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几代知识分子的不同梦想（三）

　　到了1940年代，抗日战争胜利后，解除了民族危机之后，知识分子将会怎么样做梦？

　　1897年出生的章乃器在“90后”里是偏小的，他是一个银行职业经理人，也是救国会“七君子”之一。1946年3月，他做了一个这样的梦，题目叫《我想写一篇小说——二十年一梦》，发表在《平民》周刊第四期，他虚构了一个叫黄子孙的人，1945年元旦做了一场大梦：

　　他梦见孙先生没有死，在连任了两次大总统后，就拒绝做总统候选人。孙先生已八十高龄，但还很健康，整天和普通老百姓在一起，每天写日记，名为“社会报道”，发表在每一份报纸上。

　　他梦见国共没有分裂，共产党在友善的空气中成为独立组织。

　　他梦见，全国人民都以主人翁身份热心国事，不但政客、官僚不能包办政治，各政党也都在争取人民同情，因为民意的大公无私，各政党间的政见也大同小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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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梦见，由于市场的开发无可限量，国民生活比二十年前提高了十倍，还有大大提高的可能。

　　他梦见蒋介石五年前就觉得军事已不重要，辞去军职，到各国考察政治、经济，在美国逗留了一年多，非常欣赏美国人民自由、平等、公开、坦白的作风。他环游世界回来，继林森之后被选为第四任总统，他把大部分时间都用在接触民众方面，作为决策的根据。

　　他梦见，许多已被杀害的人们都活着，而且担任很重要的工作。杀人的刽子手都在国营大屠宰场里工作。大大小小善于伺候上司的官僚们，有些变成了善于伺候人民的公仆，有些改行到医院做看护去了。拿着剪刀检查文字的人们被分配在服装厂做裁剪师。检查信件的人被分配在大机关、大银行、大公司做助理秘书，负责每天给主管拆信。……

　　我们都知道，在那20年里，他所梦见的一切都未曾发生。

　　1901年出生的王芸生曾经是中国最重要的民间报纸《大公报》的主笔，以政论文章著称于世，继张季鸾之后成为《大公报》总编辑。他在几个月后，也就是1946年11月4日在上海《大公报》做了“一个现实的梦”，我们看看他梦见了什么——

　　全国无枪炮声，人们都过上和平的日子，安居乐业；政府改组，毛泽东、周恩来与蒋介石、孙科、宋子文，还有张君劢、曾琦、莫德惠等各党派及无党派人士环坐讨论国事。行政院改组，各党派都有人为部长，是一个举国一致的内阁；国、共两党的军队根据整军方案进行了整编，向“军队国家化”的理想跨出了一大步，敌对情绪差不多已完全消失；在各方参加的国民大会上，产生了一部比较合于理想和现实的民主宪法；改组后的国民政府在整军的同时，正在筹备普选，计划在第二年五五或双十节前民选总统、议会，实施宪政；中国境内已没有外国军队；一年来的中国外交独立自主，举世尊重，世界人士都认为中国是真正的五强之一；战后一年，物价稳定，因为各地粮食丰收，粮价下跌，人民贫困大减，建设多在着手，各地工商业多欣欣向荣，前景光明。

　　他以《做一个现实的梦》为题，当时的现实却是内战一触即发，中国正处于国共大决战的前夜。在他的梦中：

　　一篇大触当道之忌的社评一发表，即为万民争阅，有人建议封了这张报纸，不料当道者却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国家事就是众人的事，人人得而议论，我怎么可以堵众人的嘴不让讲话呢？……报纸的言论，错误的不去理它，有理的我就采行，不更有益于国吗？……报馆是封不得的。”这段故事传为美谈。

　　政府对报馆毫无特别限制，办报如同开小店铺一样，不须特许，不须登记证，或开或关，自生自灭。

　　记者节那天，男女老幼自发地会集在能容纳十万人的广场，为新闻记者加冕，他们用报纸折叠成王冠摸样，给所有记者戴上，上面写着“真”、“正”二字，一方面称他们是真正的记者，一方面说他们代表着真理和正义。加冕完毕，万众欢呼。

　　这不是什么现实的梦，而是一个从未实现的梦。

　　1948年9月1日，他又做了一个梦，这个梦可以称为民国知识分子的最后一梦，一个梦的绝响。

　　这一天，王芸生在《大公报》发表了《九一之梦》。这一天是中国的记者节，这位以办报安身立命的报人——

　　他梦中的中国是一个教育发达的社会，人人读书识字，很少有文盲。报纸成为人们不可或缺的第二食物，每天都离不开报纸，人们不仅在报纸上获得各种信息、意见，而且在报纸上发表自己的意见。

　　林林总总、五颜六色的报纸，既有属于政府党，也有属于在野各党派的，有代表大企业家利益的，也有代表中产阶级或勤劳大众的利益。各种报纸七嘴八舌，各说各的话，只要言之成理，百无禁忌。除非触犯刑法上的诽谤罪，要被告上法庭，“绝不会有封报馆、打报馆、抓记者、甚至杀记者的事”。记者们可以完全不必“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

　　广大人群虽然没读过孙中山先生的大书，但他们都懂得三民主义，都能正确地了解林肯“民有、民治、民享”的简单名言。什么样的花言巧语，只要不把人民当人看待，不管报纸印得多么漂亮，卖得多么便宜，也没有人看。

　　这个“九一之梦”同样也是黄粱一梦。1948年9月，离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崩溃已越来越近。长袖善舞、善于经营的《大公报》总经理胡政之有点像鲁迅，目光冷峻，他说：“中国的事情复杂难办，人们老于世故，难得真诚爽利，像马歇尔这样有声望的人物把纳粹打败了，可是在中国却栽跟头。”

　　中国有个政治学家萧公权在哥伦比亚大学留学时，有一次问了杜威一个问题：“您认为中国积贫积弱的原因是什么？”杜威想了想，回答说：“中国文化过度了。”胡政之说的“人们老于世故”，在“中国文化过度了”这句话中可以找到答案，世故、早熟，把人际关系看作第一等重要，所谓“人情练达即文章，世事洞明皆学问”。

　　胡政之的确是很了解那时的中国的，他不像王芸生的书生意气，什么“九一之梦”、“做一个现实的梦”，都是白日梦、南柯梦。

　　胡适之微笑着。这是他招牌的笑法，跟鲁迅的横眉冷对构成了最鲜明的一个反差。鲁迅一生走不出老绍兴的阴影，走不出闰土、阿Q，走不出那个土谷祠。他一生活在痛苦之中，阿Q某种意义上也就是他自己。阿Q有一条辫子，假洋鬼子也有一条假辫子，都是有辫子的。我们都有辫子，人人都有辫子，别以为只有别人有辫子，看不见自己的辫子。

　　相对而言，胡适就要阳光得多，也开放得多、包容得多。在他脸上看得见真正发自生命内心的愉悦的那种笑容，他希望用这样的一个姿态去面对苦难的中国，一个古老的中国。他的主张从不过激，他始终坚持得寸进寸，坚持健全的个人主义，他看重个人的自由，从每个人出发，一步一步往前走。

　　他离开北大前不久，1948年9月4日曾在北平电台做了一个题为“自由主义”的演讲，阐述他的自由主义梦想。他说，“在近代民主国里，容忍反对党，保障少数人的权利，久已成了当然的政治作风，这是近代自由主义里最可爱慕而又最基本的一个方面。现代的自由主义，还含有‘和平改革’的意思，……第一就是和平的转移政权，第二就是用立法的方法，一步一步地做具体改革，一点一滴地求进步。”

　　仍然是一点一滴地求进步，也就是他在1919年提出的“得寸进寸”。贯穿他一生的就是得寸进寸，不急不躁，他没有改变过，所以他一直在笑，一直笑得很舒展。他的学生，1896年出生的傅斯年听说蒋介石政府要他入阁做官，极为着急，发电报劝阻他：“与其入阁，不如结党；与其结党，不如办报。”傅斯年认为知识分子的责任在言论思想方面，不是直接去从政，卷入权力的漩涡当中，而是把社会存在的问题说清楚，始终关心我们从哪里来往何处去，也就是为社会提供精神价值的，提供道路走向的。决定未来命运方向的也许不是政治家们，而是那些作家、思想家们。没有他们，那个中国就是苍白的中国。

　　从长远的历史时空来看，鲁迅永远活着，胡适永远活着。权力是一时一地的，短暂的，而思想、精神是永恒的，可以穿越时空。很多人生前并没有能实现他的梦想，但是他们曾经享受追求那个梦想的过程，那就够了，每个人的人生都很短暂，需要做的就是赋予那短暂的人生以更长远的意义。爱因斯坦已说得很清楚，真正可贵的是有创造性的、有感情的个人，当然是有梦想的个人。

　　傅国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