棚屋中的新生代农民工

　　郑惜慧出生的时候，嘴里长着两颗门牙。家里人认为这是不祥的征兆，匆匆将她丢在寺庙里。一降生便被遗弃，这种强烈的宿命感在她今后的生命中挥之不去。两年前，17岁的她决定结婚，她庆幸终于有一个人肯娶她。丈夫是残疾，小时候贪玩被炸伤，右手只有两根手指。

　　她是小学学历，经济原因是一方面，但更主要的，她讨厌学校。同学们放学后都有父母来接，而她得到的只有日复一日的孤独与嘲笑。

　　在湖南生活了十几年之后，她终于鼓足勇气南下汕头，抱着与全国1.5亿农民工一样的朴素梦想，寄望在大城市里寻求一种崭新的生活。

　　汕头似乎可以容纳这样的愿望，这个位于广东省东部的经济特区，由于其频临南海的区位优势、华侨众多的对外开放潜力，商贸历来较为发达。2007年起，汕头开始了“十年大发展”建设，GDP在2008、2009年均以超过10%幅度增长，2009年更是突破了千亿元大关。

　　也因此，这里汇集了许多与郑惜慧志愿相仿的年轻人，他们有的在中学毕业之后直接来到城市打工，有的一直随进城打工的父母在城市长大。他们都对城市充满渴望，为了寻求一席之地，他们愿意暂时居住在臭鱼塘边简陋的木棚房里，愿意做每完成一斤赚四毛钱的玩具加工活儿。

　　可惜梦想与现实总有差距。在这个竞争日益激烈的社会里，他们没有高学历，无法找到高收入的工作，每天的辛苦仅能勉强维持生活。一个人觉得艰难了便找个差不多的对象，一起拼搏，结婚生子。孩子或者留在老家上学，或者带在身边读外来打工子弟校，由于教育水平的差距，大部分人的成绩仍然难与城市的孩子比肩，只能继续他们上一代的命运……

　　又或者，现在就返回农村去？在金融海啸背景下，广东很多出口加工工业受到严重影响，订单减少，工厂裁员，甚至倒闭，引发了外来农民工返乡潮。

　　据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2009年在新闻发布会上透露的数字：在全国1.3亿外出农民工中，大约有15.3%的农民工因全球金融危机而失去了工作，或者没找到工作。据此推算，全国大约有2000万农民工失去工作，或者还没有找到工作就返乡了。

　　可是如同郑惜慧一样的年轻人，能退到哪里去呢？他们早已习惯城市环境，不会干农活，也不甘心再如父辈那样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他们面对的现实是：退回农村，他们做不了合格的农民；融入城市，他们又难以逾越横亘在面前的制度、文化之墙。

　　“农民本是两条腿踏在大地上的。但这些年来，他只有一条腿与大地连着，另一条腿不知道落到哪里去。他试图落到城市，但有时因为种种原因，城市又把这条腿赶回去了。这时你发现，农村也不是那么轻易能退回去的。”作家阎连科曾这样感慨，“这一代年轻人内心都有一种压迫感、焦虑感，谁都想逃离土地进城去，可是路在哪里？”

　　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这是中国共产党的文件中第一次使用“新生代农民工”这个词，传递出中央对约占农民工总数60%的80后、90后农民工的关切。

　　文件规定“促进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落户并享有与当地城镇居民同等的权益。鼓励有条件的城市将有稳定职业并在城市居住一定年限的农民工逐步纳入城镇住房保障体系。”

　　但愿这样的图景距离郑惜慧和朋友们不会太遥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