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救助协议未触及问题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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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布时间:2010-04-26 09:45
文|《小康·财智》记者 刘彦华
从希腊到爱尔兰,从西班牙再到葡萄牙,欧元区国家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水平急剧飙升,一场波及整个欧元区国家的主权债务危机已显蔓延扩张之势。
经过艰难的磋商,在3月25日至26日举行的欧盟领导人峰会终于就救助希腊问题达成共识。但是这项协议条件苛刻,能否将希腊、将欧洲从债务危机的泥潭中拯救出来呢?带着这个问题,《小康·财智》记者专访了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刘元春教授。
妥协的产物
因内部分歧严重,直到欧盟领导人峰会开幕之际,外界仍在猜测这次峰会就救助希腊问题达成共识的可能性。令人欣慰的是,欧元区成员国领导人最终还是通过了联手IMF共同救助希腊的协议。
对该项救助协议,相关方均表示比较满意,就连一直坚持认为引入IMF援助将会“非常非常糟糕”的欧洲央行行长特里谢也在不到一天的时间里迅速改变了论调,称欧盟与IMF联手救助希腊是个“可行的解决方案”。
“欧盟本身缺乏一种有效的协调机制,这个援助方案是各方博弈妥协的产物。”刘元春分析称,欧盟刚开始不愿救助,是因为救助会使得欧盟《稳定与增长公约》失效,并且使欧盟成员国之间形成一种软约束,但是希腊债务问题越来越严重,不救不行。在刘元春看来,德国和IMF的表态更具深意。德国在欧洲央行中的份额最大,救助希腊将承担更多义务,德国担心一旦成立了这样一个救助机制,未来可能麻烦不断,不只穷国要借,以后富国也可能要借,所以主张IMF介入,希望在欧盟内部自我救助上设置一些硬约束,防止问题的蔓延。
IMF也非常乐意介入,刘元春指出,IMF通过介入希腊债务问题可以达到三个目的:一是发挥调节各国短期支付危机这一核心职能;二是希望在现有国际货币体系里发出自己的声音,在这次金融危机中,大家都对IMF感到失望,认为其无所作为,基本上可以解散了,IMF自己也进行了很多改革,也希望通过救助希腊,提升自己的形象和影响力;第三个是IMF份额里美国的份额最大,它在某种程度上也代表了美国的利益。
“这样,IMF非常乐意介入,希腊希望尽早得到援助,德国希望形成这种较好的欧洲债务约束机制和外部刚性偿债机制,同时其他欧洲国家可能没有能力主导这样一个救助活动,所以导致了这个各方博弈妥协的EU-IMF救助希腊方案的出台。”刘元春说。
自救还是求援?
对于这一救助方案,希腊总理帕潘德里欧称赞其为一项“非常令人满意的决定”,但是仍坚称希腊“将不会在任何情况下需要欧盟和IMF的帮助”,希腊有能力自己解决问题。
迫于欧盟压力,希腊政府在3月初主动出台了一系列紧缩财政的措施,虽然得到了市场的积极回应,使其随后发行的50亿欧元国债获得超额认购,但是该计划却遭到国内民众的强烈反对。有报告显示,几乎四分之三的希腊人认为,事态的发展比较“糟糕”或者“非常糟糕”,削减赤字计划是“社会不公”,目的在于降低人们的收入。
“希腊政府坚持自救只是一种政治表态,同时寄希望于市场稳定后发行几笔长期国债,度过这个难点。”在刘元春看来,虽然客观上希腊政府债务偿还的途径有很多种,但是从成本角度考虑最好还是寻求一些外援。第一种途径是进一步发行赤字,在西方国家来讲,也就是必须要在国债市场进行发行,而这个发行就有个成本收益的问题和可发行度的问题,目前来看,由于希腊的主权评级被下调,导致它发债利率偏高,政府压力更大,同时危机进一步蔓延,使得它发不了债;第二种途径就是变卖国有资产,但是欧洲这些国家经过20世纪70、80年代私有化运动,它们的国有资产很少,这个途径也有问题;第三个就是通过银行债务融资,但是这对它经济体的影响将进一步加剧,希腊没有发行货币的权力,只能是发行国债让银行持有,把债务危机的风险转嫁给银行体系,这对国民经济的冲击更大;第四个途径,就是让国民自己捐钱,自我消化赤字,但是在欧洲这种很自由的社会,某种意义上讲也是很自私的社会,民众不会愿意。
救助方案效果有限
根据这一协议,一旦希腊陷入严重困境,可获欧盟和IMF协同安排的最高可达220亿欧元的双边贷款,其中三分之二的救助资金由欧盟提供,IMF负责剩余三分之一。据了解,2009年年底,希腊债务总计2800亿欧元,今年希腊政府需要筹集约540亿欧元资金才能满足自身融资需求,其中部分资金需求用于偿还4月和5月到期的200多亿欧元债务。有专家称,该项救助协议条件苛刻,并且与希腊庞大的债务相比,只是杯水车薪。
然而,刘元春对此持有不同看法。“布鲁塞尔会议上能有这样一个救助承诺,这对于希腊和整个欧元区来说都很重要,这就相当于一种信用担保。”刘元春如此评价,“没必要帮希腊全部偿还债务,只要维持希腊的主权信誉,使它能够不断地进行债务融资,债务滚动起来就可以了。”受该协议刺激,希腊股市当日上涨了4.12%。
“但是,要想从根本上解决希腊和欧洲的债务问题,从目前看,这个方案肯定不行。”刘元春表示。
三大问题制约经济复苏
“我们看到的成员国政府约束较弱、高社会福利体系不堪重负等因素只是产生欧洲这次主权债务危机的次要原因,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在一体化的进程中,欧盟两极分化加剧,但是在实行单一货币后,缺乏相应的统一财政税收体系和财政支付体系,尤其是财政转移支付体系,导致欧盟无力平衡这种两极分化。这次危机产生的根源就是欧元区本身经济基础和这种单一货币制度之间的冲突。”
欧盟如何才能真正走出危机的泥潭呢?在刘元春看来,这里有三个制度性的因素需要重点关注。
第一,欧洲经济已经失去了弹性。在危机的时候,在需求大幅削减的时候,高社会福利体系以及劳工组织的盛行,使得它的生产体系、政府体系没有弹性,应对危机的能力很差。
第二,欧盟的金融体系以混业经营体系为主体,银行持有企业股份,各种金融机构也相互持股,因此企业和金融之间的这种治理结构非常复杂。它们之间的这种债权债务关系在资产缩水过程中会变得非常不透明,欧盟危机暴露得不像美国那么明显,但是它的危机化解过程也比较缓慢,这种金融与企业治理结构的复杂性阻碍了企业财务调整和企业振兴的过程。
第三,由于共同货币区的这种统一的货币政策在处理各区域之间差异的时候没有区别性,同时它的财政本身也没有一些相对的协调行动,没有一个统一的刺激计划,导致在应对这种既是金融层面又是实体层面的冲击时,它的应对能力要比其他区域的应对能力差很多。
“即便是欧元区度过了这样一次主权危机,但是在未来再出现这种外部危机冲击或内部的危机爆发,可能还是这些问题的显化。如果它不在制度上做出改进的话,就有可能像许多专家预测的那样,欧元迟早要崩溃。”刘元春对欧盟的未来深感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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