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实名制关系信息时代社会契约
- 来源:互联网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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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布时间:2010-03-09 13:56
网络实名制关系信息社会基本的社会契约。实名制如果只是象韩国那样，限于平均每天点击量超过10万次的门户网站和公共机关网站的留言栏，涉及的是社会的局部领域；如果全国都扩大到象杭州那样，凡在互联网上以论坛、聊天室、留言板、博客等交互形式发布信息，都要提供用户的有效身份证明，那就变成在全社会范围重建社会契约的行为。
在网上提交身份证明，即使是后台实名制，事实上已把一部分私人权利委托给了公共领域，事关网民基本权利，需要建立契约。人们在网下进行论坛发言、聊天、留言，并不需要出示户口本或身份证，仅仅因经过了一道互联网，就需要改变，实际是在重建规则。
如果一定要实行网络实名制，显然后台实名制比前台实名制要好。然而不论是后台实名制，还是前台实名制，肯定都是既有利，又有弊。究竟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需要综合平衡。
网络实名制“利”的方面
网络实名制利于维护突发事件下的社会稳定，对政府应急管理有利。
美国学者弗雷德埃默里早在1967年就提出，“摇滚音乐会上如痴如醉的青年完全可以被‘政治催眠’从而投入到推翻政权的运动中”。如今网络正成为信息战的主要工具，甚至可以使一个民族，在“政治催眠”下做出有悖民族利益的地缘政治改变。例如乌克兰在被“政治催眠”后，经过很长时间，才开始清醒根据自己的民族利益应倾向谁。在伊朗选举中，互联网上存在大量“喧嚣、主观、几乎不可验证”的信息，由于没有实名制，谁也不清楚发布者究竟是伊朗目击者还是中情局特工。在许多情况下，当人们事后澄清了网上不实之辞后，结果已不可改变。正如美国著名“非暴力革命”专家马克？帕玛说，“如今占领议会大厦和取得整个国家完全可以不费一枪一弹，这就是非暴力政权更迭。”从这个角度讲，网络实名制是信息战中的重要防御手段，在维护民族利益上，具有超越意识形态的意义和价值。
网络实名制有利于电子商务公平交易，对建立信用社会有利。
网络实名制对电子商务总的影响是有利的。网上交易双方不见面，采用网络实名制有利于建立双方的信任，出了问题也便于追究；网货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有信用记录，如果信用记录在后台可以对应到真实的个人，无疑将大大增强交易参与者的信心；网络实名制可以抑制信用炒作等不正当竞争，目前网上交易信用评定规则有利于消费者，通过恶意评级打击卖家成为一个令人头痛的问题，实施网络实名制有助于缓解这一矛盾；实行网络实名制对于建设诚信环境，建立信任关系，提高信用水平，增进社会资本十分有利。
然而，网络实名制恰恰在电子商务方面设计不足，只提论坛、聊天室、留言板、博客等交互形式，而不谈交易等交互形式，显然其服务功能是有待加强的方面。韩国实名制中有惩治垃圾信息发出者等商业方面的条款，可以借鉴。
网络实名制有利于减少谣言诽谤，对保护网民民事权利有利。
2009年10月，一则“‘艾滋女’开博曝光数百性接触者”的网上谣言，经某都市报详尽报道，引起较大范围的关注。事后查明，这是谣言炮制者出于报复心理而进行的恶意诽谤，炮制者盗用他人名义在多家网站开设多个博客进行“爆料”。此后又接连发生“翁帆怀孕”、“白岩松自杀”等谣言传播。网络实名制显然有利于在一定程度上减少谣言诽谤。当然，减少谣言诽谤是不是可以成为实行网络实名制的充分理由，是可以讨论的。
网络实名制“弊”的方面
网络实名制对长期社会稳定有潜在不利影响。
首先，网络实名制的民意基础不稳，社会就不稳。互联网天然具有匿名性，网络实名制改变了互联网的自然状态，对于网民自然权利来说，就产生了一种让渡关系。网络实名制从本质上来说，并不是由“规定”产生的，而是通过权利让渡产生的。因此从理论上说，必须建立在网民权利委托的基础之上。
在某市人大通过网络实名制前后，网上一项调查显示，81.9%的网友认为网络实名制会限制网民在网上的自由发言权。有权力实施网络实名制，与网络实名制在多大程度上来来自网民授权，不完全是一回事。它决定实施后效果的走向。网络实名制不是不可以出台，但一定要有充分的民意基础。因为从根本上说，尊重网民基本权利是信息社会稳定的基础。任何好事，都要与老百姓商量着办。民意基础不稳，社会就不稳。
其次，网络实名制不利于言论自由保护，对“了解民情”不利。实施网络实名制，原来一些敢说的话，现在可能不敢说了。正像王万然在《中国青年报》上说的：“实行实名制后，人们就不敢上网批评政府和官员了，瓮安的老百姓不敢说真话就是实例，谁不怕被查处？”我们现在还没有可以随处说真话的社会环境。现在汉语中出现了那么多怪异词汇，如躲猫猫、被就业等等，我们要反思这是不是说真话有压力的社会证据。
浙江大学传媒和国际文化学院副教授邵志择认为，“互联网是疏导社会矛盾的有效的‘排气阀’，而‘网络实名制’将堵塞这个‘排气阀’。”老百姓发牢骚少了，直接监管舆论的官员压力自然小了，但只不过是把压力转给了更上层的领导，让他们到时直接面对群体事件中压力阀失效后的总爆发。所以说，网络实名制对长期社会稳定有潜在不利影响。
网络实名制对反腐败不利。
互联网作为社会监督的有力渠道，网民揭露过抽天价烟的南京市江宁区房管局长周久耕、涉嫌偎亵少女的深圳官员林嘉祥、佩戴天价劳力士表的陕西省汉中市佛坪县委书记杨光远、温州赴北美的公费考察团等。有关纪检监察部门，也开辟了网上举报渠道。而实施网络实名制，将削弱互联网的社会监督功能。
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的统计，5年来，检察机关查处打击报复举报人案件1000余起。说明举报人一旦被发现实名，其风险是客观存在的。如最高人民检察院控告检察厅举报工作处副处长白会民所说，“表面上看，每个接受举报的单位都有保护的责任，但每个单位都保护不好，或者说保护不了”。因此，“我们现在提倡网络举报”。然而一旦实行网络实名制，网络举报的风险将骤然加大。虽然后台实名制在理论上可以保护举报人，但到底是实名“后台”保护硬，还是对被举报人的后台更硬，甚至这个后台会不会看到那个“后台”，对举报人来说，始终会是一个心病。因此说，网络实名制对反腐败不利。
网络实名制可能加大信息泄露风险。
一方面，实施网络实名制还将面临技术上的挑战，如防范黑客的挑战。以韩国博客型社区网站赛我网为例，用户注册时必须进行身份证号码和银行账户的验证，网络数据库都由政府统一保存。目前黑客攻破政府网络的事不在少数，甚至银行中的客户数据被黑客掠走的事，也见诸过报端。一旦用户的身份证号码和银行账户进入黑客手中，再拿来用于用户网上言行的比对、公布，将造成社会混乱。由政府统一保存用户实名信息，政府将承担着很大的技术风险。
另一方面，对社会来说，如果没有完善的法律保障和制度保障，个人隐私受到侵犯的情况是有可能发生的。
实施网络实名制，到底会使社会更稳定，还是更不稳定
实施网络实名制，到底会使社会更稳定，还是更不稳定，现在难以轻断。
我们如果事先不去研究互联网，被互联网冲得手忙脚乱之后，仓促上阵，又不肯听专家学者的意见，仅凭行政官僚的直觉，就会本能地往最容易免责而无助于解决问题的方向治理互联网，哪怕以后洪水滔天。如果实行网络实名制，会把网上噪音暂时压下去，让领导不再批评，不管这样做的长期效果是什么，相信行政官僚会毫不犹豫地去做。然而跳出政府短期行为的局限思考互联网，就会发现，我们还有一些更基础的功课，由于历史的局限还没有条件完成。
例如，我们是否思考过，工业社会与信息社会究竟是一种社会形态，还是两种社会形态。我们还没有搞清楚信息社会的经济基础，就急急忙忙为它搭建上层建筑，会不会把架子搭歪了？又如，我们还没有深思互联网的域名和身份，与实体存在是在同一个世界中，还是在不同的世界（如波普尔所说“世界三”）中，进而没有细想公共领域、个人领域（同质公民权利）和私人领域（异质自然权利）的区别。举例来说，在日本，同是成人内容，对手机与对DVD的治理是不同的。手机是一个人看的，属于私人领域，与“夫妻在家看黄碟”是一个性质。但我们有可能把私人领域混同于公共领域。等等。
在对所有这些类似前提假设的问题没有深思熟虑的情况下，先规范后发展的结果，一定是用传统社会的思路去治理信息社会，必然会与社会发展的实际相脱离。很容易产生的倾向是用网下社会的模式向网上的社会套，甚至可能在一些个别事例的刺激下，产生网上比网下管得更紧的治理冲动。良好治理的关键是克服政府的短期行为倾向，从长治久安着想考虑问题。
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先发展后规范是更加稳妥的办法。当前，在通过IP地址同样可以找到发帖人的技术条件下，仍然实施网络实名制究竟将是出于何种考虑，应摆到桌面上来，充分地与网民沟通，求得广泛社会理解；否则，应慎重、缓行。也有专家提出限制网络实名制的范围，如国政通CEO杨宝升曾建议，“在中国可以分不同对象、不同网络业态实行网络实名制。比如在一些涉及敏感话题、网上交易、严肃交友等方面就可以尝试。”
历史上重建社会契约，往往要通过战争、革命等激烈的社会变革，才得以实现；如果只凭行政部门意愿，一纸政令就付诸实施，就有可能在不太正确的方向上，锁定最初的路径，从而产生系统的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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