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全运会看人的素质与社会公正

　　“中国人素质低！”我们常听到这样的说法。近年来，随着出境人数的剧增，有关国人素质的话题更加火爆。在英、美生活多年的剑桥大学讲师刘瑜在《礼仪之邦》中写到了中外之间的巨大差距：她在英美生活的时候，人与人之间都相当友善，陌生人只要目光相接，般都会点头微笑致意，邻里之间也充满关爱与温情。但回国后，人与人之间的冷漠甚至敌意让她非常不适应，感叹“我们礼仪之邦的文明早就超越了伪善，走向了赤裸裸的冷漠。”

　　这话国人听了不舒服，但却是事实。在香港求学六年后回来，我也和刘瑜有同样的感受，需要一段时间才能适应人与人之间那种动不动就剑拔弩张的亚战争状态。恶意、争执、攻击、发飙，在我们这里发生的频率似乎太高了。刚落幕的全运会似平又在给中国人素质低的说法提供佐证，全运会几乎成了发飙会：有柔道亚军拒绝最后的称重，怒踢广告牌并狂骂：“太黑了！”；有在记者会公开发飙：“我拿的是银牌，但是我觉得我才是冠军。”；有双方观众群殴的：有狂奔150米追打主裁判的；有在赛后继续在场上站立八分钟拒绝退场的……

　　面对如此之多的发飙事件，有人或许会说这是国人素质低的缘故。然而对此我却有不同的看法，我认为这些事件恰恰说明了中国人人际关系紧张、爱发飙的根源不在于什么民族劣根性，而在于缺乏公正。

　　为什么这么说呢？有个很清晰的比较，为什么每次全运会这么多发飙的，而奥运会上却极少？原因很简单——公正！奥运会是在公正的环境下竞争，即使输了，也心服口服。反观全运会，当各式各样的“内定”、“黑哨”、“黑腿”充斥着赛场的时候，我们还能指望被暗算的选手心平气和地向对手表示祝贺？

　　所谓的国人素质问题也一样，为什么中国人在境外都是温文尔雅，在国内却屡屡发飙？同是炎黄子孙，我在香港极少见到有人争执发飙，因为那里的制度设计几乎不给你什么发飙的机会，在你遇到不公待遇的时候，你很容易可以诉诸正常的制度来讨回公道。如果遇到警察野蛮执法，你不用发飙，投诉会帮你把他收拾得服服帖帖；如果遇到有人欠债不还，也不用提刀上门讨债，法庭会帮你拿回每一分钱。回到内地之后，我却经常忍不住要发飙，各种各样的霸王条款，无人制衡的专横，不发飙那叫没正义感。经常遭遇不公正，自然也会对这个社会冷漠甚至厌恨。

　　公正是人类文明始终追求的核心价值之一，因为只有公正才能最大限度地降低人们之间的矛盾与摩擦，减少斗争与消耗，促进优胜劣汰、扬善惩恶，最终促进人类的进步与繁荣。那么怎样才能实现公正呢？其道理再简单不过，所有参与者都参与规则的制定，大家以契约同意的方式将一部分权力让渡给某个权威机构执行规则，契约同时包含监督制衡机制以保证规则的执行符合签约者的本意。既然是大家自愿达成的公正的社会契约与制度，而且不走样，自然会得到最大多数人的认同，争端也会被降到最低。而在现实中，有些规则(或者说潜规则)是由少数人制定并执行的。这样产生的规则就容易导致矛盾与怨恨。

　　专横无理最容易产生怨气。发飙其实很可怜，因为它是弱者最绝望的反抗。更可怕的是，这些由基础制度设计不合理生出来的怨恨会在社会各个环节传导，你对我发飙，我对他发飙，不断找下一个出气筒。以至于大家都变得不友好，但是大家又都觉得很委屈。这与中国人的素质无关，只和公正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