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记吾师赵元任先生

　　1933年，我在清华大学文学系读书，选修了音韵学家罗常培先生的《中国音韵沿革》课程。哪知道这门课成了我毕生学术追求的起点，也有了机缘幸入赵师（赵元任，下同–––编注）门墙。

　　1935年暑期，得知南京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语言组的李方桂先生要招收一名助理研究员，在南京、北平、上海、武汉设立四个考场。我知道自己的语音知识还不够系统，但兴趣使然，决定一试。

　　巧的是，除考基本语音知识外，主考官还用钢琴弹出几组四部和弦，让考生写出分谱，这让很多高材生傻眼。而我上学时参加过管弦乐队，懂点和声，这道题就顺当地拿下了。后来才得知，当时李方桂先生要去广西调查壮语，拟招收的助理不仅要熟悉记语音，还要懂得记歌谱。我考上史语所纯属侥幸，也有点传奇。

　　是年仲秋，我抵达南京报到。赵师当时是史语所语言组主任，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他让我立即前往南宁，与李方桂会合。那时桂系军阀跟南京中央政府对立，由南京到广西陆路不通，只能从海上坐大船。赵师要我乘大餐间，高于头等舱，一路旅费都没有限额。我是刚到这里工作的新手，这是破例的。

　　他从不居功，也不搞什么学术权威

　　第二年春，赵师带着丁声树、杨时逢和我三名助理，到武昌调查湖北方言。我们一共调查了60多个县，选取每县两个学生为发音人，我们三名助理每人一个房间，分头调查记音。

　　那时条件有限，只能在招待所布置录音室。墙外有噪音，墙内有回声，录音效果受影响。我想了个主意，到旅店租了几十条棉被，挂满房间的四壁和窗户，这一招还真有效。

　　但麻烦又来了。当时春雨连绵，白天招待所不供电，房间挂满棉被，漆黑一片。我就买来几个汽车灯泡，接在灌片机––––当时录音都是灌制铝片––––的蓄电池上做电源。照明的问题算是解决了。

　　这都是些小事，我也没在意。但没有想到赵师都记住了，而且还如实写进了《湖北方言调查报告》的“总说明”里。赵师就是这样，学生有一点点成绩，甚至算不上什么成绩，他都很高兴，嘴上不说，但心里记着。

　　在这份调查报告的封面上，赵师把三个助理的名字都署上了，另外还有后来的助理董同的名字。他虽没有参加调查，但参与了整理工作。这些小事足见赵师的胸襟。我听说现在有些教授出书，文章都是学生写的，他挂个“主编”的名头，把学生的名字放到后记里提一下，有的都不提，直接把学生的成果变成了自己的东西。赵师不这样，是谁的成果就是谁的，很明确，他从不居功，也不搞什么学术权威。

　　学生犯错误了，他也不动声色

　　在我来到史语所之前，所有的语言实验仪器都由赵师操作。由于我在大学读过工程，对理化仪器比较熟悉，赵师就把实验室的仪器都交给了我。那时的语音实验设备，现在看来比较简单，但也是从欧美进口的最新产品。我在操作仪器时，赵师充分信任，就是进口的新仪器，他也让我去开箱验收。

　　有一次，所里进口了一套最新的“语音频谱分析仪”，价格不菲，是当时我国进口的唯一一套设备。按惯例，这台设备也由我开箱验收。但我急于试验仪器性能，拿起插头就通电。结果糟了！美国的电压是110伏，而我国的市电是220伏，一插上电源机器就烧了。一屋子人脸都吓黄了，这还了得！赔也赔不起。但赵师不动声色。我当时也给吓着了，但知道是什么缘故，立即换了根保险丝，就没问题了。

　　先生这一态度，让我想起了《论语》的一节。孔子有一天说：“予欲无言。”意思是他不想说话了。子贡着急，说您假若不说话，那我们传习什么呢？孔子答道，天说了什么了？但四季照样运行，百物照样生长，天说什么了？

　　平时学生犯点什么错误，赵师的态度都是不动声色，这让我想到“予欲无言”这句话。

　　“吾与点也”的温暖

　　我只读过一年的音韵学，底子不是很好。但赵师没有批评我，而是鼓励我从调查整理方言材料过程中动手录音实验，不断得到启发。他从不进行填鸭式的灌输，只是起个头儿，引出某个话题，让我们几个助手自己去想，并且鼓励我们大胆说出自己的看法，他再及时加以指点，随机诱导。我们有什么问题，不管是天上的还是地下的，他都能做到有问必答，因为他学问大嘛。同样，他向我们提出的问题，也是天上地下。

　　一个周末的上午，我们几个助理在他家院子里的大树下纳凉。那天正赶上日偏食，孩子们都准备了黑玻璃或者胶片什么的，很热闹。太阳慢慢暗了下来，地上只剩下一片小白点儿。赵师喜欢摄影，拿出相机拍下了这些光点。并且向我们提问：这些白点是什么形状？为什么？

　　我看这些白点都是月牙形的，知道大概是日食的投影。但一个太阳，为何满地是影子，这就答不出来了。我突然想起中学时做的“针孔照相”实验，觉得这是同一个道理，就回答说：这大概是树叶缝隙的“针孔效应”，每个缝就是一个针孔，等于照相镜头。而且投影的形状和所见的太阳圆缺方向正好相反。赵先生很高兴，会意地点了点头。

　　这样的情景，如今让我再度想起了《论语》的又一节。有一天，孔子对学生说，我老了，如果有人请你们出去做事，你们怎么办？子路说他要去治理个大的国家，冉求说要去治理个小国家，公西赤说打算做个小司仪，对于他们的回答孔子都是微微一笑。问到曾点，他正在弹琴，他说自己的志向是“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孔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

　　曾点所描述的场景，我有过切身感触，那是1938年的一个春日，赵师带着全家和助理们，包括我夫妇俩，前往昆明西山郊游。车到西门外大观楼，下滇池搭木船，扬帆摇橹，直驶西岸，一路歌声笑语。

　　到了西山太华寺，头山门内有四大天王像，我和赵师的大女儿如兰爬上神台，蹬着两座金刚的膝头，攀援而上，她借了增长天王的宝剑，我取下持国天王的琵琶，两人就在山门外场地上尽情地舞弄起来。那时赵师已到半山腰，往下看见我们，不仅没有生气，还给我俩拍了照片，叮嘱我们玩够了要把两件法宝好好归还原处。

　　这次郊游很尽兴。在归舟的橹声中，披着熔金似的斜晖，我默念着“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不觉心神俱醉。

　　与赵师的交往还有一件琐事让我感受到“吾与点也”的温暖。1940年，赵师前往美国讲学，我还在昆明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研究所共有四个组，我在语言学组。

　　当时有位社会人类学组的研究员在筹办《西南边疆》杂志，投稿者很踊跃。这位研究员因我以前干过出版，约请我担任经理，兼当责任编辑，给杂志写稿和组稿。我欣然应允，一共编辑出版了七期，研究所长傅斯年就找到我，要我别干了。理由是你既然在语言所工作，就不许干别的。这样的理由我有点不服。我又没有耽误正常工作，况且这位约请我的研究员也是在研究所工作，只不过分属不同的组而已。

　　我给在美国的赵师去信，说了我的苦恼。赵师很快就回了信，他说你只要不是废寝忘餐，就可以干。这给了我莫大的安慰和鼓励。他让我放手去干，但前提为“不是废寝忘餐”，别把身子给累垮了，他就是这样关心和体贴学生。

　　胡乔木迫不及待地向他请教

　　1958年春，我被派往瑞典斯德哥尔摩考察学习。有一天，接到通知说，瑞典东方博物馆馆长高本汉先生要见我。他是国际知名的汉学家，五四时期曾经访问过中国。他的《中国音韵学研究》被赵师、罗常培、李方桂三位先生一起翻译成中文，在我国语音学领域很有影响。他得知我是赵师的助手，就和我们的使馆联系，要见我。这足可以看出赵师在国际学术领域的地位。

　　还有一件事是1981年6月，赵师从美国回来探亲。返美之前，胡乔木设宴为他饯行。席间他不断向赵师发问，内容涉及汉语声调分类、诗歌结构等。由于时间短，胡乔木意犹未尽，第二天派人送来一封信，提了一些问题，希望赵师能给他回复。很可惜，没过多久，两位先生都因病辞世了。

　　后来我在参加赵师全集的编订时发现了这封信。从字里行间可以看出胡先生很尊敬赵师。他说：“向您这样高龄的前辈提出这些问题，于心很觉不安。不过我终于不肯放过这个求教的机会。”

　　我追随赵师前后不到三年，1938年他就前往美国讲学了。直到1973年4月，他初次回国省亲，我们师生一别就是30多年。但碍于当时的形势，我们只能是礼节性地见面，没有深谈。1981年，他再度来华访问，但行色匆匆，应酬颇多，我们之间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对谈。次年4月，我有机会到美国访问，但时机已晚，3月他已离世。但赵师对我为学和做人的影响是永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