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改变

　　细心的读者会发现，本期杂志的栏目设置和版式风格发生了一些变化。这一微小的调整，既是对市场反馈的回应，也是我们一贯追求变化的编辑立场的体现。在这样一个急剧变化的时代里，通过这一小小的变化，向读者诸君传递一个信号，我们在变，我们有信心。

　　本期“封面专题”聚焦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一段时间以来，在房地产问题上，市场分歧加大，政策层面压力凸显。房地产市场何去何从？为本专题撰文的五位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此问题进行了回应。国研中心市场研究所副所长邓郁松的基本判断是，如果房地产信贷等政策不发生大的变化，下半年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将低于上半年，房地产市场销售情况仍不乐观，但房价大幅回落的可能性很小。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研究员杨红旭和刘卫卫通过对全国35个大中城市房地产市场的调研，得出了中国新房需求重心正在由东部核心城市向中西部核心城市转移的结论。

　　香港大学客座教授理查德·卡尔伦则展示了更大的视野，他在《土地收入与中国梦（上）》一文中认为，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中国或许是唯一一个准备有效地采用最强力的收入来源——土地收入来支撑以实现“中国梦”为导向的政府政策的国家。而将土地收入作为公共融资的关键来源这一做法已久为大多数发达国家所弃。与卡尔伦关注的主题类似，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党国英先生在其专栏中，试图索解关乎“国运”之“土地密码”。他认为，我们只需要把产权设置看做一个自然的技术性的问题即可。一定的产权当然对社会平等有影响，但人为地大规模否定在历史上长期存在的产权关系，常常不能增进平等，更导致效率的巨大损失。

　　我们将宏观经济、公共政策、法治和环境等栏目整合为一个新的栏目——“经济全局”。在该栏目中，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杜大伟撰文指出，若用名义GDP计算，中国会在十年内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此文是对前不久世行发布的一份报告的回应。该报告预测，按购买力平价（PPP）计算，中国在2014年可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中国社科院研究员何新华在对上述报告的回应中也称，中国自身还存在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如果不能妥善解决这些问题，仅从经济规模上成为世界第一并无意义。

　　北大人口学教授穆光宗和财税专家姚轩鸽分别阐述了他们对户改和税改的看法。穆光宗认为，户籍改革的方向应该是在市民和准市民之间均等化共享城镇地区改革发展所带来的“福利增量”，缩小两类市民的“福利差别”，促进全社会的“福利公平”。今年是分税制改革20周年，财税专家姚轩鸽专为本刊撰文，对分税制改革进行了反思。

　　从本期开始，我们推出了“经济学家”栏目。该栏目将报道经济学家们的最新思考，同时也将在经济学家的引导下，深入到经济思想史的深处，打捞历史，唤醒记忆，继往开来。

　　“商业”栏目也是新设立的，其内容包括公司报道、企业管理、商业模式和商业思想等。长城战略咨询研究所《社交化时代来袭》一稿认为，社交网络的产生改变了企业与消费者的供需关系、产品理念及行业界限等一系列工业化生产的传统法则，催化出一系列新的商业模式，逐步推动着企业组织的重塑和商品市场的变革。

　　中国的巨额外汇储备已经成为全球经济界人士都十分关注的问题。在“金融与资本”栏目中，本刊记者采访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芬恩·基德兰德、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余永定、经济学人集团高级经济学家罗伯特·鲍威尔等权威专家，他们给出的建议是，逐步实现藏汇于民，才是理想的外汇储备退出安排。

　　“科技与人文”是重新整合的一个栏目，旨在从大文化视角凸显科学和人文精神。两位外国专家的科普短文——《全球大巴扎》和《杰出的错误》，足以开阔我们的眼界。王千马的《“公学”之学》则提醒我们，不要忘记中国现代教育的先行者——张元济、蔡元培、马相伯、胡适等人，他们所办的公学，“都应当是光荣的，也是有梦想的。而且到了今日，它们依旧还可以光荣，依旧可以梦想”。

　　最后，我们必须推荐著名思想家约瑟夫·奈专为《中国经济报告》撰写的文章《一战百年再回首》。奈以最早提出“软实力”（SoftPower）概念而闻名国际，这位曾任职于美国国防部的哈佛大学教授，在文章中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教训为例，诚恳告诫人们：“战争绝不是不可避免的，相信战争不可避免倒有可能成为爆发战争的原因之一。”今年是一战爆发100周年，我们刊登此文，以志纪念。在这个全球权力正在重组的当下，回望100年前的历史，对未来怀以忧患，肯定不是多余的。

　　崔克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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