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炎培的“新历史难题”
- 来源:瞭望东方周刊
- 关键字:黄炎培
- 发布时间:2010-04-07 10:58
一直扮演“当代语文裁判所”角色的《咬文嚼字》杂志社，2009年底因黄炎培当年提出的一个 “历史难题”，成为被“咬嚼”的对象。
2009年12月20日，《咬文嚼字》公布了《2009年十大语文差错》，其中第九条为：“时政文章中容易出错的词语是：兴亡周期律。”
“1945年黄炎培访问延安，在同毛泽东的交谈中，说到中国历史上不少政权‘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没有跳出‘兴亡周期律’的支配。‘兴亡周期律’这一概念由此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直至今天。但长期以来，媒体宣传中都将‘兴亡周期律’误为‘兴亡周期率’。‘周期律’是一种规律，指事物发展过程中某些特点反复出现，不是两个数值的比率。”《咬文嚼字》作了如此说明。
九天之后，上海《文汇报》刊登了中央党校党建部教授张荣臣的质疑文章。他认为“周期率”的提法没有错，若改成“周期律”，则“反映不出当年毛泽东与黄炎培谈话的深层次含意”。
“律”还是“率”？成了黄炎培遗留下来的又一“历史难题”。
就此，本刊记者采访了有关专家和知情人士，并查阅了相关文献和档案资料，探究当年那段著名的“延安谈话”的前前后后，试图澄清这一黄炎培的“新历史难题”。
规律？概率？
被后人称作“窑洞对”的黄炎培与毛泽东的那段谈话，发生在65年前黄炎培等国民参政员访问延安期间。1945年7月4日下午，毛泽东与黄炎培在延安进行了一次长谈。
据黄炎培后来所著《延安归来》记载：当时，毛泽东问到黄炎培在延安几日的感受，深谙中国历史的黄炎培谈起了“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率，认为“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屈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黄炎培希望中共能找出一条避免重蹈历史覆辙，最终跨越“历史周期率”的新路。这就是所谓的“黄炎培历史难题”。
在《延安归来》书中，使用的是“周期率”。
对这个问题，毛泽东似早有考虑。“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黄炎培谈话中提到的‘历史周期率’，除了包含有‘规律’的意思，更多的是概括了历史上在一定条件下发生政权兴亡更替现象的‘概率’。”张荣臣撰文说。
在他看来，规律揭示的是事物发展中必然的、稳定的、客观的联系，人们可以认识和利用规律，却无法改变规律。因此，“如果讲‘周期律’的话，是不是否定了‘跳出’兴亡周期的可能性？这样也就没有必要寻找打破兴亡周期的‘新路’了。”
对此质疑，《咬文嚼字》杂志社主编郝铭鉴有不同看法。他认为，规律是反复出现的，在一定的前提条件下，规律本身是不可改变的，但前提条件一旦改变，规律也就可能不起作用了。而概率是可能的比率，那是“跳”不出的。
“黄炎培提出的兴亡周期规律的前提条件是人治、专政。靠封建王朝这样一代代继承下去，再有本事的人也不能改变这个规律，总要重蹈覆辙。而现在前提条件改变了，是人民掌权，是民主。所以毛泽东当年没有说改变兴亡周期的规律，而用了‘跳出’。就是你的规律对我不起作用了，我不在你的范围里了，前提条件不存在了。这段谈话的深刻性就在这里。”郝铭鉴说。
《延安五日记》
“‘兴亡周期率’一词最早见于《延安五日记》。据黄炎培在1945年7月9日的日记中记述，这天开始，由他口述，张乃璇记录，补记访问延安的五天日记。”上海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常务理事殷之俊告诉本刊记者。
“访问延安可以说是黄炎培一生中的重大转折。”黄炎培故居管理所所长徐汇言介绍说。长期在黄炎培身边工作的尚丁曾回忆：“黄炎培曾长期以中间派自居，不过，他从延安归来以后，即强调自己是‘中间偏左’。他常说：罗斯福说自己是中间偏左，我也以中间偏左为准则。”
1945年，是抗日战争即将全面胜利的时刻，中国的未来往何处去，成为了当时摆在全体中国人面前的头等大事。当年4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做了《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再次提出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联合政府的要求，被国民党拒绝。国民党方面决定于1945年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国共两党谈判陷入僵局，内战一触即发。
为促成国共恢复和谈，黄炎培、褚辅成等爱国民主人士，联合国民参政会中与他们意见相同或相近的傅斯年、章伯钧等人酝酿延安之行。
1945年7月1日下午1时，黄炎培等六人踏上了延安的土地。他们在延安共停留95小时，参观、会谈，马不停蹄。中共的朝气、改良农村的政策和建设边区的成就等，给黄炎培留下了深刻印象。徐汇言曾听黄炎培的子女说起，黄炎培在延安时，为了证实当地“夜不闭户”的说法，特地半夜到村里转了一圈，发现80%的人家都是大门敞开的。
7月5日回到重庆后，各界人士都向黄炎培询问延安的情况，邀请他做报告或参加座谈会。国统区人民对延安的关注，令黄炎培感到自己有责任将看到的延安告诉大家。他决定以问答和日记的形式，详细记载他在延安的所见所闻。
据殷之俊考证，1945年7月24日，黄炎培所撰写的《延安归来答客问》脱稿，《延安五日记》完成了三分之二，分送《国讯》和《宪政月刊》发表。8月7日，以这两部分内容为主体的《延安归来》一书由国讯书店出版发行。
按国民党1931年以来实行的报刊图书审查制度，如此书籍原不能出版。黄炎培决定冒险，不将书稿送国民党检查机关检查，直接出版发行。黄炎培第四子黄大能曾回忆：出版当天，特务四出搜禁，以为必定是重庆《新华日报》出版，却不料是中华职业教育社国讯书店出版发行。待到查明，早已销售一空。以后又在上海沦陷区翻印，前后共达十几万册。
以此书出版为标志，一场轰轰烈烈的“拒检运动”在国统区迅速展开。各地新闻出版单位共同决定：各家杂志的稿件一律“拒检”，迫使国民党从1945年10月1日起停止了新闻检查和书刊检查。
在这本被国民党视为禁忌的《延安归来》中，黄炎培在第二部分《延安五日记》末尾，详细记述了他和毛泽东关于“兴亡周期率”的讨论。半个世纪前就阅读过国讯书店首版《延安归来》的原全国政协常委、社会学家邓伟志向本刊记者证实，原书中所写的就是“兴亡周期率”。而本刊记者也注意到，其后的出版物中，凡是提到此事的，大都沿用这一写法，其中也包括1982年文史出版社出版的黄炎培自述《八十年来》。
“我早就对此存疑，上世纪80年代初，我曾向尚丁请教过，他说可能是搞错了。”邓伟志说。
殷之俊向本刊记者提供了一份材料：1996年，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教授丁守和曾在给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石仲泉的信中提及：“黄（炎培）文中的‘周期率’，记得当时黄任老(黄炎培)的秘书曾回忆整理的情况，‘率’应是‘律’之误。”
“《延安归来》当时是由黄炎培口述，别人记录的，成书时间又很短，是否存在记录者笔误的可能呢？”《咬文嚼字》杂志社编辑杨林成有另一种猜测。
但研究黄炎培多年、主持整理《黄炎培日记》的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朱宗震不认同这种猜测：“黄炎培是严谨之人，即使是他口述、别人代笔的文章，也必定是经过他亲自审阅的。”
毛泽东、黄炎培后期对周期率的反应
1949年3月，毛泽东进北平后，住在京西香山的双清别墅。第一个被邀请到此做客的党外人士就是黄炎培。那次会面，毛泽东重提“兴亡周期”的问题，并向黄炎培吐露了若干重要大政方针，包括他所设想的国家前景，以及黄所领导的民建和黄本人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角色等。
“在开国大典那天，毛泽东暗暗地流泪。毛岸英问他为什么流泪，他说，他想起了与黄炎培的谈话。”邓伟志在杂文《周期率的“泪”》中讲述了一段轶事，在邓伟志看来，毛泽东的泪是“为跳出周期率之难而流”。
然而，毛泽东本人似也很难摆脱周期率。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曾经说：“在庐山会议上，这些优良传统却遭到了破坏？？这与我们党内民主生活不正常有关，与毛主席在1957年以后逐渐滋长起来的‘一言堂’作风有关，也与个人崇拜现象的发展有关。”
“毛泽东虽然认为民主是跳出兴亡周期率的起跳板，但是，他始终没有把民主科学化、制度化。事实很清楚， 低度民主就带来高度腐败；高度民主只会有低度腐败。”邓伟志说。
解放初期，黄炎培也曾反思自己访问延安时关于兴亡周期率的疑问。
1951年，黄炎培在诗作《中国共产党三十年》中写道：“对人要和大众紧密联系，对己要自我批评；这些武器，会从人群中放出万丈光芒。只有流水是不腐的，事实已经证明，并不是夸张。到今天，我识得了，当时延安一席谈，我估计低了，所得到的答复，是正确的，‘只有人人起来负责，这好政府才会久长’。”字里行间透露出对于中共民主建设的信心。
朱宗震在《黄炎培日记》中还找到这样一段内容：1952年8月4日，全国政协召开常委会议，毛泽东在晚餐后向各党派征求意见，黄炎培表示：“‘三反五反’胜利结果，证明1945年在延安毛主席答复中共能用民主打破历史传统的兴亡反复的周期率是正确的。”
然而，在朱宗震看来，晚年的黄炎培“对一些隐忧缺乏敏感性，他没有看到怎样实现民主的问题”。黄炎培第三子黄万里也曾在诗作《念父生平》的注文中说，其父“（一九）五四年粮食统购统销后于国事无所建树”。
“民主的问题，依然是克服兴亡周期率所必须解决的严峻问题。黄炎培晚年也就不再提起这个‘周期率’。重新想起这个问题，那是经过了‘文革’的沉重灾难，后一辈人对历史的回顾。”朱宗震在《黄炎培对兴亡周期率的悬念》一文中说。
“今天我们在此考证到底是‘兴亡周期率’还是‘兴亡周期律’，可能真的是有点咬文嚼字了；但把‘兴亡周期率’问题从语言学角度提出来，进而从政治学角度考虑怎么解决，却是很有必要和意义的。只有坚持不懈地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我们才能‘跳出’历史的兴亡周期率。”张荣臣在其文章最后表达了这样的观点。■
……
2009年12月20日，《咬文嚼字》公布了《2009年十大语文差错》，其中第九条为：“时政文章中容易出错的词语是：兴亡周期律。”
“1945年黄炎培访问延安，在同毛泽东的交谈中，说到中国历史上不少政权‘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没有跳出‘兴亡周期律’的支配。‘兴亡周期律’这一概念由此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直至今天。但长期以来，媒体宣传中都将‘兴亡周期律’误为‘兴亡周期率’。‘周期律’是一种规律，指事物发展过程中某些特点反复出现，不是两个数值的比率。”《咬文嚼字》作了如此说明。
九天之后，上海《文汇报》刊登了中央党校党建部教授张荣臣的质疑文章。他认为“周期率”的提法没有错，若改成“周期律”，则“反映不出当年毛泽东与黄炎培谈话的深层次含意”。
“律”还是“率”？成了黄炎培遗留下来的又一“历史难题”。
就此，本刊记者采访了有关专家和知情人士，并查阅了相关文献和档案资料，探究当年那段著名的“延安谈话”的前前后后，试图澄清这一黄炎培的“新历史难题”。
规律？概率？
被后人称作“窑洞对”的黄炎培与毛泽东的那段谈话，发生在65年前黄炎培等国民参政员访问延安期间。1945年7月4日下午，毛泽东与黄炎培在延安进行了一次长谈。
据黄炎培后来所著《延安归来》记载：当时，毛泽东问到黄炎培在延安几日的感受，深谙中国历史的黄炎培谈起了“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率，认为“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屈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黄炎培希望中共能找出一条避免重蹈历史覆辙，最终跨越“历史周期率”的新路。这就是所谓的“黄炎培历史难题”。
在《延安归来》书中，使用的是“周期率”。
对这个问题，毛泽东似早有考虑。“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黄炎培谈话中提到的‘历史周期率’，除了包含有‘规律’的意思，更多的是概括了历史上在一定条件下发生政权兴亡更替现象的‘概率’。”张荣臣撰文说。
在他看来，规律揭示的是事物发展中必然的、稳定的、客观的联系，人们可以认识和利用规律，却无法改变规律。因此，“如果讲‘周期律’的话，是不是否定了‘跳出’兴亡周期的可能性？这样也就没有必要寻找打破兴亡周期的‘新路’了。”
对此质疑，《咬文嚼字》杂志社主编郝铭鉴有不同看法。他认为，规律是反复出现的，在一定的前提条件下，规律本身是不可改变的，但前提条件一旦改变，规律也就可能不起作用了。而概率是可能的比率，那是“跳”不出的。
“黄炎培提出的兴亡周期规律的前提条件是人治、专政。靠封建王朝这样一代代继承下去，再有本事的人也不能改变这个规律，总要重蹈覆辙。而现在前提条件改变了，是人民掌权，是民主。所以毛泽东当年没有说改变兴亡周期的规律，而用了‘跳出’。就是你的规律对我不起作用了，我不在你的范围里了，前提条件不存在了。这段谈话的深刻性就在这里。”郝铭鉴说。
《延安五日记》
“‘兴亡周期率’一词最早见于《延安五日记》。据黄炎培在1945年7月9日的日记中记述，这天开始，由他口述，张乃璇记录，补记访问延安的五天日记。”上海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常务理事殷之俊告诉本刊记者。
“访问延安可以说是黄炎培一生中的重大转折。”黄炎培故居管理所所长徐汇言介绍说。长期在黄炎培身边工作的尚丁曾回忆：“黄炎培曾长期以中间派自居，不过，他从延安归来以后，即强调自己是‘中间偏左’。他常说：罗斯福说自己是中间偏左，我也以中间偏左为准则。”
1945年，是抗日战争即将全面胜利的时刻，中国的未来往何处去，成为了当时摆在全体中国人面前的头等大事。当年4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做了《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再次提出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联合政府的要求，被国民党拒绝。国民党方面决定于1945年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国共两党谈判陷入僵局，内战一触即发。
为促成国共恢复和谈，黄炎培、褚辅成等爱国民主人士，联合国民参政会中与他们意见相同或相近的傅斯年、章伯钧等人酝酿延安之行。
1945年7月1日下午1时，黄炎培等六人踏上了延安的土地。他们在延安共停留95小时，参观、会谈，马不停蹄。中共的朝气、改良农村的政策和建设边区的成就等，给黄炎培留下了深刻印象。徐汇言曾听黄炎培的子女说起，黄炎培在延安时，为了证实当地“夜不闭户”的说法，特地半夜到村里转了一圈，发现80%的人家都是大门敞开的。
7月5日回到重庆后，各界人士都向黄炎培询问延安的情况，邀请他做报告或参加座谈会。国统区人民对延安的关注，令黄炎培感到自己有责任将看到的延安告诉大家。他决定以问答和日记的形式，详细记载他在延安的所见所闻。
据殷之俊考证，1945年7月24日，黄炎培所撰写的《延安归来答客问》脱稿，《延安五日记》完成了三分之二，分送《国讯》和《宪政月刊》发表。8月7日，以这两部分内容为主体的《延安归来》一书由国讯书店出版发行。
按国民党1931年以来实行的报刊图书审查制度，如此书籍原不能出版。黄炎培决定冒险，不将书稿送国民党检查机关检查，直接出版发行。黄炎培第四子黄大能曾回忆：出版当天，特务四出搜禁，以为必定是重庆《新华日报》出版，却不料是中华职业教育社国讯书店出版发行。待到查明，早已销售一空。以后又在上海沦陷区翻印，前后共达十几万册。
以此书出版为标志，一场轰轰烈烈的“拒检运动”在国统区迅速展开。各地新闻出版单位共同决定：各家杂志的稿件一律“拒检”，迫使国民党从1945年10月1日起停止了新闻检查和书刊检查。
在这本被国民党视为禁忌的《延安归来》中，黄炎培在第二部分《延安五日记》末尾，详细记述了他和毛泽东关于“兴亡周期率”的讨论。半个世纪前就阅读过国讯书店首版《延安归来》的原全国政协常委、社会学家邓伟志向本刊记者证实，原书中所写的就是“兴亡周期率”。而本刊记者也注意到，其后的出版物中，凡是提到此事的，大都沿用这一写法，其中也包括1982年文史出版社出版的黄炎培自述《八十年来》。
“我早就对此存疑，上世纪80年代初，我曾向尚丁请教过，他说可能是搞错了。”邓伟志说。
殷之俊向本刊记者提供了一份材料：1996年，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教授丁守和曾在给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石仲泉的信中提及：“黄（炎培）文中的‘周期率’，记得当时黄任老(黄炎培)的秘书曾回忆整理的情况，‘率’应是‘律’之误。”
“《延安归来》当时是由黄炎培口述，别人记录的，成书时间又很短，是否存在记录者笔误的可能呢？”《咬文嚼字》杂志社编辑杨林成有另一种猜测。
但研究黄炎培多年、主持整理《黄炎培日记》的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朱宗震不认同这种猜测：“黄炎培是严谨之人，即使是他口述、别人代笔的文章，也必定是经过他亲自审阅的。”
毛泽东、黄炎培后期对周期率的反应
1949年3月，毛泽东进北平后，住在京西香山的双清别墅。第一个被邀请到此做客的党外人士就是黄炎培。那次会面，毛泽东重提“兴亡周期”的问题，并向黄炎培吐露了若干重要大政方针，包括他所设想的国家前景，以及黄所领导的民建和黄本人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角色等。
“在开国大典那天，毛泽东暗暗地流泪。毛岸英问他为什么流泪，他说，他想起了与黄炎培的谈话。”邓伟志在杂文《周期率的“泪”》中讲述了一段轶事，在邓伟志看来，毛泽东的泪是“为跳出周期率之难而流”。
然而，毛泽东本人似也很难摆脱周期率。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曾经说：“在庐山会议上，这些优良传统却遭到了破坏？？这与我们党内民主生活不正常有关，与毛主席在1957年以后逐渐滋长起来的‘一言堂’作风有关，也与个人崇拜现象的发展有关。”
“毛泽东虽然认为民主是跳出兴亡周期率的起跳板，但是，他始终没有把民主科学化、制度化。事实很清楚， 低度民主就带来高度腐败；高度民主只会有低度腐败。”邓伟志说。
解放初期，黄炎培也曾反思自己访问延安时关于兴亡周期率的疑问。
1951年，黄炎培在诗作《中国共产党三十年》中写道：“对人要和大众紧密联系，对己要自我批评；这些武器，会从人群中放出万丈光芒。只有流水是不腐的，事实已经证明，并不是夸张。到今天，我识得了，当时延安一席谈，我估计低了，所得到的答复，是正确的，‘只有人人起来负责，这好政府才会久长’。”字里行间透露出对于中共民主建设的信心。
朱宗震在《黄炎培日记》中还找到这样一段内容：1952年8月4日，全国政协召开常委会议，毛泽东在晚餐后向各党派征求意见，黄炎培表示：“‘三反五反’胜利结果，证明1945年在延安毛主席答复中共能用民主打破历史传统的兴亡反复的周期率是正确的。”
然而，在朱宗震看来，晚年的黄炎培“对一些隐忧缺乏敏感性，他没有看到怎样实现民主的问题”。黄炎培第三子黄万里也曾在诗作《念父生平》的注文中说，其父“（一九）五四年粮食统购统销后于国事无所建树”。
“民主的问题，依然是克服兴亡周期率所必须解决的严峻问题。黄炎培晚年也就不再提起这个‘周期率’。重新想起这个问题，那是经过了‘文革’的沉重灾难，后一辈人对历史的回顾。”朱宗震在《黄炎培对兴亡周期率的悬念》一文中说。
“今天我们在此考证到底是‘兴亡周期率’还是‘兴亡周期律’，可能真的是有点咬文嚼字了；但把‘兴亡周期率’问题从语言学角度提出来，进而从政治学角度考虑怎么解决，却是很有必要和意义的。只有坚持不懈地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我们才能‘跳出’历史的兴亡周期率。”张荣臣在其文章最后表达了这样的观点。■
关注读览天下微信，
100万篇深度好文，
等你来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