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态革命”和权力的终结

　　心态革命促成了价值观、标准和规范的深刻变化，它反映出透明度、财产权和公正的重要性日益提高

　　哈维尔·索拉纳是西班牙外交部前部长、20世纪90年代中期担任北约秘书长，后又任欧盟外交事务高级代表。他曾对我说：“过去25年间爆发了很多危机，其中包括科索沃战争、伊拉克战争、伊朗核问题谈判和巴以冲突等。我亲眼见证了，即使是经济最发达、技术最先进的权力大国，也会受到多种新力量与新因素的制约。他们（我的意思是我们）已经很难再为所欲为了。”

　　索拉纳是对的。叛乱分子、边缘政党、新兴创新企业、黑客、组织松散的活动家、骤然兴起的公民媒体、城市广场上群龙无首的年轻人和那些好像“从天而降”的具有领袖气质的个人都在撼动着旧秩序。

　　他们并不都是人们乐于接受的，却都促成了海军和警察部队、电视网络、传统政党和大银行权力的衰退。

　　微权力的兴起和官僚组织的衰落

　　这些微权力行为体规模小，不知名或是曾经微不足道，他们已经找到了削弱、约束或挫败曾经在各领域居于控制地位的大型官僚组织的途径。他们缺乏规模、协调、资源或是已经建立起来的声誉，并不符合过去判断权力行为体的标准。

　　他们本不应该参与权力角逐，或者至少不应该在被优势竞争者压制或合并之前加入权力竞争。但事实恰好相反，传统权力行为体过去认为理所当然的很多选择现在都遭到了微权力行为体的否定。在某些情况下，微权力行为体甚至正在赢得与大型权力行为体的较量。

　　新兴的微权力行为体是如何做到这些的？是通过赢得竞争而将大型权力行为体驱逐出局吗？不是。他们还不具备全面取代大型权力行为体的能力。

　　他们的优势在于，不用像大的权力玩家那样为规模、资产、资源、集权和等级制度所累，也不用在组织的培育与管理上花费太多的时间与精力。

　　因此，成功的微权力行为体利用的是新的优势和技巧。他们阻碍、削弱、破坏并挫败大的权力玩家，后者虽然拥有大量资源，却准备不足，无法抵抗。他们凭借这些技巧就能动摇并取代权力根深蒂固的大玩家，这表明权力正在变得更易摧毁、更难巩固。而其中的深意更是惊人，表明了曾经在20世纪给这个世界带来喜也带来忧的韦伯口中的“官僚组织”的衰落。

　　“期望和标准革命”

　　20世纪60年代末，哈佛大学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观点：发展中国家（他更愿意称之为“快速变化的社会”）社会和政治动荡的根本原因在于，人们的期望膨胀的速度比政府满足民众要求的能力提高的速度要快得多。

　　数量革命和迁移革命造就了一个规模庞大且发展迅速的新的中产阶层，他们清楚，有人比他们享有更多的财富、自由或个人成就，并期冀自己也能达到同样的高度。这场“期望革命”和它所造成的期望和现实之间的差距具有全球性，受它们影响的既有富裕国家又有贫穷国家。

　　事实上，全球大多数人口都生活在所谓的“快速变化的社会”中。发展中国家的中产阶级不断壮大，大部分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却呈萎缩之势，但他们都在加剧政治动荡。身处困境的中产阶级走上街头，为保障他们的生活条件而抗争；扩张中的中产阶级提出抗议，以期享有更多更好的产品和服务。

　　例如，为了获得更好更便宜的大学教育，2009年以来，智利的学生几乎定期发起暴乱。几十年前，高等教育还是少数精英阶层的特权，而现在，大学校园里到处都是新兴中产阶级的子女。但是，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已经无法再让学生和他们的家长感到满足了，他们还想要更好更便宜的教育，并且现在就要。

　　中国面临的境况也是如此，新建公寓楼、医院和学校的质量问题常引发人们的抗议。虽然几年前那些公寓楼、医院和学校根本都不存在，它们的新建已经是进步，但这并不能缓和人们的愤怒，他们希望医疗和教育服务的质量得到改善。

　　一场深刻的“期望和标准革命”已经爆发，它不仅出现在自由社会，也出现在那些最为保守的社会。大多数人以不同于他们父辈的目光审视着世界、邻居、老板、牧师、政治家和政府。在某种程度上，这种现象是一直存在的。

　　当今时代，人们获取资源的渠道更多，迁移、学习、联系和交流的范围更广、成本更低，这些改变对于人们的认知甚至是情绪的影响因为数量革命和迁移革命而大幅增强。人类的心态和世界观代沟不可避免地加深了。

　　上升的离婚率

　　在许多传统社会中，离婚是要受到谴责的。但今天，在全球各地，离婚已成为一种普遍现象。

　　2010年的一项研究表明，就连保守的海湾国家的离婚率都在上升，在沙特阿拉伯达到了20%，在阿联酋达到了26%，在科威特达到了37%。离婚率的升高与教育有关。更确切地说，受过教育的女性人数增多，保守的婚姻经受着严峻的考验，导致夫妻冲突，丈夫因感觉受到威胁而提出离婚。在科威特，男女双方均受过高等教育的夫妻的离婚率已经猛增至47%。

　　研究报告的作者、沙特阿拉伯社会学家莫娜·阿尔·穆纳杰德说：“30年前，海湾国家的女性常常会接受社会牺牲，而现在，她们再也不会接受了。”

　　全球范围内，心态革命正改变着长久以来的传统。伊斯兰世界的变化只是其中一个缩影。戴面纱的女性成为时尚产品的新消费群体，无息银行出现在穆斯林移民众多的西方国家。

　　在印度，不仅是年轻一代，就连老一辈人的态度都在转变。过去，离婚是可耻的，女性再婚尤其受到反对；而现在，专门针对老年人的征婚广告行业蓬勃发展，一些征婚者已年过八旬甚至九旬，他们想在晚年为自己找到一个爱人，不再为此感到难堪。成年人开始逃离十几岁或还不成熟时就走入的包办婚姻，他们终于能够反抗家庭、社区、社会和宗教的权力。他们的心态变了。

　　年轻人的挑战

　　年轻人的数量比以往更多，他们对权力和权威的心态和态度也在改变。

　　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的数据显示：“现在，全球有80多个国家的人口中值年龄不超过25岁。这些国家对世界事务有着极大的影响，20世纪70年代以来，全球约80%的武装民众冲突和种族冲突发生在这些国家。这些国家勾勒出的‘动荡的人口弧’从中美洲中部延伸到安第斯山脉中部，覆盖了整个撒哈拉以南非洲，从中东延伸到了南亚和中亚。”

　　数量革命和迁移革命加剧了年轻人对权威的质疑和对权力的挑战。现在，30岁以下的年轻人数量更多，他们拥有的东西也更多，包括预付费电话卡、收音机、电视、手机、计算机和互联网，也包括旅行以及与国内外同龄人交流的机会。他们的流动性比以往更强。

　　在一些工业化社会中，主要人口群体是正在步入老龄的婴儿潮时期出生的人，但在其他地区，占人口比例最大的群体却是年轻人，他们傲慢、寻求改变、喜欢挑战、见多识广、流动性强且与外界联系广泛，他们具有强大的影响力，这在北非和中东已经得到了证明。

　　一些发达国家的人口趋势因移民的流入而变得复杂。美国2010年人口普查显示，如果不是由于数百万西班牙裔和亚裔年轻移民的涌入，过去10年，美国18岁以下人口的数量会持续下降。美国经历了前所未有的人口转型，这些年轻移民的到来是其背后的重要因素之一。2012年，白人婴儿在美国新生婴儿中只占少数。布鲁金斯学会人口学家威廉·弗雷指出：

　　由于移民占美国人口的比例在1946~1964年处于20世纪的最低水平，婴儿潮时期出生的人和来自其他国家的人交往最少。现在，美国移民占总人口的13%，他们的背景更多元。老移民因此而长期处于孤立状态。50岁以上的美国人中，76%是白人，10%是黑人，黑人是最大的少数族裔。30岁以下的美国人中，55%是白人，31%是西班牙裔、亚裔和其他非非洲裔人口。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是第一代或第二代没有欧洲血统的美国人，他们会讲英语和其他语言。

　　总之，老人们现在不仅不了解人口的变化趋势，甚至对此都不会提及。但对于美国和欧洲那些想要获取、行使或维护权力的人来说，了解这些新选民的思维模式和期望是很有必要的。

　　对权力的信任度急剧下降

　　人类心态变化的程度和速度如何？一系列全球民意调查的结果正为我们展现一幅更清晰的图景。

　　世界价值观调查（WVS）自1990年起就开始跟踪占据世界人口85%的80多个国家中人口的态度变化。该项目负责人罗纳德·英格尔哈特和调查报告的几位共同撰写人（尤其是皮帕·诺里斯和克里斯蒂安·韦尔策尔）特别记述了人们对性别差异、宗教、政府和全球化的态度的深刻变化。他们的结论之一就是，全球有越来越多的人认可个人自主和性别平等的重要性并反对专制。

　　另外，大量调查结果显示，在成熟的民主国家（欧洲、美国和日本），民众对领导人及议会、政党和司法机关等民主治理机构的信心不仅处于低点，而且在持续下降。这一趋势令人感到不安。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主席杰西卡·马修斯在认真思考这一趋势后指出：

　　从1958年开始，美国全国选举研究小组几乎每两年就会问美国人一次同样的问题：“你一直或是大部分时间都相信美国政府会采取正确的行动吗？”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前，75%的美国人会回答“是”。此后15年，这一比例急剧下滑，到1980年已经降至25%。当然，在此期间，美国经历了越南战争，发生了两起暗杀事件，曝出了导致尼克松总统“自我弹劾”的水门事件，阿拉伯国家也发起了石油禁运。这让美国人有足够的理由疏远甚至敌视政府，最关键的是信任没有恢复。过去30年，美国人对政府的满意度一直徘徊在20%~35%之间。1972年，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度下降到了不足50%，这意味着40岁以下的美国人从出生那天起就一直生活在一个大部分民众都不相信政府会做他们认为正确的事情的国家。在漫长的40年中，美国人多次投票选举出思想意识不同的新领导人，但他们对政府的低信任度始终没有变化。在一个民主国家中，有2/3~3/4的公民认为他们的政府在大多数时候所做的事情都是错误的，我们可以想一想，这对于这个国家的健康运转意味着什么。

　　盖洛普的数据证实了美国人态度的剧烈转变，该公司从1936开始对民意进行持续追踪。它发现，在美国，民众对工会的满意度以及对国会、政党、大企业、银行、报纸、电视新闻和其他主要机构的信心一直在下降。（军队是少数几个仍旧受到美国人信任和支持的机构之一。）即使是长期以来一直深受美国人尊重的美国最高法院的民众支持率也急剧下滑，其民众满意度从1986年70%下降到了2012年的40%。

　　皮尤全球态度调查数据证实，民众对政府和其他机构信任度的下降并不是美国独有的现象，这并不意外。

　　在《批判性公民》（Critical Citizens）一书中，哈佛大学的皮帕·诺里斯和来自世界各国的专家总结指出，民众对政治体系和核心政府机构的不满日益加剧是一个全球性现象。始于美国并席卷欧洲的2008年经济危机更加深了公众对政府、政治家和银行等他们认为应该为此次危机负责的权力行为体的强烈不满。

　　价值观、标准和规范的深刻变化

　　这些调查并非详尽无遗，但它们至少向我们展示了当政治和物质生活发生变化时（有时可能是在变化发生之前），人们的态度和价值观的一些变化。

　　心态革命促成了价值观、标准和规范的深刻变化，它反映出透明度、财产权和公正的重要性日益提高。女性和少数族裔，甚至是企业的小股东，都要求受到公正的对待。许多标准和规范都有深厚的哲学根源。它们在今日的普及和流行虽然还远不完美，但引人注目。

　　促使人们心态变化的因素有很多，包括人口变化、政治改革、民主和繁荣的扩展、人口受教育程度的显著提高、教育机会的明显增多以及通信手段和媒体的迅猛发展。

　　全球化、城市化、家庭结构的改变、新兴产业的兴起和新机遇的出现以及英语作为全球通用语言的普及产生了方方面面的影响，而其最根本的影响还是对人的态度的影响。这些变化的信号效应使激发我们行动的渴望持续显著地增强。

　　憧憬更美好的生活是人类的自然特征，但真正激发人们采取行动的不是抽象的生活改善，而是对具体生活状态的渴望。经济学家指出，移民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人们之所以要移民，并不是因为他们的生活绝对贫困，而是因为相对贫困；不是因为他们穷，而是因为他们意识到自己可以过更好的生活。我们和外界接触得越多，由接触激发的渴望就越强烈。

　　权力分配不再理所应当

　　“心态革命”对权力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复杂的。全球价值观的兴起和由渴望激发的行为的增多成为权力的道德基础面临的最大挑战。它们促进着这样一种观念的传递：事物并不一定总是一个样子，它们会在某个地方以某种方式得到更好的呈现。

　　它们也导致了人们对权威的怀疑和不信任，任何形式的权力分配在人们眼中都不再理所应当。

　　印度的外包产业是最佳例子之一。

　　作为印度快速发展的中产阶级的一部分，受过教育的年轻人纷纷涌向城市中的电话服务中心和其他业务流程外包企业工作，这些企业在2011年的收益是590亿美元，直接或间接雇用了将近1000万印度人。

　　谢赫扎德·纳迪姆研究了印度的电话服务中心对员工的影响，他在《千人一面》（Dead Ringers）中写道：“在信息和通信技术领域工作的人的特点和渴望正越来越接近西方国家……他们彻底反对旧有的价值观，消费引人注目，用西方的形象作为衡量印度现代化进程的标准。”

　　这些工作的报酬相对较高，但它们却使年轻的印度人陷入了重重矛盾和相互撕扯的渴望之中，他们渴望在印度的社会经济背景下取得成功，却又为了纯化自身的文化特征而模仿西方人的口音和名字，还要应付来自另一个大陆的富裕客户的辱骂和剥削。

　　特别是对印度年轻的城市女性来说，这些工作为她们提供了过去无法得到的机会和经济收益，让她们的行为发生了持久的变化，颠覆着旧有的文化规范。

　　一篇耸人听闻的新闻报道称“印度电话服务中心的自由是无限的，恋爱是最热门的消遣，性是一种娱乐”，而更符合实际状况的是印度商业联合会近期发布的一份调查报告，该报告称，为了事业的发展，印度城市中越来越多的年轻已婚女性选择了推迟生育。

　　文 |【委内瑞拉】莫伊塞斯·纳伊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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