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毅衡：人必须给自己留一点清高的记忆

　　回国后，赵毅衡发现，中国比美国还“后现代”。世界在变，2010年，他放弃英国国籍，做回中国公民。他常说，人生就是一场自我叙事，我们按讲故事的方式生活

　　赵毅衡今年71岁，身形依然高大，两鬓有些白。他坐电梯时，不数“一二三四”，而是念：Un，deux，trois，quatre（法语），或者unus，duo，tres，quattuor（拉丁语），为的是让脑子保持活跃。

　　与其他学者不同，他喜欢看电子书，“字大，移动也方便。”

　　每周五，他给中文系研究生上课。

　　他开了两门课，叙述学和符号学，一学期一门。他的课总是人气爆棚，他笑着宣布：“上过的不要来了，我怕重复说笑话显傻相。”有人想在他的课上学到小说作法，他明确回答：不可能。如果有学生提出新的观点，他会兴奋不已，热切召唤：“Challenge！Challenge！”

　　有时下课到了饭点，他到校园里的小面馆吃面，找不到位子，碰巧遇到认识的学生，他们喊：“赵老师，这里坐！”他就乐呵呵地坐过去，和他们一起吃担担面。这些学生毕业后，偶尔还能收到他的邮件。

　　周末是例行的读书会，一般在赵毅衡家举行。他家在成都九眼桥畔，透过落地窗，从31楼望去，锦江春色和川大校园尽收眼底。赵毅衡给大家倒上咖啡，学生们围绕福柯或罗兰·巴特讨论起来。有人问，“赵老师，春熙路的‘熊猫爬楼’，从符号学的角度怎么看？”赵毅衡说，“对不起，我很少去春熙路。”学生一片哄笑。

　　归去来

　　1943年，赵毅衡出生在桂林。抗战后，随父母回到上海。他的小学、中学都是在上海念的。

　　“文革”前，赵毅衡考入南京大学英语系。恰逢运动年代，学校最怕学生看书。他们只在大一正经上过课，其余时间被扔到军垦农场劳动。大学毕业，他被发配到徐州郊区的小煤矿接受“再教育”，一待就是7年。

　　工友们看他戴个眼镜，斯斯文文的，默许他劳逸结合。他挖一会煤就躲到采空层里睡觉去了。

　　但有一件事躲不掉：毛选学习。上面要求用几个月清除白专思想。勒令他每天读毛选，三人轮班看他，每夜给4小时睡眠。每天20小时面对几卷红书，几乎背下来。但他背的却是英文——他在心中默默翻译毛选。

　　“革命群众”来检查，见他埋头于雄文，认为在敷衍，命令当众背诵。他把刚刚心译过的文字一字不差地背出来。他们惊呆了，只好批他“脑子越好越反动”。

　　“文革”末期，一起下放的同学逐渐被调回工厂当翻译，但没他的份。跑到人事局问，回答“总有个先后”。于是找来一本化工英语，日夜啃读，幻想有一天光荣回城。读了两年，还没消息，再去问，人家训斥，“你自己应当明白！”三十多年过去了，他仍没明白。但那些生僻术语至今还能脱口而出：“Cacodylate，卡可酸盐。”

　　决定考研究生时，领导拍着他的肩说：“不能自己去考，党叫干啥就干啥。”但他还是借来两本英语书，一本英国文学史，一本莎士比亚十四行诗，读得烂熟。“这就是早年唯一的专业学习。”

　　1978年，赵毅衡以第一名考入中国社科院，师从著名诗人卞之琳。1981年，获富布莱特研究奖赴美。在美国时，他写出《远游的诗神》，成为新时期比较文学研究的开拓之作。1983年又考到伯克利加州大学念比较文学博士。在伯克利4年，他忙着写论文、教课、拿学分。毕业，早早打好包，把上千册书运回国，“完全没有留在国外的想法”。

　　但人生并不由自己设计。最后一次去图书馆还书，遇到导师白之（Cyril Birch），他说，伦敦大学打来电话，要招聘教师，可以去试试。就当一次毕业旅行，何乐不为？没想到他这一去伦敦，就是20年。

　　2005年，赵毅衡从伦敦大学回到国内，任教于川大，“想回来带一个团队。”现在这个团队蔚然壮大，渐成学派，“算是回来最大的安慰。”他说。

　　回国后，赵毅衡发现，中国比美国还“后现代”。世界在变，2010年，他放弃英国国籍，做回中国公民。他常说，人生就是一场自我叙事，我们按讲故事的方式生活。

　　“我们只有半生可用”

　　赵毅衡的名片，头衔是：叙述学与符号学教授。他是国内最早研究符号学和叙述学的学者之一。

　　当年，卞之琳提出汉语诗歌节奏由“顿”构成。赵毅衡发表一篇论文，认为汉语是“短语节奏”。卞之琳看了，给他看孙大雨的信。孙大雨说“顿”是他首先在翻译《李尔王》时采用的。卞之琳笑道，“还没得到学生承认，说什么先后？”第一次面对“吾师”与“真理”，赵毅衡有点窘。不过，卞之琳发现他擅长理论，建议他研究英美新批评和形式主义文论。

　　赵毅衡写于80年代的博士论文笔记《当说者被说的时候》及随后的《苦恼的叙述者》，为国内叙述学研究带来新风。这两本书至今被同行引用。有人说赵毅衡可能没学会西方的术语，因为他写得很实在。赵毅衡听了大笑：“这是极高的褒奖。”

　　赵毅衡以前常为报刊写专栏，自认为是一件很享受的事；他还写小说、做翻译；8卷本《赵毅衡文集》于2013年出版。但他现在认为，搞这些都是走弯路。“兴趣太广不是好事，一辈子必须集中精力，我缺乏拒绝走弯路的毅力，怪不得别人。”

　　或许他们那代人，浪费的时间太多，比较有紧迫感。赵毅衡说：“我们只有半生可用，能入一行，穷毕生之力做出点成绩已算侥幸中的侥幸。”

　　他毕生的志愿，是完成符号学、叙述学、意义理论的整合。“符号学和叙述学是自成体系的，不是资料的堆积，它能让你思考，只是一般文科学生不喜欢思考。”

　　2011年，《符号学原理推演》出版，去年12月，《广义叙述学》也面世，他的“形式论三部曲”已完成两部。现在他最大的“奢望”是写一本“趣味符号学”，让圈外人也看得懂。

　　学院必须清高

　　《瞭望东方周刊》：你对学生有什么要求？

　　赵毅衡：我最见不得两种人，一种懒人，一种没主见的人。大部分文科研究人云亦云。不说他抄袭，至少是没动脑筋，互相誊来誊去。写的东西永远是“新闻如何报道真相”，“如何扩大舆论影响力”。这是个创造力问题。

　　《瞭望东方周刊》：是不是一个学术制度问题，比如要求学生发多少文章？

　　赵毅衡：发论文是应该的。思想是要不断锻炼的。但要求发三篇C刊，给不良编辑钻了空子。一有机会就要宰客，最受宰的就是博士生，要及时发就宰你一万块钱。

　　应当说，如果没有这些不良分子，这个制度是可行的。但现在变成了一个投机事业，博士把钱透支出来发C刊，然后拿C刊去换奖学金、学位证。全程代写论文花3万，甚至还有团购。人人沾一手腥，败坏学术，祸害青年的未来。

　　《瞭望东方周刊》：在国外有这个情况吗？

　　赵毅衡：文科没听说过。理工科，据说有些刊物有版面费，一两百美元。但是一万发一篇，明摆着是用学术来赚钱。学生毕业以后，做各行各业，就会逐渐俗起来，在社会上无法太清高。但是人必须给自己留一点清高的记忆，这个记忆在哪里？就是学院年代，青春年代。

　　有人说“学院的东西，到社会上谁看得起？”这是什么话嘛！学院的评价标准就是跟社会不一样，不然要学院来干嘛？

　　有几个人钻牛角尖有什么了不起《瞭望东方周刊》：现在一些学院也开始用社会的标准来衡量自己。

　　赵毅衡：中国教育的问题是急功近利。任何真正学术意义上的突破，都不是追求实际利益。有人问柏拉图辩论抽象问题有什么用？柏拉图给他旅费，“你回家吧”。学术就是追求兴趣，正因为“无用”才走在前头。

　　《瞭望东方周刊》：追求实用是不是跟我们的传统文化有关？

　　赵毅衡：绝对有关。经世致用。你是个读书人，不关心黎民百姓，不关心实用，就失去了读书人的责任。但读书人不能失去“无用”的好奇心。固然好奇心会使人钻牛角尖，有几个人钻牛角尖有什么了不起？不是说书呆子好，他自得其乐就行了嘛。现在弄得人人都是乡愿，看不起做“无用”工作的人，有好处吗？

　　《瞭望东方周刊》：最近几年，一种反智的“读书无用论”又出来了。

　　赵毅衡：读书绝对不会无用。高等教育是一种人生培养。大学毕业人人都找到对口工作是不可能的。假定中国还是一穷二白的，那么应该培养一些对口实用人才。如果越来越富的话，不提高国民学历是不对的。

　　我听到有人说，现在传媒系的学生毕业了还不知道怎么扛摄影机。怎么能这样说呢？给三个月的培训，他会不知道怎么扛吗？但读大学的时候就整天扛摄影机吗？那就放弃了大学的责任。

　　《瞭望东方周刊》：还有人提出不鼓励农民子女上大学。

　　赵毅衡：太过分了，违背起码的人追求幸福的权利。不鼓励贫寒子女上研究型大学，也是一个意思。知识跟财富一样，是逐代积累的，父母有知识，孩子就会一心向学。“蓝领就行”的说法对不起这个民族。

　　80年代成名就永远成名了

　　《瞭望东方周刊》：余华那批80年代成名的作家现在依然是当代文学的高峰吗？

　　赵毅衡：客观上是这样。90年代之后谁出名了嘛？80年代成名就永远成名了，以后写的没有决定性。80年代中国是一个充满好奇的乌托邦时代，各种思想，各种文化艺术的实验吸引着大家，的确是一个令人激动的时代。80年代的诗歌朗诵会比现在摇滚音乐会还疯狂。

　　现在诗人要朗诵，还动员人来。那时的余华、苏童、格非那批人，积极吸收世界文学的营养，跟得上世界的步伐。

　　《瞭望东方周刊》：那70、80后的作家就冒不出来了吗？

　　赵毅衡：不是冒不出来，是很难成名。成名是需要一个群体疯狂的环境。那个环境在80年代是有的，现在没有了嘛。名声是一个很奇怪的东西，是大众希望在个别人身上看到的自己。现在大众不想做作家诗人，作家诗人就不容易成名，演员、主持人、模特往往一夜成名。实际上我们是按照社会讲故事的方式过自己的生活。

　　《瞭望东方周刊》：马原说，五六十年前的诺奖还不错，评出了海明威、福克纳等大家，现在一钱不值。

　　赵毅衡：一钱不值？不好这么说。诺奖开始时确实有点引领世界文学的潮流。大概在30年前，就开始雪中送炭，不锦上添花。诺奖自己认为他们的责任是负责发掘新人，介绍容易被忽视的作家，所以给小国的越来越多，英语法语都给得少了。

　　诺奖给中国作家本身就是雪中送炭。其实在中国，莫言的读者不少，但在世界文学的角度，知道的还不算多。

　　诺奖还有个习惯是左右平衡。左翼往往比较先锋，艺术跟政治上的先锋是有关联的，但不会老给左翼。比如奈保尔就是右翼，他的《河湾》把非洲说得很不堪。诺奖还是尽量以艺术的标准来挑选，所以还是一个比较靠谱的奖项，尤其是以世界文学的眼光来看的话，他们的确是花了功夫关注市场没有注意到的作家。

　　没有乡愁是一个趋势

　　《瞭望东方周刊》：你在美国住了10年，欧洲住了20年，回国后发现，“美国比欧洲后现代，中国不如欧洲现代，却比美国更后现代。”这个看似矛盾的话怎么理解？

　　赵毅衡：一般说，历史的进化规律是前现代—现代—后现代。但是前现代与后现代都有“非现代”的因素，因此给人一种“直接对接”的幻像。美国比欧洲的“现代性根基”少，容易进入后现代，比如领先进入数码时代；中国不如欧洲现代，这好理解；在某些方面，中国比美国后现代，比如中国的上网人数、手机普及率，比如中国人对“五四”等一些现代“宏大叙述”概念的抛弃。

　　《瞭望东方周刊》：你在桂林出生，上海长大，美国读书，欧洲教书，现在定居成都，还有没有乡愁呢？

　　赵毅衡：没有。桂林只是胚胎记忆，我现在回到上海不认识了，无家乡可言。我到世界各地住过，发现城市都差不多，连百货公司卖的东西都一样。我怀念什么地方？加利福尼亚的风景？伦敦的文化气氛？但这些不是最主要的，我人生所需要的东西，就是给我思考的权利，因此只要在高校里就行。

　　《瞭望东方周刊》：周作人好像也说过类似的话，这是知识分子的宿命吗？

　　赵毅衡：这恐怕是一个趋势，是现代化的副产品。

　　中国有两个词让西方人百思不得其解，不知道如何翻译。一个是籍贯，一个是户口。户口这个词勉强还可以翻译，registered residence。但籍贯完全不能理解。Your father’s hometown，是什么意思？父亲的hometown如何能变成我的身份特征？如果父亲那一代就已经离开家乡，我的籍贯对我还有什么意思？

　　我父亲的家乡是浙江金华东阳，我听不懂那里的话，从来也没有机会去看一眼。所以我一直不好好填这个东西，以前经常填上海，后来就填桂林。出生地是客观的。

　　宗法社会，人以祖先之根为身份，随着中国现代化的深入，不久后大部分中国人会离开这个根：人在这个世界上到处移植。我可以预言：这个“籍贯”身份，绝对无法再维持到下一代，20年内必然取消。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 郑秋轶 /成都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