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色青春——详解中美校园案件之异同

　　事发数月后，复旦投毒案有了最新进展。

　　近日，有关方面确认，上海警方已将复旦投毒案材料移交上海市人民检察院二分院。检察机关审查后，将向法院提起公诉，法院再对此案件进行审理判决。

　　2013年4月16日，复旦大学官方微博发布消息称，该校2010级硕士研究生黄洋抢救无效，于当天下午3点23分去世。警方表示，在黄洋宿舍饮水机内剩余的水中，检验出有毒化学成分，并认定同寝室室友林某有作案嫌疑，林某被警方刑拘。三天后，上海警方以涉嫌故意杀人罪向检察机关提请逮捕犯罪嫌疑人林某。

　　“最后要定案也并非易事，掌握完整的证据链是关键。”华东政法大学教授、上海犯罪学学会秘书长肖庆平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他说，在这起案件中，投毒嫌疑人在投毒后7天才被刑拘询问，这样的时间跨度已足够毁灭很多证据。“即使他在口供中认罪，上庭时依然存在翻供的可能。”

　　6月7日，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莫尼卡学院被一身黑衣打扮的枪手袭击，导致多人死亡，警方在学校图书馆附近将枪手击毙。

　　校园暴力案件，每个社会都无法容忍和麻木，但它却从未停止过。

　　理科生更容易冲动吗

　　华东政法大学副教授、青少年犯罪问题研究专家宋远升向《瞭望东方周刊》介绍，1992~1996年间，中国未成年罪犯人数在3万~4万之间徘徊，一直保持较为稳定的状态。1997年前，青少年犯罪率（青少年罪犯占全国罪犯的比例）相对较低，大概占犯罪总人口的5%左右。

　　1997年是一个节点，到2005年达到顶峰，为11%左右，此后一直保持在10%左右。宋远升估计，未来青少年犯罪率大致会保持在10%左右。

　　在整个青少年犯罪中，未成年罪犯所占的比例逐年提高。“这也说明了犯罪低龄化的现象：尤其是14~16岁罪犯数越来越多，从而引起人们担忧并产生刑事责任年龄是否需要降低的问题。”

　　宋远升说，“1997年的节点，与社会开放度有关。当时中国社会正面临着互联网等冲击。未成年人在这种情况下，受到更多诱惑，产生更多欲望，因此犯罪率出现直线上升。”

　　在犯罪主体方面，流失生和在校生犯罪突出；留守未成年人或者流浪未成年人、城市务工人员后代犯罪率上升趋势明显。

　　犯罪手段也有变化，从暴力犯罪向知识化、智能化趋势发展。在宋远升看来，这是因为，“随着广大青少年科学文化水平的提高，青少年利用现代科学技术犯罪的能力也在提高。”

　　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大学生心理咨询专委会曾经做过一项调查。这项调查表明：近40%的大学新生和50%以上的毕业生存有不同的心理问题，其中，“人际交往、学习压力、就业压力、情感困境是最为突出的四大‘心病’”。

　　近几年我国社会有影响的校园犯罪案件包括：朱令案、马加爵案、南航口角杀人案、北大铊投毒案、扬州大学秋水仙碱投毒事件、中国矿业大学铊盐投毒等。从这些案件看，“犯罪嫌疑人有一个明显的共性，他们绝大部分是理科生。”

　　宋远升说，“从教育背景考虑，理科生不仅有机会接触更多实施犯罪的工具，更主要的是具有行动力。”当言语不能沟通时，行动就成为他们解决问题的方式。

　　肖庆平告诉本刊，“罪犯都是采取自己最熟悉的方式实施犯罪的，这是一种惯性。比如，电工会选择用电杀人，药剂师更多会选择投毒。”

　　“青少年犯罪的另一大特点是激情犯罪。”宋远升说。

　　所谓激情犯罪，是指在强烈而短暂的激情推动下实施的暴发性、冲动性犯罪。从不同的角度可以对激情犯罪进行不同划分。如根据犯罪表现，激情犯罪分为两种类型，即被动防卫型和主动攻击型。

　　激情是人的一种情感表现，人的行为总带有一定的情绪和情感色彩，受到情感和情绪的影响。在激情状态下，人的自我理解和自我控制能力显著降低，往往听凭情绪的支配做出一些失去理智的行为。较轻者，会产生一些超越社会规范许可范围的行为，称为激情越轨；严重者，会发生杀人、伤害、毁物等暴力性行为，称为激情犯罪。

　　宋远升认为，药家鑫案和马加爵案等，都存在着激情犯罪的因素，“目前我国青少年违法犯罪中，激情犯罪占了约70%” 。

　　不安静的美国校园

　　在美国，青少年犯罪呈现另一种景象，即枪支的泛滥导致校园也成为暴力犯罪的重灾区。统计数据表明，美国每年大约有超过3万人倒在枪口下。相比之下，历时7年零5个月的伊拉克战争，美国仅死了4500人；而持续10年之久的阿富汗战争，美国死亡总数尚不到2000人。

　　历史上死亡人数最多的校园枪击案件发生在2007年。2007年4月16日当地时间7点15分，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大学发生了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恶性校园枪击案，造成33人死亡，枪手本人饮弹自尽，枪击案疑犯为23岁的韩籍青年赵承熙。

　　宋远升分析，赵承熙是有心理问题的，他的抗压能力比较弱，但这个事件更值得关注的是社会和家庭的问题。赵的家庭移民到美国后，没有及时调整好心态，平时又疏于和孩子的交流，最终酿成惨剧。

　　2012年12月14日在美国康涅狄格州费尔菲尔德县纽敦镇桑迪·胡克小学发生枪击案，致使28人（包括20名儿童）死亡。另有3名儿童受重伤被送至医院，其中2名在医院中死亡。 这是美国历史上死亡人数第二多的校园枪击案。

　　据美国媒体报道，该案嫌疑人亚当·兰扎读高中时成绩优异，曾是个荣誉学生。由于父母离异且母亲管教较为严厉，亚当变得“不愿意和其他孩子交往”。

　　枪击案发生后，亚当的兄弟瑞安告诉执法人员，说亚当患有人格障碍并“自闭症”表现，还曾接受过药物治疗。综合种种迹象显示，康涅迪克州执法部门所描述的亚当符合人格障碍的外部特征。

　　1927年5月18日，美国密歇根州贝斯镇区发生大爆炸。这次爆炸当中，45人罹难，58人受伤。多数受害者是二到六年级的孩子。罪犯是学校委员会的一名成员，安德鲁·凯厚。起因是他不满于为学校建筑所征收的财产税。他指责加征税的目的，但被驳回，最终造就了这起伤亡惨重的大爆炸。

　　在NCES网站上最新的一份校园犯罪调查报告是2010年发布的，其调查数据基于2003~2005年全美犯罪数据。

　　该报告显示，2003~2005年，美国校园共发生4763000件案件，其中包括1852000件暴力犯罪。

　　报告还透露：54%的暴力案件发生于教学楼，35%的案件发生在校园停车场、娱乐区或者校车上，剩余11%的案件发生于来去学校的路上。在教学楼发生的暴力案件中，41%的案件发生于走廊和楼梯，教室内的则有29%，浴室和储物间占5%，其他类则占25%。

　　数据显示，75%的暴力罪犯为男性，25%的为女性。罪犯年龄分段中，14岁和14岁以下的占53%，15~17岁为38%，21岁以上占4%。

　　中美校园犯罪的最大区别在于犯罪方式

　　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的学者表示，中美校园犯罪的最大区别在于犯罪方式。

　　这与美国枪支泛滥，而中国禁止私人拥有枪械有关。“如果国内允许枪械流通，校园犯罪数量肯定会增长。学生面对极端情绪化问题时，更容易得到犯罪工具，犯罪成本也下降了很多。”宋远升说。

　　美国联邦调查局发表的相关数据显示，美国 3.09亿人口拥有近2.5亿支枪，大部分拥有人都有1支以上。美国人每年购买70亿发子弹，2008年上升到90亿发。美国法律允许飞机乘客经过申报后携带未装弹药的武器。

　　据美联社报道，虽然“9·11”后美国旅客坐飞机时被要求脱鞋、拿出笔记本、扔掉液体物质，接受安检。但其对美国最繁忙的20个机场进行了调查，其中包括费城、凤凰城、明尼阿波尼斯、达拉斯、洛杉矶和旧金山，这些机场允许有枪支许可的人携带枪支到机场。

　　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报告显示，2008年，美国共有14180人死于枪杀案。罪犯在谋杀案、抢劫案和恶性攻击案中使用等武器的分别占66.9%、43.5%和21.4%。

　　宋远升分析，从受害程度看，美国校园案件更严重。在美国校园案件中，罪犯往往具有反社会人格特质；而中国犯罪人则具有偏执性人格特点。

　　偏执性人格障碍的诊断标准是：对挫折和遭遇过度敏感；对侮辱和伤害不能宽容，长期耿耿于怀；多疑，容易将别人的中性或友好行为误解为敌意或轻视；明显超过实际情况所需的好斗，对个人权利执意追求；易有病理性嫉妒，过分怀疑恋人有新欢或伴侣不忠，但不是妄想；过分自负和自我中心的倾向，总感觉受压制、被迫害，甚至上告、上访，不达目的不肯罢休；具有将其周围或外界事件解释为“阴谋”等的非现实性优势观念，因此过分警惕和抱有敌意。

　　这一点从受害人数和受害对象都可以印证。在攻击性方面，美国校园罪犯更主动，更具有攻击性，他们多没有特定仇恨目标，采取大范围虐杀手段；而中国的犯罪人往往相对被动，针对特定受害人有的放矢，相对而言，攻击性没有那么强。

　　“分析罪犯背景，我们可以发现，美国校园罪犯多为生活和学业上的失败者；而中国的罪犯和嫌疑人则多为学业顶尖的天之骄子。”宋远升说，“如复旦投毒案的嫌疑人等属于学业拔尖的学生。”

　　从罪犯本身的结局分析，中美之间也存在不同。虽然，美国许多州已不存在死刑，但是美国校园罪犯中绝大多数当场饮弹自尽；相反在死刑并未废除的中国，罪犯和嫌疑人多抱有侥幸心理，连马加爵这样连杀数人的重犯，都未采取自杀策略。

　　宋远升认为，这一区别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在于作案工具。在激动情绪的影响下，使用枪支自杀的条件更为便利。其次，这与罪犯的人格特征有关，反社会性人格罪犯当众作案，引起瞩目是其作案的一个原因。

　　与中国校园罪犯一样，美国校园枪手受到来自多方面的行为困扰，包括学校生活、家庭、金钱、工作与前途、异性关系、人际关系等。在超过3/4的美国案例中，校园枪手受到不同程度的挫折，包括被学校开除或停课、失恋、友谊破裂、迁居等。

　　两者在针对对象方面也有共性，美国枪手针对学生，比较容易得手。在中国也是如此，犯罪人针对的对象是处于弱势地位者。

　　为什么是学生？“因为他们弱势，他们离罪犯近在咫尺。”宋元升说。

　　文/《瞭望东方周刊》记者 骆晓昀 上海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