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浩：推动公开“39号文”不是真正目的

　　《瞭望东方周刊》两年前首发披露的广州“39号文”事件，终以广州市政府公开政府文件和政协委员孟浩剃须告一段落，却也因城市投融资体制改革、政协委员履职方式等热点议题，而致余音不绝，争议持续发酵。

　　继此前追踪报道《广州“39号文”未了局》后，4月底，本刊就上述问题与争议，再度与“39号文”事件重要推手、广东省政协常委孟浩深入探讨。

　　此次，除回应上述问题，孟浩还首次坦陈他介入“39号文”事件的心路历程。

　　“他们也不敢再胡吃海喝了”

　　《瞭望东方周刊》：作为政协委员，推动“39号文”公开，其实可以有很多方式，你选择“蓄须明志”有什么样的考虑？有人认为你是作秀，是从个人名利角度考虑，你怎么回应？

　　孟浩：“39号文”我最早是在2011年3月份接触到的，当时有记者采访我对海心沙收费的看法，带了这份文件的复印件。

　　当时他没有意识到这份文件的重要性，我翻看时发现这里面有不少问题，什么（为了）减轻财政压力，我就想，广州市政府每年100亿元的GDP增长，势必带来税收增长，也势必意味着政府可支配财政收入增长，可怎么关系到公共利益的市政建设还要打包出让，还说要减轻财政压力？而且还是给自己的亲儿子（市政府的投融资平台集团）？

　　我就找来郭巍青教授和他的学生、赵绍华律师以及唐昊等一些行政和法律方面的专家，大家仔细研读，然后就有了给政府的信息公开申请，媒体也第一时间报道了。我“蓄须明志”，其实就是当时的一个想法，我觉得我的“蓄须”还是给广州市政府施加了压力。

　　我一直强调，我是一个流动的载体，我会经常到外面走，公开把自己的胡子跟广州市政府的信息公开挂钩，别人看到我的胡子就知道广州市政府在信息公开方面做得怎么样，对广州市政府的形象是有影响的。

　　假如我的胡子跟市政府形象挂钩他们不接受，那就是另一回事。可是，他们也接招了，（广州市）陈建华市长也说了，劝我早点刮了胡子，干干净净地跟他在省两会见面，也承认我刮了胡子会对广州市政府的形象有好的影响，这就证明我“蓄须明志”还是影响到了广州市政府的。

　　《瞭望东方周刊》：我们其实想探讨、辨析一个问题，政协委员到底应该怎么当。你能否为我们描述一下，你所希望的、理想状态的政协委员应该怎样开展工作。

　　孟浩：你别看我在这里（广梅汕铁路有限责任公司）有办公室，单位给我配了这些设备，给我工资待遇，但并没有给我指派什么具体工作。单位领导就告诉我说，只要做好政协的工作，就是对我们单位最大的支持。

　　我到辖区（调研）从不提前预约，也不搞原来那一套---组织协调好，带领一帮民主党派人士、工商联人士下去，听听准备好的汇报一抹嘴就回来了。而且现在也不可能再搞那一套了，他们也不敢再胡吃海喝了。我就是直接闯过去，我要履行政协委员反映社情民意、化解矛盾纠纷、维护社会稳定的职责。

　　我原来对政协是干什么的没有概念，做了政协委员，第一年什么都不懂，就是看着、学习。我从2004年（做政协委员第二年）才开始提案，我提案都是有根据的，而且都是邀请很多专家来帮忙审核。我的提案都有具体的法律依据，哪一条哪一款都写出来，而且有律师的司法解释文书。我坚信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所以每个提案都会沉下心来研究学习。

　　“压力我是没有的”

　　《瞭望东方周刊》：相较于反对“平坟”后而落选的河南省政协常委赵克罗，大家都觉得你是幸运的，为什么会有两种不同的境遇？赵克罗还因担心受报复而发布过遗书，你有没有受到过类似的压力？

　　孟浩：赵克罗这个事情也有人给我说过，也有媒体报道说我会不会成为第二个赵克罗，事实证明不会。另外很多人说我给政府找麻烦，但你看这么多年下来，很多政府部门的领导并没有跟我有什么过节，因为我提的都是涉及公共利益的问题。作为一个广州人或者广东人，领导本身也是实际的受益者或受影响者。

　　省公安厅一位厅长，有一次政协开会时握着我的手说，孟浩我知道你，我很敬佩你的胆识。

　　这里说到胆识，我就觉得，一个是胆，你要敢说才行；一个是识，你得会说，说的有理有据。如果我什么都不懂一股脑乱说，也不会连任三届政协委员，也不可能做到政协常委。

　　压力我是没有的，我想得开，我这个年龄，在这个单位也没必要非得凭借什么政协委员的身份。只是做了政协委员，对于我能够进出政府机关、追问官员职责是一种保护吧。

　　不过我家人担忧不小。我现在晚上出去吃饭都是有人陪着的，要不我爱人陪着，要不有朋友，他们担心我触动利益集团。我母亲甚至跟我说，出去吃饭要是去了洗手间，回来这杯茶水就不要再喝了。

　　“推动‘39号文’公开并不是真正目的”

　　《瞭望东方周刊》：现在回头看，在推动“39号文”公开这件事情上，你认为成功吗？

　　孟浩：几大投融资集团已经完成改革才公布公开，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都做完了，公不公开公众都不能提出意见和建议了。我们的重点是，要给公众知情权，让公众能够在知情的前提下提出意见，并参与到涉及城市基础建设、公众利益的公共事件中来。

　　《瞭望东方周刊》：我们发现，推动“39号文”公开并不是你们的真正目的，你们真正想监督、建议，或者说反对的，是“39号文”确立的广州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融资体制。你们现在已经公开呼吁，认为这种体制造成国资垄断、民资无法进入。

　　孟浩：对，公开并不是真正目的，我们要做的是要让公众对政府的行为有知情权，至少在涉及公共利益的事情上有知情权，有知情权才能有参与权、监督权，才能实现多赢社会。

　　对于广州的基础设施建设，其实就应该放开，让民营资本进来。既然政府说财政有压力，那为什么不面向社会集资呢？说实话，广州的游资还是很庞大的，还是有很多有钱的民营老板的，我相信放开这个国有垄断，他们是很愿意参与的。

　　而且“39号文”说是改革，政府只要制定规则和准入标准就行了，让市场主体来竞争，谁的服务好、谁的质量高、谁的价格低，就让谁做。现在呢，都是你自己在搞。

　　就好比我们马路边上的水泥桩，一个水泥桩里只有不及小指粗的一根钢筋，要是水泥再用得少点，一碰就全散架了，这就是垄断造成的。要是公开招投标，政府只要制定规则和准入标准，让市场主体充分竞争，政府监督，那肯定会选用最好的。

　　《瞭望东方周刊》：广州“39号文”确立的城市基础设施投融资体制，和随后打造的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其实全国很多城市都在这样搞。我们还注意到，在你此前组织的针对“39号文”的专家围观会上，针对这一投融资体制，赞成与反对都十分鲜明，你如何看待这种观念分歧。

　　孟浩：如果说政府的初衷或意愿是好的，只能说方式有些不对。不过说实话，如果初衷是好的，为什么只允许亲儿子（政府投融资平台）参与，还搞得这么神秘（“39号文”不公开）？

　　至于这种投融资体制在市政建设上有没有好处，要看具体效果。政府现在什么都不说，我们也不好评判。但即便是好的，也不能剥夺公众的知情权、监督权，也不能违背国务院新36条（《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不让民营资本进入。

　　另外是政府的扶持措施有问题。既然改革，走市场化道路，让市场主体在市政建设当中发挥主体作用，为什么还要财政来扶持呢？可见政府的初衷、意愿是不够纯粹的。说是投融资平台，现在国企没有项目，银行都不批贷款，反而不如民营企业融资能力强。还有一个就是债务，怎么能这么把政府债务划拨给企业，然后再由政府来兜底埋单呢？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王智亮|广州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