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长推荐制:能为中国教育带来什么?
- 来源:今日文摘
- 关键字:校长推荐制
- 发布时间:2010-04-02 10:41
在2010年高考来临之前，北京大学赋予了全国39所中学校长一项实名推荐的权力，这些在北大眼中中国最优秀的中学，其校长们的推荐信，在大一统的高考中，价值30分。这不过是北大争夺优秀生源的一项举措，却招致了公众的激烈批评。
事实上，北大之外，包括清华、南开、复旦、同济等在内的大部分中国名校都在施行着各种各样的推荐制，这些不过是高校自主招生制度的一小部分。从2003年到今天，短短6年间，已经有80所中国高校拥有了自主招生的权力，规模普遍超过招生总数的10%，人们心目中大一统的高考模式，早已发生了改变。
对于今天的中国青年学子而言，他们进入优秀大学的途径越来越多元化，这无疑将会弥补高考制度的缺陷，提高选拔创新型人才的效率。但在公众眼里.与高考相比，自主招生将在很大程度上为权贵阶层的子女获得优质教育资源开辟了一条捷径，这才是最重要的。被放弃的推荐权
一年一度的高考热，事实上是从上一年的11月份就开始的。各大高校的自主招生计划往往11月初公布，然后就是派招生组老师到全国各地的优秀中学去拜访校长、看望学生、拉拢生源。
11月17日，记者来到河南郑州一中采访时，几所大学的招生人员都已经在学校里了，校长朱丹需要一个一个接待，在河南这个因为人口压力而高考竞争最为残酷的省份，郑州一中是名副其实的名校，多年来的高考成绩一直首屈一指，朱丹也是此次北大赋予推荐权的39个校长之一。但对他来说，这项权力却像个烫手山芋。
“我当然想推荐符合我的教育理想的学生去读最优秀的大学，但是，现实不允许我这样做。”朱丹说，在高校招生领域，最基本的社会道德还没有建立起来，在这样的状况下，推荐人选还是应该更多体现学校党委集体的意志，而非校长个人偏好。
所以，在北大公布名单的第三天，学校就以红头文件的形式下发了《校长实名推荐人选的产生办法》，规定获得推荐学生学业成绩应居年级前3%或者有突出特长和重大科技创新成果，而校长推荐的人选则需要报党委会、行政会讨论通过。
朱丹也坦言，这份红头文件对于他来说，也是对抗人情关系的一项武器。作为这样一所中学的校长，不要说面临这30分的诱惑，每年即使是想进入这所中学读书，都会有各种各样的人来走后门、托关系。被北大赋予了这项推荐权以后，朱丹的手机上接到了无数的祝贺短信，有同行的、有学生家长的，也有教育部门官员的，各类媒体的采访报道纷至沓来，在优质教育资源匮乏的河南，这项推荐权足以让教育界躁动不安。
对一个怀抱教育理想的人来说，这是一件让他感到悲哀的事情。“真正的名校不在于有多高的升学率，学生拿了多少竞赛金牌。”朱丹说，现在区区一个推荐名额就引起了全社会的集体炒作，可以看出我们的教育思想已经多么功利化了。
最终，拥有3个推荐名额的朱丹只推荐了一名学生，而且是多次模拟考试的年级前几名，按照往年的成绩，这个被推荐的女孩不需要这30分，同样有能力考入北京大学。这样的状况，在全国其他30所中学最终的推荐人选中几乎是个普遍现象。那些知名的中学校长们，没有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推荐所谓的偏才怪才，考试分数仍然是最大的标准。这也让北大这项看起来颇具勇气的改革仅仅剩下了抢夺优秀生源的意义。
校长实名推荐制的价值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北大对其所选择的中学校长品质的信任。但是，公众的不信任让这些校长们大多逃避了这项责任。放弃了两个推荐名额的朱丹毫不讳言：“教育的行政化和官僚化，在中学校园也越来越明显，很多人是把校长，尤其是名校校长当作官员来做，而不是大教员。”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他宁可选择放弃。摆脱行政干预，回归教育家办学，任何高考改革的成功都离不开这一基础。
除成绩之外，已经产生的推荐生中，学生干部是另一个比较突出的特征。以北师大二附中为例，3名推荐生，除了一个年级第一外，其他两个分别是校学生会正副主席。这样的状况同样在其他30多所中学的推荐生中具有普遍意义。
湖南长沙的雅礼中学也是此次北大圈定的39所中学之一。跟郑州一中一样，这也是一所名冠湖南的精英中学。其高三学生王宣(化名)告诉记者：“对于理科生还好，每年的数理化全国竞赛，是最有力的资本。但是，对于文科生而言，湖南省优秀学生、三好学生、学生干部，这些相对较软的资历也就是最直接的资本了。”
不单北大的校长推荐，在最近5年来的高校自主招生中，这些“履历”也都是大学招生组最看重的素质。高校招生永远都是中学教育最有效的指挥棒，很难想象，这些变革将会给中学教育带来什么？西式的招生理念遭遇行政化积弊甚深的中国校园时，会结出什么样的果实？也许用不了三五年，就会呈现在公众面前。
高招新时代
在11月份的郑州教育界，与北大的“校长推荐制”一样被热议的还有另外一件事：在郑州下辖的县级新密市，实验高中一个叫李金川的高三学生自杀身亡。记者来到这所中学，原本是希望了解高校自主招生在这些大部分由农村学生构成的县城中学是怎样的状况，但李金川的自杀和他留下的反映学校不正之风的遗书让整个学校笼罩在丑闻之中。
尽管这已经是这个县级市最好的中学了，但每年高考，能够升入那些中国名校的学生，仍然寥寥无几。每年，各大名校的自主招生，各种各样的推荐、保送与这些农村学生基本无缘，不会有多少大学的招生组来学校提前看学生，抢生源。
李金川的遗书中，让人们看到了这个中学诸多的不正之风，而他的自杀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因为没有交189元考试费，以致缺考两门，被分到“慢班”，在这所普通的县城中学，进入“慢班”也就意味着在即将到来的高考中，最好的学生也只能考上大专。这个有才华有思想，好学上进，对社会未来充满了美好希望的农村少年最终在这样压抑而看不到求学希望的环境中选择了服毒自杀。
北大圈定的39所中学，大都集中在省会等大城市，李金川所在的学校，大约永远都不会获得这样的机会。即使通过高考，他们进入名校的机会也只会越来越少，因为中国高校的招生制度正在面临着急剧的变革。
2008年，教育部取消了自主招生占总招生人数5%的限制，而拥有自主招生权的学校也从当初的22所迅速增长到了现在的80所。创建一流大学，选拔创新人才，需要扩大高校自主招生比例，但由此则加剧了业已存在的重点大学生源城市化、上层化的趋势。
对于高校而言，这样的选择无可厚非。如果把诸如校长推荐之类的权力给予那些地处偏远、不那么优质的中学，看起来更加不可靠，无论是媒体的发达程度、公众监督的力度、吏治的情况，大部分中国县级行政区域的各种机构都比大城市更加无法让公众放心。
北大的“校长推荐制”公布后，国家教育部有关负责人给予了适时的支持，认为北大试行“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是建立和完善教育诚信体系的有益尝试，为不同类型优秀学生的脱颖而出创造条件。在回应记者关于推荐制是否有违“教育均衡发展”的质疑时，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续梅说：“均衡这个概念只在义务教育阶段来提，在非义务教育阶段包括高中、高校，还是以选拔人才为主，所以在这个阶段从来不提均衡发展。”
在高等教育改革层面，一直以来，人们都在呼吁政府能够给予高校办学自主权，这也被认为是中国培养创新型人才的关键所在。而自主权的下放，有几个层面，最高层面是大学校长的自主选举，最低层面则是招生权力的下放。招生权力下放不涉及意识形态的敏感，对于决策者来说，将会是最容易突破的层面，也因此，有国家机器的明确支持，有高校自身抢夺生源的冲动，在未来几年，中国的高校招生制度一定会以超乎寻常的速度迎来重大变革。
多年来，基础教育的不均衡发展，从小获取优质教育资源的不公平，让那些偏远地区的农家子弟无论是在大一统的高考模式，还是更加灵活、且注重琴棋书画、创造发明等等多样素质的自主招生面前，都越来越无法获得优势，他们通过教育向上流动的途径越来越狭窄。而在大学教育这个阶段，优质的高教资源被强势阶层所攫取，这几乎是个不可逆转的趋势。
2009年初，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国家科教领导小组会议上曾感慨：“过去我们上大学的时候，班里农村的孩子几乎占80%，甚至还要高，现在不同了，农村学生的比重下降了。”总理的感慨让人们看到了高等教育的阶层性失衡，但是，没有谁有能力来改变这个趋势。
公平有多重要？
不管人们是否愿意看到，未来很多年，中国的高校招生制度，都将不可避免地呈现这样一种面目：自主招生与大一统的高考并驾齐驱，前者成为强势阶层获取优质教育资源的捷径，而后者则保留给弱势阶层竞争的渠道。
选材效率与社会公正之间的矛盾，在高等教育的历史上似乎是个难以解决的问题。以英国为例，最近几年来，英国政府大力推行教育改革，他们的改革目标与我们看起来正好相反，政府一直要求大学开辟通道，让弱势阶层的子女有机会进入剑桥、牛津这样的精英大学，但是，反复的改革从未获得成功。
在前些日子剑桥大学800周年的校庆上，其女校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还就此问题回应公众：剑桥大学的入学资格完全建立在学生智力的基础上，不会去关心他们的社会背景，大学不是社会正义的引擎，也不是解决社会问题的工具，它有自己的目的。”
对于中国公众而言，如果北大、清华之类的精英学校呈现出这样一种高高在上、不顾社会正义的姿态，一定会招致更加激烈的抨击。在这样一个高招新时代，对于国家机器和大学领导者而言，提高选拔人才的效率是改革最直接而迫切的诉求，但对于公众而言，最敏感的一定是社会公正，在这个领域，不公平是足以摧毁一切改革举动的最大理由，与不公平相比，人们宁可忍受高考制度的僵化、低效率。
打着追求效率的名义，来改革现行的制度，最终改革并没有提高效率，反而变成了权贵阶层获取优质资源的捷径，这样的轨迹，30年来，已经在诸多领域重复了一次又一次，而教育是一个承受不起如此摧残的领域。
谈及此问题，曾任中国政法大学、山东大学校长的徐显明接受记者采访时称：“中国的高等教育已经进入大众化教育的阶段，其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办学的民主性。而民主办学就要求从招生到教学、管理，各个环节的制度设计就不应该由少数精英意志所决定。”
30年来，中国社会已经习惯了享受精英统治的高效带来的好处，而高等教育的招生改革似乎也正在走上同一条道路。
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教授丁学良，多年来，对内地大学改革投入了大量精力来研究。在他看来，优质的教育资源在内地仍然是极其稀缺的产品，对于这些资源的分配，就必须接受公众的有效监管。“成立家长联合会、专门盯住教育公平的NG0，这些都是公众监督的有效手段，在推出改革伊始，就应该有这些配套措施，而不是走一步说一步。”丁学良说，“中国的很多改革，都是纸面上看起来很美好，但做到最后往往会被革得一塌糊涂，招致埋怨和失败。”
招生领域的推荐制在过往的中国教育中早已有过诸多实践，远的有“文革”时期的工农兵推荐上大学，恢复高考后，也有中国科技大学等学校的“少年班”、“天才班”等各种各样的特殊人才选拔和培养机制。“那些曾经的教育实践究竟产生了多少人才？过往的改革经验，从来没有被认真地总结过，对其经验和教训，缺乏具备科学价值的评估。”丁学良说，“一项改革措施的出台，至少是应该建立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应该比上一轮的改革更加严谨，这是一个最基本的改革态度。”
而这一轮大幕已开的高校招生大改革，各个高校基本是出于争夺优秀生源的直接利益驱动，对于社会公平的考量、人才观的革新、中国校园行政化的现实流弊等等制约改革的因素显然缺乏统筹考虑，更谈不上对前人经验教训的总结。
在未来的几年里，花样繁多的自主招生考题、层出不穷的推荐模式将会让我们的高考变得面目全非，但这些真的能够为中国教育带来全新的面貌吗？创新型的人才真能因此而遍地开花吗？在丁学良看来，这是一个不切实际的看法，“教材内容、讲课方式都要行政部门层层审批，大学校园教师队伍参差不齐，学术腐败丑闻不断，这样怎能培养创新型人才？招生只是教育制度的一个环节，而教育制度仅仅是社会制度的一个环节。”
(刘子迪荐自《南风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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