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药合伙人

　　卞化石身材高大，西装笔挺，梳着整齐的偏分。他握手有力，身体微微前倾，用上海口音的普通话说话时，总是面带微笑，露出八颗牙齿，看起来像个安分守己又精打细算的商人。而他正在做的，却是一项冒险而又漫长的事业——中药国际化。

　　他的公司推出一款治疗肝纤维化的中药“扶正化瘀片”，在2013年11月通过了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II期临床试验。目前，上万种中成药中，只有三种通过了这一严格的美国标准。而此时，距离卞化石1999年成立上海现代中医药公司并任董事长，试图将中成药推向国际市场，已经过去了14年的光阴，接下来该药品仍需通过FDA的III期临床试验方可在美国上市，预计到2019年才能完成所有程序。

　　青萍之末

　　这一小有成就的个案，很大程度上仰赖卞化石和他的伙伴们“爱折腾”。当年卞化石下海开公司时，正值45岁的事业上升期，放弃的是国企高管职位和丰厚年薪。他要做的，却是前途未卜的中药国际化。

　　对卞化石来说，这种“折腾”不止一次改变他的人生轨迹。上世纪50年代，他出生在上海，和很多同龄人一样，在时代风暴的裹挟下，16岁就插队到云南西双版纳勐腊地区的农村，在这个距离老挝只有10公里的“少数民族的原始社会”待了8年，种橡胶、喂猪、种菜，“什么都干过”。

　　卞化石说到年轻时的经历，微微皱眉。他出身不好，但很爱学习，干完活就喜欢找点书看。“有时候鼓励自己，就像神经病一样，在河边喊‘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后，急切想回到家乡的卞化石更加努力。“野外蚊子又多又毒，但是帐子里没有灯，只能穿着厚厚工作服在外面读书。又怕咬到脚，就踏在装满水的桶里面。晚上书读完了，把腿拿出来，都泡得雪白雪白的。”

　　就这样，卞化石通过了录取率极低的1977年高考，到云南大学化学系学习。就在卞化石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上海工作时，他未来的合伙人——现在已是肝病专家和上海中医药大学副校长的刘平，正师从中医名家王玉润，并为自己的博士毕业论文发愁。

　　当年，刘平参与了华东血吸虫病防治的工作，在做了大量研究工作和多例临床之后，首次提出以“扶正化瘀”的概念治疗“肝纤维化”。刘平以此研究作为博士论文答辩时，中医反对他：传统中医理论说得很清楚，扶正只能祛邪，活血才可化瘀，哪有扶正和化瘀搞在一起的？西医也反对他：全世界都认为脏器纤维化不能逆转，若脏器结构已经改变，就无力回天。

　　“除了导师王玉润，所有人都反对他，他气得跑到日本进修去了。”卞化石说。而当《二十一世纪商业评论》记者向刘平提起此事时，这位和卞化石同岁，却已白发苍苍的教授不愿多说，快速否认并转移了话题。

　　尽管遭遇阻力，但刘平并未放弃。1989年，他开始和上海中华制药厂合作，但双方的合作在1994年终止。“新药开发需要投入很多钱，起码得100万元。对方是国营企业，对新药创新并不重视，也不看好扶正化瘀的前景。这当然不如卖清凉油赚钱快，他们就不再投钱了。”刘平回忆。

　　缺钱的刘平和他的团队想尽办法，上报国家课题，或是申请地方科研项目经费，总算在药物研发上有所进展，渐渐吸引了一些企业找上门来，但过程并不顺利。“我的要价是150万元，对方觉得太高了，我却认为他们低估了这一复方药品的价值。”

　　直到1999年的一天，卞化石在刘平面前拿出340万元。

　　此时的卞化石早已鸟枪换炮。上世纪80年代，他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上海化工系统，参与了多个大项目，卞化石提道，“比如上海吴泾化工厂30万吨合成氨的建设，当时领导小组组长是陈云，前线总指挥是陈景华。”

　　45岁下海的卞化石当然不是一时冲动。多年的工作经历，以及大量赴国外考察的机会，除了让卞化石开阔了视野，建立起必要的人脉网络，更给他带来震动和思考。令他印象深刻的一个例子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卞化石的团队针对糖尿病研究出一款治疗产品，到美国和欧洲去注册专利，却发现类似成果早已被外国注册。尤其在中国加入WTO之后，知识产权制度与国际接轨，在很多领域，中国人已失去原创机会。卞化石最终认定，“中医中药就是原创，这是我们自己的文化，西方没有人接触过，可以挖掘很多东西。”

　　创业蹉跎

　　在花大价钱押宝刘平的成果之前，卞化石做了很多调研和分析。

　　西医的单靶点的治疗方法，面临大型脏器中多靶点分布的病理时，捉襟见肘。目前，利用药物彻底治疗肝纤维化，还是让西医一筹莫展的“空白”。经过考察和判断，卞化石发现：“美国每年有五六十万人死于肝硬化（肝纤维化是肝硬化的必经病变阶段），但是没有药品可以治疗。我到美国的大公司考察时发现，他们不研究这方面的药。”

　　目标锁定后，卞化石多年积累的人脉资源很快派上用场，在时任华东理工大学副校长钱旭红等人的牵头下，邀请到一些企业、大学代表和经济学家，举行了针对现代中医药公司的招商会，开展产学研合作。上海一家房地产国企拿出400万元，给卞化石作为创业启动资金。

　　将中药产品推向国际，外国专家的认可和帮助至关重要。最终卞化石和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Hassanein教授一拍即合。“Hassanein是全球有名的肝病学家，圣地亚哥医学院的肝病主任，他又是埃及裔，有东方人的背景，更能理解我们。”卞化石说，Hassanein利用身边的资源，介绍了全球20位肝病医疗界领袖，让扶正化瘀产品获得了更多专家的了解和支持。

　　中药国际化长期裹足不前，主要缘于中医药的成分、机理难以明确，含量标准不可能有西药一般公式化的解释说明，无法证明自身的有效和无毒。因此，关键在于中药符合国际标准。而美国FDA的一系列临床试验认证可谓是其中最严格的，一旦通过，便可轻松打入其它市场。事实上，在美国刚通过FDA的II期临床认证的扶正化瘀片，已经在港台和东南亚十个国家的市场销售，并计划在今年进入澳大利亚。

　　上海中医药大学肝病研究所副所长刘成海，在上世纪90年代参与了“扶正化瘀”产品的科研工作，曾在耶鲁大学医学院进修过博士后的他，2005年开始负责产品在申请FDA认证过程中，与国外专家的沟通事宜。

　　在适应标准的具体操作中，刘成海觉得，最大的困难是语言和法规。应对的过程，让刘成海感慨美国的高度法治化：“我们的团队里除了技术人员和辅助人员，还有专门的律师，负责知识产权、合同签署等，这在国内是不会有的。”

　　事实上，目前大多中药国际化的尝试举步维艰。根据大和总研的数据统计，目前海外中药市场上，中国拥有专利权的药品仅为0.3%，而日本和韩国却占据了中药专利的70%以上。海外中药市场规模大约为300亿美元，而中国生产的中药所占比例不超过5%。

　　2013年全国医药外贸形势发布会透露的数据也显示，2012年我国中药产业年规模达4100亿元以上，但中药类产品出口仅为24.99亿美元，且有300万美元的贸易逆差，逆差早在2008年起就开始出现。

　　资本诱惑

　　按照卞的说法，扶正化瘀片通过FDAII期临床试验的费用为1000万美元。相比之下，另一款通过此试验的中成药复方丹参滴丸，花费了13年时间和数亿元资金才获成功。

　　但这只是开始，若要通过III期认证，至少需要1亿美元的预算。这笔钱，卞化石本希望通过在上海上市来筹集。不过，他担心中国资本市场的不确定性，可能导致公司的估值偏低，所以他在准备上市的材料同时，也和一些私募基金接触。

　　甚至还有“半路上冒出来的”的合作者。2013年11月4日，卞化石团队在华盛顿参加美国肝病研究学会的年会，一个名为“国际肝病基金”（WHF）的组织主动找上门。这令卞化石团队不知所措。虽然产品在国际化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他们仍有难以消除的自卑感。“我们不敢大量地宣传，总觉得还有一些讲不清楚的东西。另外，既然和对方合作，肯定需要投资，我们却没有钱。”没钱，心里就没底。“我们本来想回避，可是对方等了半天，还专门租了会议室约谈，我们就不好意思了，只好硬着头皮和他们敷衍。”

　　意想不到的是，自称拥有全球14000多名肝病医师资源的WHF愿意免费帮助扶正化瘀产品进行销售推广，并承诺将一定比例所得用于医疗慈善。当然，前提是，取得卞化石的授权。

　　WHF并非卞化石第一次遭遇到的资本诱惑。2013年，在扶正化瘀片通过FDA的II期临床试验之前，大型药企葛兰素史克公司（GSK）主动找到他，寻求全面合作。“对方研发、销售、合作等部门的代表都来了，阵势很大。”卞化石回忆，GSK看好他们的产品，希望投入做一些更基础的研究。但卞化石并没有急着吞下这天上掉下的馅饼，在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和外国公司打交道的他有自己的算计：“外国大企业如果和你全面合作，谈判的过程一般很长，可能需要5年乃至10年，而这段时间你又不能和其它公司合作，可能会影响公司发展。”

　　而在与GSK的谈判中，卞化石发现了自建产业链的重要性。“对方看了我们的东西之后，觉得什么都可以解决，就是供应链的问题有点头痛。”于是，一方面，他谨慎地和GSK进行有限度的合作，而非对方想要的全面合作，在博弈中尽可能地利用对方的资源。另一方面，他紧急启动了产业链的建设，用物联网和大数据将种植基地、制药厂和研发成果串联起来。卞化石认为，除了中粮那样的大型央企，做全产业链的中国企业很少，即使同仁堂，药材也是靠收购，这样难免有风险。

　　生产扶正化瘀产品的原料，有甘肃的黄芪、辽宁的五味子、山东的丹参、陕西的绞股蓝、云南的三七和松花粉等中药材，来自于分布在全国五省的种植基地，通过摄像头和卫星设备，基地气象站采集的关于温度、湿度、光照、PM2.5等数据被传输到公司总部，并由分析人员整合，实现远程大数据管理。安徽亳州的药厂则作为供应链的枢纽，管理种植、采购、贸易和初步加工，为上海的黄海制药厂提供精选的原材料。

　　“信息化方面需要做成有中医药特色的远程智能管理系统，从药材的种子下去，一直到的产品出来，全程可以追溯，而且每一个过程的成本都可以进行控制和计算。”卞化石还打算和中科院合作，利用其云计算技术完善信息化管理。

　　仅就几千年来对亿万人的临床经验而言，中医的价值不可忽视，但由于种种原因，至今存废之争仍然未停。走向国际化，沉疴百年的中医若要不卑不亢地存在于世界，必须寻找新的方式，以适应全球性的标准。

　　“我们在做的事，是希望通过国际化合作，聚焦在像绣花针那么小的某个点上，以突破中药国际化的瓶颈。突破了这一点，就会形成新的蓝海。”说这话时，卞化石眼睛微眯，嘴角上扬，依稀那个40年前在云南丛林中苦读的少年。

　　文/本刊记者 陈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