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中国城市竞争力评价

　　在中国城市化快速推进阶段，许多处于“城市病”阵痛期的国内城市已经清醒地意识到，城市发展和竞争力提升将更加依赖于生活质量和城市活力，而后者则取决于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节能环保技术、生态环境质量、可负担的住房，以及城市或整个大城市群管理效率和决策协调能力提高等多因素的综合作用。

　　城市竞争力现状与格局

　　根据城市综合经济竞争力指数、宜居城市与宜商城市竞争力指数以及可持续竞争力指数，可以分析包括港澳台在内294个城市的综合经济竞争力的现状与格局，以及港澳及内地289个城市宜居城市和宜商城市竞争力、可持续竞争力的现实状况及其与理想城市的差距。

　　1.综合经济竞争力指数。2013年综合经济竞争力指数排名前十的城市依次是：香港、深圳、上海、台北、广州、北京、苏州、天津、佛山、澳门。其中，港澳台地区占3席，东南沿海的内地城市占5席，环渤海地区占2席，而广大中西部地区没有一个城市进入综合经济竞争力十强，总体上与2012年的格局相差不大；中部地区排名最靠前的城市武汉列第13位，而西北地区排名最靠前的西安仅列第34位。可见，区位优势对城市综合经济竞争力的影响十分明显。从城市的行政等级来看，特别行政区、直辖市、副省级城市和计划单列市、省会城市的综合经济竞争力要明显高于其他地级城市。

　　从各大区域综合经济竞争力指数来看，港澳台城市、东南沿海城市、环渤海城市的综合经济竞争力指数均值要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各大区域排名依次是港澳台地区、东南地区、环渤海地区、东北地区、中部地区、西南地区和西北地区。从区域城市内部的综合经济竞争力差距来看，港澳台城市的变异系数最高，中部城市的变异系数最小。环渤海地区和东南地区的综合增量竞争力位列七大区域前两位，而在综合效率竞争力方面，港澳台地区高居各大区域首位。

　　2.宜居城市与宜商城市竞争力指数。位列宜居城市十强的城市分别是：珠海、香港、海口、三亚、厦门、深圳、舟山、无锡、杭州和上海。总体来看，东部沿海城市特别是海滨城市的宜居城市竞争力指数较高，国家五大中心城市中仅有上海位居宜居城市竞争力十强；与2012年相比，2013年中国城市整体的宜居竞争力指数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升。

　　宜商城市竞争力得分的前十名分别是香港、上海、北京、深圳、广州、武汉、成都、天津、南京和重庆，去年位列前十名的佛山、苏州、青岛和杭州等今年未进入十佳榜单。

　　从宜居城市竞争力的区域分布状况来看，七大区域的排名情况分别为港澳台地区、东南地区、环渤海地区、中部地区、西南地区、东北地区和西北地区；从宜商城市竞争力的区域分布状况来看，七大区域的排名状况分别为港澳台地区、环渤海地区、东南地区、中部地区、东北地区和西北地区和西南地区。

　　从2013年宜居城市与宜商城市竞争力的相关关系来看，宜居城市建设包括人口素质的提升、市政设施和居住环境的改善，可以显著提高宜商城市竞争力。

　　3.可持续竞争力指数。2013年可持续竞争力指数排名前十的城市依次是：香港、上海、深圳、北京、澳门、广州、杭州、厦门、青岛、南京。与综合经济竞争力的表现一样，仍是港澳台地区、东南地区和环渤海地区三分天下。其中，港澳台地区占2席，东南地区占6席，环渤海地区占2席。东北地区排名最靠前的城市大连列第14位，中部地区排名最靠前的城市武汉列第17位，西南地区排名最靠前的城市成都列第18位，西北地区排名最靠前的城市西安列第27位。

　　从各大区域的可持续竞争力指数来看，港澳台城市、东南沿海城市、环渤海城市的综合经济竞争力指数均值要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各大区域排名依次是港澳台地区、东南地区、环渤海地区、东北地区、中部地区、西北地区和西南地区。

　　2013年中国城市的可持续竞争力与综合经济竞争力呈现出典型的倒U型关系，因此提升中国城市竞争力的关键不在于现实综合经济竞争力的大小，而在于如何促进可持续竞争力的提高，增强中国城市的发展后劲。

　　4.“两横三纵”格局。两横三纵是《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确定的国家城镇化战略格局，是中国当前和未来城镇化的主要区域。为了更好地从全局考察“两横三纵”的城镇化格局，本文将289个城市划分为两横（即陆桥通道和长江通道）、三纵（即沿海通道、京广京哈通道、包昆通道）五个轴线带，并综合比较轴线内外城市竞争力的差异状况。其中，沿海通道轴线城市综合经济竞争力最强，其次分别为京广京哈通道、长江通道、包昆通道和陆桥通道；在可持续竞争力方面排名分别为沿海通道、京广京哈通道、长江通道、包昆通道和陆桥通道；宜居城市和宜商城市竞争力格局也大致如此，大致呈现出自南向北、自东向西的递减规律。

　　通过对2013年中国城市竞争力及各分项指标的分析可见，中国城市竞争力状况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大致呈现出由东南向西北递减的态势。这种差距不仅体现在区域之间，在区域内部也十分明显。以294个城市的综合经济竞争力为例，在0.103的均值情况下，变异系数竟高达1.113。其次，若将各分项竞争力水平的最高值1视为理想城市的标准，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中国城市与理想城市的状态相距甚远，各分项竞争力指数中均值多数在0.4以下，可见中国城市竞争力的整体提升仍任重而道远。

　　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与挑战

　　中国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正处于改革转型的阵痛期，暴露出了诸多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

　　1.宜居城市建设：雾霾和高房价成为突出难题。雾霾问题当前已经成为一些城市的标志性难题，而且程度正在加重、范围正在扩大。2013年雾霾已经波及25省份、100多个大中型城市，全年全国平均雾霾天数达29.9天，创52年来之最。“十面霾伏”何时破解成为城市宜居面临的重要挑战。

　　同年，中国百城房价持续整年上涨，北京、上海和深圳新建住宅均价已超过3万人民币，居不易问题更加突出。30%的城市房价收入比超过国际公认的警戒标准，超过城镇总人口30%上的居民居住在非正规住房里。从目前看来，高房价成为城市宜居的突出制约因素，“贵城”住不起、“鬼城”无人住的问题已经成为城市宜居建设的一道难题。许多宜居程度不高的城市，已经出现了高素质和高收入居民“用脚投票”的现象，从长期来看将不利于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和竞争力水平的提高。

　　此外，一些城市也面临着空间无序开发、人口过度集聚，重经济发展、轻环境保护，重城市建设、轻管理服务，城市管理运行效率不高，公共服务供给能力不足等问题，如何能更有效地提出应对措施成为当前宜居城市建设面临的重要难题。

　　2.宜商城市建设：营商环境建设刻不容缓。2013年，中国城市的宜商竞争力指数均值较2012年有小幅下滑，并且城市间的差距有所扩大。这一特征与经济发展的区域差距一样容易“固化”，宜商竞争力的这一表现更加不利于落后地区实现追赶，进一步发展受到很大限制，从而进一步扩大空间不平衡状态。

　　为了实现招商引资的目标，各地仍在围绕以包括审批、土地、税收、用水用电、财政补贴支持等各方面的优惠政策做工作，尽管招商承诺会带来“要素成本”的降低，但经常出现承诺难以兑现、企业落户后不断增加负担等现象，让不少城市政府信用受到影响。不少城市在引资时仍缺乏目标性和长远考虑，缺乏对企业发展的恰当引导。特别是在中小微企业融资问题上，无论是大城市还是中小城市，通常将精力和优惠政策倾向于大企业集团、知名品牌，而对中小微企业的关注不够，社会服务体系不完善。在更为根本的商业环境营造上力度有所欠缺，忽略了发展创业至上的环境氛围。

　　3.知识城市建设：从要素驱动到创新驱动。中国城市在营造创新环境方面的步伐缓慢，以科技进步为动力、以自主创新为主导、以创新文化为基础的城市形态并未建立。当前较为突出的问题是：知识城市区域发展不均衡、建设创新驱动的知识城市缺乏着重点，高等教育缺乏，专业人才供求不均衡，知识产权保护不足、知识的产业转化率低，竞争力强的城市辐射功能发挥相对不足等。

　　2013年中国知识城市竞争力指数均值为0.312，与其他分项竞争力指数相比较低，而变异系数高达0.578，高居各分项竞争力第二位。可见中国知识城市建设总体水平较低，并且内部差异很大。中小城市由于投入绝对值少、人才匮乏、以前的科技投入欠账较多等原因，专利申请和论文发表数量极低，严重影响知识城市的全面转型。而在沿海发达地区，许多城市政府仍希望以更强大的产业政策、数量化的转型指标强力推动转型，加大投资，保持增长，这实际上已经不符合发展阶段的内在规律。因此，从国家层面必须改变这种传统发展理念，加快创新驱动的知识城市建设，以效率持续改进来推动可持续竞争力提升。

　　4.和谐城市建设：问题倒逼改革。随着户籍人口与外来人口公共服务差距造成的城市内部二元结构矛盾日益凸显，主要依靠非均等化基本公共服务压低成本推动城镇化的快速发展模式已不可持续，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的矛盾比较突出，约束市场弊端的社会保护机制没有建立起来，导致中国社会整体和谐程度仍有进一步提升空间。反映在和谐城市竞争力指数上，与国外发达国家或者中国香港、澳门地区相比，中国内地的和谐城市竞争力总体偏低，具有非常明显的转型国家特征。同时又由于不同城市处于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在和谐城市建设中面临的困难和任务差别极大。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一些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还会进一步呈现出来，城市和谐竞争力水平总体上还不会得到很大提升，但不否认一些发达地区的大中城市和中小城市，在发展水平进入到一定阶段后会通过主动改革，大大提升本市的和谐竞争力水平。

　　5.生态城市建设：如何走出EKC（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困局？在政府重拳治理的前提下，城市环境污染引发的重大事件仍呈爆发式增长，雾霾、水污染、植被破坏等问题也都呈现常态化趋势。这种生态环境问题已经严重影响了城镇化的质量，越来越多的城市居民对当前的城市环境状况不满，这催生出很多“环境移民”。

　　很多地区在经济发展中，将高污染、高排放的生产企业和污染源放在本地区的边缘地带或江河、湖泊、海洋中，这种以邻为壑的做法很容易导致“公地悲剧”的发生，加速城市和区域之间的污染转移。

　　6.文化城市建设：历史积淀和特色逐步消亡。在快速城市化的过程中，一些城市景观结构与所处区域的自然地理特征不协调，部分城市贪大求洋、照搬照抄，脱离实际建设国际大都市，“建设性”破坏不断蔓延。一些农村地区大拆大建，照搬城市小区模式建设新农村，简单用城市元素与风格取代传统民居和田园风光，导致乡土特色和民俗文化流失，导致“千城一面”、“城乡一体”，城市特色和历史文化底蕴逐步消亡。同时，对外来文化的理解和运用又不得要旨，不加思考地效仿国外使得主导文化出现断裂，甚至不加选择地抹去自身原有文化，这造成部分城市在文化建设方面底气不足，无从下手。

　　在城市规划过程中主观性和随意性较强，缺乏对城市建设规律的遵循以及对城市在精神、人文、个性方面的深层思考和理解。许多城市按照功能性分区的规划理念，教条式地将城市分成商业区、居住区、行政区、娱乐区等，使本来饱含历史余韵、丰富多彩的城市被人为地结构化、简单化，把城市生活变得机械且单调。

　　7.全域城市建设：城乡二元结构亟待破解。当前全域城市建设面临的主要问题包括：城乡收入差距较大、公共服务供给城乡失衡、城乡基础设施差异较大、城市化落后于工业化的发展、空间布局无序。

　　从城乡收入差距来看，城乡收入比一直超出合理的范围。从公共服务供给来看，农村在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失业保险以及社会救助等方面全面落后于城市。从城乡基础设施来看，农村基础设施供给无论在数量、质量、品种和属性等方面都落后于城市。从城市化与工业化的适应性来看，城市化发展滞后于工业化的发展，人口城乡结构落后于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人口城市化滞后于非农产业的发展。从城市间的横向对比来看，虽然部分东南沿海城市、主要大中城市的全域城市化建设已经取得一定成绩，但由于城乡统一发展的资金约束、工农业生产率差异、城乡二元体制的制度惯性、缺乏城乡一体的合理规划以及城市倾向的经济政策，包括现行城乡分割的户籍管理、土地管理、社会保障制度，以及财税金融、行政管理等制度，固化着已经形成的城乡利益失衡格局，制约着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阻碍着城乡发展一体化。

　　8.信息城市建设：重在长效机制。中国信息城市建设总体上还处于起步阶段，城市和区域之间的相对差异较大，大致呈现出东高西低、南高北低的态势。从物质交流和信息交流看，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并未与城市的发展保持同步。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创新应用在很多城市才刚刚起步，信息基础设施的建设远远不能满足城市居民的生活需求。

　　从城市与区域之间的横向对比来看，在交通设施、邮政等行业的投入上，中、西部不发达地区的投入相对偏小。据工信部工业行业两化融合（工业化和信息化融合）评估报告，中国24.5%的评估企业两化融合还处于起步阶段，43%处于局部覆盖阶段，不同行业的融合水平差异较大，跨部门、跨行业、跨地区的政务信息共享和业务协同还有待加强。因此，推广智慧化信息应用和新型信息服务，促进城市规划管理信息化、基础设施智能化、公共服务便捷化、社会治理精细化的长效机制建设仍任重而道远。

　　倪鹏飞 李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