便是在战争中,智术也不是制胜的关键。文明社会,经常被野蛮人的骑兵冲得七零八落,尽管文明人聪明,懂得好多花样。《三国演义》的读者都会奇怪,诸葛亮总打胜仗,但蜀国的形势,却在同时江河日下
后人看春秋人打仗,会笑;春秋人看后人打仗,会哭。春秋时,天子在上,虽然管不了事,但诸侯国也因此不能合法地吞并别的国家。战事的目的和规模都有限,军队由有身份的人组成,这样的战争,有点像决斗,未必要致对方于死地。
到了孙武的时代,古旧的战争规则正在瓦解,原因之一,是诸侯的火气越打越旺,仇恨越积越多;原因之二,是兵源扩大了,农民和社会地位更低的人都被征召入伍,成为步兵;第三个原因,是新起的国家,如孙武从事的吴国,都来争霸,这些国家,不久前还被中原人视为蛮夷,遵守旧的规则,对他们来说,是既无趣,也无利可图的事。
不管政治家如何说,战争,对任何社会来说,都是一种将道德水准向下拉的力量。在战争中,人有机会做很高贵的事,但同时,欺骗、杀人,以及别的无数种不同寻常的行为,都是允许的。平日里要被掷石头的事,在战争中,国民要为之喝彩,那么,道德所需要的普遍性基础,必然要动摇。成熟的社会,自能平衡这种力量,而不至于每打一次仗,就堕落一次,但这种平衡,也不总能成功。
《孙子兵法》,是本了不起的战争教材。孙武子的事迹,我们知道的不多,但他一定是位出色的智者,因为他的战争经验,就史籍可见的来说,并不十分丰富,那么,他的推理和想象的能力,当超乎常人。先秦子书中,传为格言的句子最多的,除了《论语》,就是《孙子》十三篇了,特别是现在,好多人在记诵其中的警句,希望学到点什么,好去占别人的便宜。
在当时,《孙子》虽未必是专为吴国写的,却特别地适合吴国的情况。我们不能说《孙子》定义了一种新型的战争,因为《孙子》的论述,集中于战术方面,而在此之前,春秋的战争,已走偏锋。但实际地来看,《孙子》确实拆掉了一些枷锁,那些希望可以在战时为所欲为的人,快有好日子了。孙子之后的战国时期,战争变得野蛮,而蜂出的兵法,没有孙子的智慧,却远比孙子更重视智术。
后代或有批评孙子的,以为他强调的兵不厌诈,对世道人心有所侵蚀,甚至有人说:“兵流于毒,始于孙武乎?”这不公平,因为孙子只是战术家,那些战争之外的事,怪不到他头上,而且他从未主张无节制的战争。战争必然是残忍的,如何把战争的风气和社会风俗隔离开来,不是军事家要考虑的事。兵以诈立,是战争的格言,至于把它奉为日常生活的指针,那是众人的问题,和孙子无关了。
《孙子》是本好书,是一本讲战争的好书,不过它的绝大多数读者,一辈子也没上过战场。很多人说,官场如战场,或说,商场如战场,如战场的,还有情场,赌场,剧场,考场,球场,机场??总之除了引力场、磁场,什么都是战场。人们这样说,不外乎是通过把自己想象成前线的兵士,从而豁免自己的道德责任;他们读《孙子》,也不见得是真需要从中发现勾心斗角的智慧——这个,人们早已有了,读读《孙子》,只是给自己的行为找个来头,说起来好听,想起来轻松。
所治愈下,得车愈多,是经常的,但长远来看,还没有过一个国家,靠耍这种聪明,来达到可靠的成功。破坏规则者最先得利,但“我能往,寇亦能往”,回火是迟早的事。归根到底,用在人事上的心思,从来也没有给人类带来实际的福祉。如果一个社会中,最出色的头脑,所钻研的问题,既非外物,也非自我,而都是些人际之间的长短是非,那么这个社会的成员,要实际而非想象地生活得越来越快乐,是没指望的事。
便是在战争中,智术也不是制胜的关键。文明社会,经常被野蛮人的骑兵冲得七零八落,尽管文明人聪明,懂得好多花样。《三国演义》的读者都会奇怪,诸葛亮总打胜仗,但蜀国的形势,却在同时江河日下。《三国演义》很多地方不合正史,不过这个道理倒不偏。
为什么说不读《孙子》呢?曰不用读。咱们这里,人人都是兵法家,至少现在是这样;在兵法盛行的社会里,不懂兵法的人,早已把基因还给上帝,彻彻底底地绝种了。不用读《孙子》,我们就已经拥有了使别人不幸福的种种智慧,至于如何使自己幸福,可以参考这条格言——它没有写在任何一本书里,只写在一切书里:别人的不幸,就是我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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