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抄书”的本事

　　当代读书能和二周相比的，我相信没有——钱书先生那一辈，还是从民国过来的——况且读得多，不一定有见识，再要求会写，难上加难

　　周作人（号知堂）写过几百篇长短不一的读书随笔，格式差不多，但总体水平高。他基本上是清代学者的路子，从书中寻找材料，敷衍成篇，虽然考证不多，方法无异。鲁迅不专门写读书随笔，但他很多杂文实是第一流的读书随笔，因其着眼点甚高，所说题目甚大，一般人不会意识到这也是读书随笔。

　　从思想性和思辨性来看，鲁迅具有西方哲人的气质，但他行文方式是中国式的，深入浅出，语气亲切，没有学院气。他的文字造诣高深，然而痕迹化尽，看起来像信手拈来。说个很小的事例吧。随笔杂文一类，本来就靠学问支撑，引证是能够增加阅读趣味的。寻常人一篇文章引用了多少书，就像古诗里的用典，一二三四，清清楚楚。鲁迅不然，他用典无痕。

　　知堂的“抄书体”，寻常人不敢为。郭沫若和知堂读书作文，有一习惯，读时在书里做记号，夹纸条。读毕，将重点标出的部分再浏览一遍，按内容排顺序，加以串结，便成一文。这种办法看似简单，但若无识见，还是做不来。

　　李慈铭的读书记，也是以抄为主，点两句自己的看法，要言不烦。有人以为这不是自己的文章，是抄书。但这是极好的读书随笔。知堂是同样情形。倘有人以为，一篇文章，作者自己的话不到几分之一，其余全是引文，就不算文章，这就大错特错了。要知道，一万个零加起来，还是零，不如一个一，一个二。废话就是零。

　　知堂一辈子讲哀悯，奉“嘉孺子而哀妇人”为至理名言，就此一点，我就佩服和敬重。他的文字老到，火气消尽，但无损其有力，寻常语言，能说到事情的极深处。他崇尚朴学，三四十年代的文字，能得清代学者笔记的好处，这和鲁迅的路数不同。

　　唐以上的诗文小说，他就不是太有兴趣，读得不多。南北朝杂书，他最爱《颜氏家训》，我则喜欢《世说》和王嘉《拾遗记》一类的志异之作。这几本书的趣味和风格颇有区别，人的性情不同，所好自然有异。即如他们兄弟，在中国古代文学，鲁迅喜欢古小说，周作人喜欢笔记；在外国文学，周作人偏爱日本文学和古希腊文学，鲁迅则喜欢近代的“摩罗诗人”和叔本华尼采那样的悲观哲学家。

　　知堂善于抄书。读过他抄过的书，发现一本书里，有意思的几段，常常被他网罗一尽。有些不太出名的书，可取之处本来不多，十几卷里，可能就那么三条四条，恰恰都被他发掘出来。

　　佛教戒律我是一窍不通的，知堂读戒律居然也能读出趣味，你想想，这是什么本事？

　　一九四九年后，孙犁和黄裳写过一些不错的读书文章，但相对散杂。以周氏兄弟为标准，格局稍小，范围稍狭，学识和深刻性都有距离。孙犁诚恳，从不装腔作势，从不故作高深，文字如清溪见底。黄裳藏书，也爱谈他的藏书。他的文章，和一般的读书随笔不尽相同。当然他也发议论，时有可取之处。

　　当代读书能和二周相比的，我相信没有——钱书先生那一辈，还是从民国过来的——况且读得多，不一定有见识，再要求会写，难上加难。有些盛名之下的作者如多读读东坡的题跋，折衷矫枉，是会有好处的。

　　一流的文字，读的人得小心。诱惑力太大，一读，就忍不住想模仿。早年读周氏兄弟，一次不敢多读，怕自己掉进去。孙犁的《书衣文录》，宛然当代的苏黄题跋，清茶一杯，可以涤烦的。

　　张宗子：

　　旅美作家。出版有散文随笔集《垂钓于时间之河》，《书时光》，《空杯》，《一池疏影落寒花》等多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