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的一天，长城上的天空瓦蓝，一只苍鹰在孤独地盘旋。少年瘦瘦的肩上扛着一杆长长的枪，窄窄的背上背着一把大大的刀。少女纤细的手指牵着少年的衣襟，问：“打鬼子？”少年说：“打鬼子！”少女从怀里摸出一块白色的手帕，那是她花了三个晚上织成的。少女一边在少年肥大的军装的扣子上系手帕，一边问：“鬼子长啥样？”少年摇摇头，说：“不知道，等见了就告诉你。”
少年扛着长枪走了。走出很远很远，一回头，看见少女还站在风尘漫漫的路旁，一只手还挥舞在半空中。过了两年，少年成了老兵。有一次终于来了信，信上说：“鬼子也是人模样，一枪就打倒一个！”少女回信说：“那你就多打几枪。我们医院里的伤员越来越多，枪炮声也越来越近了。”但是少年没收到这封信。
1939年的春天，一颗子弹打倒了少年。从少年胸膛里流出来的血，将少女亲手织成的白手帕染得一片鲜红。
少年没留话，战友没流泪。抗日呀，一颗子弹，就是一条生命。抗日啊，一颗子弹，就是一个少年。到了1950年，少女嫁给一位解放军战士。因为和解放军战士头回见面时，他说了一句：“打鬼子，不易啊！”
长城上的天空依旧是瓦蓝瓦蓝的，一只苍鹰还在孤独地盘旋。50多年的岁月，就擦着苍鹰的翅膀悠悠地飞过去了。
2003年的冬天，那位解放军战士，也就是我的爷爷，一病不起了。他问奶奶：“1937年的那个少年有多大年纪？”
“刚满16岁。”奶奶回答。其实爷爷心里知道，60多年了，那少年一直都活在奶奶心里，一直都是瘦瘦的肩上扛着一杆长枪，窄窄的背上背着一把大刀的16岁的英雄模样。并且，胸前永远系着那块奶奶花了三个晚上亲手织成的白手帕。
爷爷就说：“1937年，我也16岁，我也在长城脚下打鬼子呀。”爷爷走了。走时，奶奶没流一滴眼泪，奶奶只对我们说了一句话。
奶奶说：“1937年的中国少年，都是好样的！” (曲子贞摘自《语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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