，“我来看老师了。”学生没说上几句话就回去了。

　　不久后先生收到从南京来的一封信，信中言辞恳切委婉，大意如下：

　　前几日得见老师，激动欣喜之情不胜言表。老师现在卧病在床，而针对老师的逮捕令已发出十年，至今未撤，作为您的学生，我的立场也很尴尬，所以一直想撤销对您的逮捕令，可是如果我现在自行撤销的话，只怕日后您会有所不满，所以特询问您的意思。

　　那天鲁迅先生又晃悠到我家，说道：“老板，今天我可遇上了件十分有趣的事情哦。上次从南京来看我的那家伙居然给我来了封信，言辞恳切委婉至极呀，说是想要撤销对我的逮捕令呢。我可不同意，所以这就来给那家伙回信了。”

　　“好不容易撤销了，那不是很好吗？”我问他。

　　他回答说：“我的日子也不长了，突然撤销跟了我十年的逮捕令会让我感到寂寞冷清的，所以信中已说明让那家伙不要撤销对我的逮捕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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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次说到“藤野先生”的事，先生总是眉飞色舞，饶有兴致，仿佛那些事情已经根深蒂固了一般，而《藤野先生》一文现已收入“岩波文库”的翻译集里。据说先生在北平的时候，书桌前挂有藤野先生的照片，每天在这张照片面前学习，当困意来袭想偷懒的时候看到这张照片就又奋发起来继续学习。每次谈到翻译的事情时他定会强调要把《藤野先生》一文译出来。

　　对于在日本的诸多事情，赞成的赞成，反对的反对，他从来都是态度分明，可是对于藤野先生，总是毫无条件地一并说好，报以百分百的敬慕之情。

　　对于中国，特别是中国人，他总是毫无掩饰地加以揭露和批判。我在《活中国的姿态》这本漫谈书中写到中国的优点，可对此先生却批评道：“老板，这可不行啊。过度的夸奖会让孩子们得意忘形的。书总要起点教育作用，所以还是得从头到尾地多加批评才是。”我回答说：“可是，这确确实实是中国人的一个优点啊。”先生遂又回道：“要是我就不会这么写，但因为是老板写的，我也不多说什么了，要换成我，是断然不会这么写的。”语气依然强硬，坚决批判中国人的缺点。

　　但是先生并不是为了揭露而揭露，实际上他真的在担心着中国的命运，记得他临终前说过这样的话：“中国的未来如同阿拉伯沙漠，国内由于战争在不断地沙漠化，而国外又在不断地加速扩大沙漠化，两个方向都在不断地沙漠化。如果照这样下去的话，中国的四万万民众将被逼到饥饿的战线上，到这时，就不仅仅是中国的不幸了，而是中国全体国民的不幸了。”

　　说出这些话的时候，先生把中国的未来清晰地摆到了自己的眼前，这番话也表明了他的意思，即：中国必须得改变当下的行进方式，这也是对中国的一个全面清晰的剖析。

　　理所当然的事

　　中国人对比自己生活水平低的人，总是毫无理由地认为应该帮一把。也不光是对比自己生活水平低的人，对一些自己有而别人没有的东西，也总想着从自己的一份里拿出一部分分给没有的人。如果不这样做，他就会心里不安。同理，接受的一方也不应该拒绝，好像拒绝了心里也会不踏实(可能有一些夸大)。这种时候，就根本不是什么面子之类的原因了，而只是出于一种非这样做不可的不成文的规定，觉得必须得帮对方一把。

　　有人给鲁迅先生寄来了一百块稿费。正好赶上先生来我店里，我就把稿费的事情对他说了。先生听后对我说道：“那今天就把那一百块给我吧，正好我有点儿用。”我听后马上把钱给他了。

　　我俩刚闲聊了一会儿，有个女人过来找先生。先生转过去听了会那个女人说话，就把我刚给他的一百块钱给了那个女人。那女人只说了一声谢谢，拿着一百块钱就匆匆回家去了。

　　要知道，在鲁迅先生的生活里，一百块钱绝不是一笔小数目。我忍不住问先生：“怎么了？发生什么事情了？”先生说道：“那个女人的丈夫，因为一个朋友的谗言，前段时间被关进苏州监狱了。这个女人正好从事解放运动。几天前从监狱方面传来消息，说是只要带三百块钱过去就把人给放了。她自己和朋友只拿得出两百块，另外一百块怎么也拿不出来，所以让我借一百块钱给她，于是我就把钱给她了。”

　　那个女人可能被骗了，我想要不要提醒先生一下呢？最后我还是忍不住问了先生那人到底和他是什么关系。

　　先生对我说道：“那个女人和她丈夫都是我在北平时候的学生。我也知道她是被人骗了，中国监狱的那些狱警很多都不是好东西，编编谎话欺骗这些可怜人的不在少数。这个女人应该也是被这些流氓给骗了，但是这会儿我不能告诉她这些。她拿钱走的时候应该心里充满了希望吧，算啦。”

　　我一时还真的体会不到先生说的这些，不过要是换了我站在先生的立场上的话，我是绝对不会拿钱出来的。而且我会明明白白告诉那个女人她被骗了，劝她别去。

　　听了我的想法，先生说道：“老板，你可以把立场再换一换呢。如果你是那个女人，而我像你刚才说的那样劝你不要去，你肯定会迫于无奈答应下来，但是心里边一定很绝望吧？”

　　先生的话让我脸红起来。紧接着他又说：“按照中国人的习惯，是不应该拒绝的。这种时候，如果你手上有，不论出于什么原因都要借给她。这是一种习惯。”

　　我问先生这种只要有就不会拒绝，是不是为了“面子”？先生笑道：“不不，不是为了面子什么的。这样做并没有什么条件，对于有的人来说，只要一无所有、生活困难的人有需求，能帮忙的话帮一把不是理所当然的事吗？哈哈哈。”我听后，再一次感觉惭愧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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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凭这一件事，我也不会浅薄地卖弄自己是个中国通。

　　一次文物鉴定

　　很多人都对我说：“呐，内山先生，鲁迅现在是不是被神化了啊？”

　　……若我只说“虽然中国人把鲁迅当成圣人，却绝不会将他神化，因此不必担心”，可能还是会有人不放心。所以，我再来跟大家说说鲁迅先生本人的态度吧。

　　“看到日本寺庙里的四天王还有仁王等国宝级木像，我发现它们真是毫无瑕疵，完全是超乎人力的雕像。中国类似的佛像呀五百罗汉呀就总感觉做得不够精细，稍微挑剔一点就会发现贻笑大方之处。”我如此对先生说道。

　　他则回答：“是啊。日本人太认真，于是做出了超乎人力的东西。中国人无论怎么认真，做出来的东西总还是有人气的，故而做出来的佛像也是跟人差不多的。”至今我还记得他的话。

　　有一次，一位S博士对我说：“我带了一幅杜甫的挂轴过来，想找人帮我鉴定一下真伪。”我便问先生：“您认识什么鉴定家吗？”他回答说：“这可真有趣。中国都没有杜甫的真迹，日本时不时就会冒出一些在中国已经消失的东西。那个挂轴还请让我拜见拜见。”于是我向S博士转达了先生的要求，让他把挂轴带了过来。

　　那是一幅很大的挂轴。先生将挂轴铺在一张很大的桌子上，展开来一看，喟叹道：“我不知道这是谁写的，不过字写得还真是好。可惜的是，上面题的诗却是比杜甫晚了很多朝代的人做的。”

　　之后先生又仔细看了旁边许多名家确认真迹的落款，还一边看落款印章上的字一边用手指比画。似乎是看到郑板桥的印章时，先生用手指比画上面的字，说道：“啊……这个字错了。若是郑板桥落款，按理来说是不应该出现错字的。”先生一边说着，一边抬起身子望着整幅挂轴。

　　“康熙、乾隆以及其他多数鉴定者的印章都是肉色的，跟杜甫落款的颜色一模一样——这张纸是染过的—— 果然是赝品。”

　　先生这么说道，我大吃一惊，既是因为此前我从不知道先生竟能鉴定文物，也因为他一开始就凭上面的诗作是比杜甫晚了许多时代的人做的而判定这是赝品。我不知道日本是否有鉴定家是这么工作的。

　　摘自《我的朋友鲁迅——鲁迅挚友内山完造回忆录》

　　【日】内山完造 著

　　何花 徐怡 译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2年10月版

　　文|【日】内山完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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