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炎培与中国民族工商业
- 来源:小康
- 关键字:黄炎培,中国,民族,工商业
- 发布时间:2010-04-26 10:23
黄炎培与张謇办教育的不同之处在于，黄争取实业界的赞助和支持，实现了教育界与实业界的结合、互动
文|黄鲁淳
黄炎培在中国提倡职业教育思想、兴办职业教育机构的全过程中，对于如何才能良性地发展职业教育事业，曾经做出过深刻缜密的思考。
从教育救国的理念出发，具体落实到兴办职业教育事业时：职教工作必须与实业开发相结合。从小处讲：职教学校办校工厂，办校既有实习场所，又有现金收入，最终用于办校。从大处讲：在一地办职业教育前，要与当地经营的实业单位联系，共同研究如何互相支撑。学校的经费可否获得实业单位支持，实业的技术管理问题可否获得学校的人员、技术、设备的援助。特别是如果职教学校的学生，毕业后能有计划地向实业单位输送就业，那么就真正做到职业教育与工商实业一体化考虑了，教育就会与实际更加密切地结合了。
与张謇的不同之处在于，黄争取实业界的赞助和支持，实现了教育界与实业界的结合、互动。这一点只有黄炎培所提倡的职业教育才能做得到。因为旧中国传统的教育是脱离社会、脱离生产、脱离科技的空洞理论和教条，它所培养的学生，无法满足新兴实业界对大量技术人员和管理人才的实际的迫切要求。
“黄炎培在从事教育改革的时候，和实业界建立了密切的联系。早期他得到了杨斯盛的支持，后期他得到了钱之新的支持，他和上海著名的实业家穆藕初兄弟、荣氏兄弟等，都有密切联系。他自己还主持创办了上川铁路。因此他熟悉工业组织的方式和发展方向。”
卢作孚的立志、事业与黄炎培
卢作孚，1894年出生，重庆合川人，小学毕业。先后做过教师、报纸记者、主编、教育科长、成都通俗教育馆长。1925年筹办民生公司，次年开航，从一条船起步，不到十年成长为中国最大的民营轮船公司。抗日战争中，他在宜昌大撤退中的表现已名垂史册。他主持北碚建设，创办包括中国西部科学院等一系列事业。
1914年底开始，卢作孚在上海整整读了一年的书。这一段卢作孚的阅读，重点在实验教育、哲学和社会科学方面。联系黑暗的社会和落后的现实，卢作孚在阅读中萌生“教育救国”的念头。他意识到，辛亥革命之不彻底，就在于民众尚未觉悟；而要使民众觉醒，就要广开教育之路。卢作孚人生的关键时刻，结识了职业教育家黄炎培。
黄炎培虽然比卢作孚年长15岁，但与卢作孚一见如故，对卢作孚的自强精神深为敬佩，称许他是“自学成功的人”。此后，两人结为莫逆之交，直至终身。黄炎培对于职业教育的热心，无疑对卢作孚产生了深刻影响。黄炎培出于对卢作孚德才的赏识，同时也想帮助他摆脱困境，便力荐卢作孚到商务印书馆去做一名编辑，但被卢作孚婉拒，他急于实现适才形成的“教育救国”信念。
经过一段艰苦的实践“教育救国”信念后，卢作孚感到依附于他人办教育，终为无本之木；而自己动手来办实业，则可以有一个坚实的立足基础。以实业为依托，开展人才培训，才有可能辟出一片新天地，去从容地按自己的意图和计划去兴办教育。为了取得这方面的好经验，他决定再次去上海，重点考察实业。
1922年岁末，卢作孚再次到上海和江苏考察实业及职业教育。在上海，他见到了阔别数年的黄炎培，将自己在川南进行“新教育”试验的经过详细告之，向他讲述了自己思考的结果和此行的打算。黄炎培对卢作孚不懈追求的精神至为叹服，对他在上海的考察活动倾全力相助。黄炎培还特意集了《论语》和《孟子》里的名句，写成一联赠与卢作孚，以示勉励：“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君子创业垂统，为可继也。”
黄炎培热心地派专人全程陪同卢作孚，参观了他所创办的中华职业教育社和中华职业学校，这是卢作孚探索之路上的一个关键点。黄炎培先生自1916年起，形成了一整套“职教救国”的理念，于1917年在上海创立了中华职业教育社，以实业养教育，将发展实业与开启民智相结合，作为救国救民之道。中华职业教育社的成功范例，更坚定了卢作孚以实业为教育事业依托的决心。卢作孚还参观了商务印书馆及其下属印刷厂。旅沪期间，他还在上海总商会的介绍下，参观了南市电力厂、锯木厂、造船厂和纺织厂等企业。
卢作孚是一个肯动脑筋的人，善于吸纳他人长处，善于举一反三。这次上海之行，他对如何开展“实业救国”有了实际感受，收获甚丰。卢作孚的“实业救国”思路，绝非权宜之计，而是经过深思熟虑。在他的蓝图中，是要做成一个以能源、制造业为主的集团公司，而后以集团为依托，开展旨在改造社会、更新道德的文化教育事业。
从以上记载黄卢二人共同探讨“教育救国”及“实业救国”动人的史实细节，让我们看到中华民族的脊梁和先驱们，曾经怎样地刻苦奋斗和共同探讨，为祖国的未来和后代的子孙们，日以继夜地工作着啊！他们的共识显然是：实业家要全力支撑教育家实现他们的计划；教育家要在教育计划中，细致全面地考虑人才培养的实业针对性。二者要经常地交换看法，不时地也会客串一把，交换角色而大致深入共同的目的。在那个时代，我们的前辈就是这样地刻苦钻研者、前进着，他们即使有时失败，同样是那么让人敬佩、感动。难道我们不该以此为榜样起而学习吗？
荣氏家族与黄炎培
在中国民族工商业发展的那个黄金时代，除了黄穆乡党协同、发展教育滋养实业蓬勃的典例，尚有号称“衣食上拥有半个中国”的面粉纺织大王荣家弟兄：荣德生、荣宗敬。他们深知人才是事业的基础。
黄炎培先生曾于《中国教育史要》一书中总结到：近代中国，从第一代创办近代实业的洋务派“曾、胡、左、李”始，凡事要想或实际已经在创办实业者，都必然要同时或实际去创办学校。如早期的同文馆、广东言馆、水师学堂、路矿学堂、电报学堂等等。以后，又有南洋公学、京师大学堂、桑蚕学堂、时务学堂；再往后又有南通师范学校乃至普遍开办的各种大、中、小学校。
这些几乎都是当时的实业家和教育家携手合作的产物。1906年，荣氏弟兄在无锡梁溪河畔的荣巷常伴第一家公益小学时，创业未久，并无大钱。荣德生认为立身处世，30岁是负责任的开始，他就把荣家私塾改为小学。两年后，又办了第一所竞化女子小学。从1906年到1915年的不到十年间，他们在荣巷、梅园等处，共办了8所男女小学。“安得如君千万倍，全华儿女作干城”康有为用这两句诗赞美荣氏办学。1919年荣氏兄弟在无锡创办公益工商中学，前后用去25万元。两兄弟每年捐赠都在上万元，这部分钱主要是茂新面粉厂的利润。
虽然黄炎培本人是常年从事教育的文人；但他与经济界、特别是江苏一带的民族工商界的大老板们关系极为密切，黄炎培与荣氏兄弟，在耕耘大中华民族工商业及发展教育事业以教化国民方面，在民国初期既有频繁交往。一方面，黄炎培他从事的职业教育是要为实业界提供人才的；另一方面，他在19世纪30年代，还把职业教育学校的试点直接办到荣德生（荣毅仁之父）、荣宗敬兄弟开办的无锡纺纱厂里。由于学生所学的知识，直接与所用的技术二者结合紧密，易于理解、便于接受，在当时的教育界中，引致轰动性教学效果。
世人称颂他们：兄弟不尚空谈，以实业家办教育，可与南通张謇相比。科学家钱伟长、经济学家孙冶方都是公益工商中学的学生。1938年、1940年，抗战烽火中，荣毅仁在上海办了中国纺织印染工程补习学校，以及三年制的中国纺织染工业专科学校（1946年变成四年制的中国纺织染工程学院）。1947年10月27日是江南大学开学的日子，在这一天，终于了却了荣德生老先生的毕生心愿：在他家乡的太湖边上，自办一所综合性大学。江南大学开办了理工、文、农三院。荣家兄弟这样的实业家在办教育，教育能办不好吗？
黄炎培集资修建上川铁路
同样，像黄炎培这样成功的教育家再去办实业，实业能办不成、办不好吗？
民国初年孙中山即主张：发展中国的经济要从交通入手，并希望自己在十年内建成十万公里铁路。当时的上海、特别是川沙，还是落后的人力交通：水上划木船；路上推独轮车；乡间的土路连骑自行车都困难。但当时上海与川沙间人员往返频繁，每日有千余人往来。黄炎培关心桑梓，并判断出两地交通的需求旺盛，决心发起修筑上川小铁路。
1921年1月中开始号召川沙乡绅张志鹤、顾家曾等人，发起成立“上川交通股份有限公司”，黄炎培以自己在家乡及上海的声誉担任董事长，拟集资20万元修建上川铁路。
不巧发生金融风潮，所筹工程款不到10万元，黄炎培说服顾家曾，加认股款并垫付了部分开工费用。同时，黄炎培毅然决策让顾家曾之子顾伯威担任经理。资金落实后，工程问题成为主要矛盾。当时上海部分地区的公路修成后，经济效益不佳，未达预期目标。顾伯威建议放弃公路计划，采用钢轨小铁路，使用内燃机、化学腐蚀处理枕木和钢筋混凝土枕木，通过保证工程质量，以确保铁路工程的经济效益。1922年2月初上川铁路正式开工。由于顾伯威等人精心经营、谨慎施工，至1925年10月自上海浦东庆宁寺至川沙龚路镇一段建成，长12公里，建桥梁17座。10月8日举行隆重开车典礼。黄炎培与公司同仁，招待各界来宾500余人。试车日，每日来回四次；当日乘客即达700人次。以后计划增加到每日八次来回。1926年7月，铁路续通至川沙，全线完工，全长21公里。
这样，从川沙到上海有了快捷的交通工具，密切了川沙与上海的经济联系。上川小铁路的成功，为浦东地区交通建设树立了榜样。《川沙县志·交通卷》记载：“自上川铁路通行，遂成了强有力之交通主干，四乡公路、邻区航运，相机而兴？？循是以进，若干年后，蕞尔川沙，当有较速发展。”黄炎培为家乡建设做出的贡献永垂史册。
黄炎培兴办“上川铁路”的经济效益，可以算一笔账。我们就以“上川公司”开张时（1921年）的总股本国币40万元计算。铁路建成正常运营至民国26年“八·一三”事变后，上川公司以债务未清，将路产抵押给德商，成立德商禅臣洋行上川铁路管理处。之后，江镇至祝桥7.51公里路轨、各种设备均被拆毁，民国31年2月15日，伪上海特别市将上川铁路、上南铁路合并经营，成立“上川上南两路管理处”。抗战胜利后，上海市公用局于民国34年9月19日将铁路发还公司。公司即着手整修路基、机客车和桥梁。并增资6亿元，连前原股本升值，合共22亿元。一家公司开张经营时总股本40万元，24年后公司总值为22亿元。即使计及25年的通货膨胀等因素在内，这间小小的地方公司，仍然会因其总值提升上百倍而列入史册。结论是：即使做生意，黄炎培也是一把好手。
（作者系黄炎培之孙、黄万里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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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黄鲁淳
黄炎培在中国提倡职业教育思想、兴办职业教育机构的全过程中，对于如何才能良性地发展职业教育事业，曾经做出过深刻缜密的思考。
从教育救国的理念出发，具体落实到兴办职业教育事业时：职教工作必须与实业开发相结合。从小处讲：职教学校办校工厂，办校既有实习场所，又有现金收入，最终用于办校。从大处讲：在一地办职业教育前，要与当地经营的实业单位联系，共同研究如何互相支撑。学校的经费可否获得实业单位支持，实业的技术管理问题可否获得学校的人员、技术、设备的援助。特别是如果职教学校的学生，毕业后能有计划地向实业单位输送就业，那么就真正做到职业教育与工商实业一体化考虑了，教育就会与实际更加密切地结合了。
与张謇的不同之处在于，黄争取实业界的赞助和支持，实现了教育界与实业界的结合、互动。这一点只有黄炎培所提倡的职业教育才能做得到。因为旧中国传统的教育是脱离社会、脱离生产、脱离科技的空洞理论和教条，它所培养的学生，无法满足新兴实业界对大量技术人员和管理人才的实际的迫切要求。
“黄炎培在从事教育改革的时候，和实业界建立了密切的联系。早期他得到了杨斯盛的支持，后期他得到了钱之新的支持，他和上海著名的实业家穆藕初兄弟、荣氏兄弟等，都有密切联系。他自己还主持创办了上川铁路。因此他熟悉工业组织的方式和发展方向。”
卢作孚的立志、事业与黄炎培
卢作孚，1894年出生，重庆合川人，小学毕业。先后做过教师、报纸记者、主编、教育科长、成都通俗教育馆长。1925年筹办民生公司，次年开航，从一条船起步，不到十年成长为中国最大的民营轮船公司。抗日战争中，他在宜昌大撤退中的表现已名垂史册。他主持北碚建设，创办包括中国西部科学院等一系列事业。
1914年底开始，卢作孚在上海整整读了一年的书。这一段卢作孚的阅读，重点在实验教育、哲学和社会科学方面。联系黑暗的社会和落后的现实，卢作孚在阅读中萌生“教育救国”的念头。他意识到，辛亥革命之不彻底，就在于民众尚未觉悟；而要使民众觉醒，就要广开教育之路。卢作孚人生的关键时刻，结识了职业教育家黄炎培。
黄炎培虽然比卢作孚年长15岁，但与卢作孚一见如故，对卢作孚的自强精神深为敬佩，称许他是“自学成功的人”。此后，两人结为莫逆之交，直至终身。黄炎培对于职业教育的热心，无疑对卢作孚产生了深刻影响。黄炎培出于对卢作孚德才的赏识，同时也想帮助他摆脱困境，便力荐卢作孚到商务印书馆去做一名编辑，但被卢作孚婉拒，他急于实现适才形成的“教育救国”信念。
经过一段艰苦的实践“教育救国”信念后，卢作孚感到依附于他人办教育，终为无本之木；而自己动手来办实业，则可以有一个坚实的立足基础。以实业为依托，开展人才培训，才有可能辟出一片新天地，去从容地按自己的意图和计划去兴办教育。为了取得这方面的好经验，他决定再次去上海，重点考察实业。
1922年岁末，卢作孚再次到上海和江苏考察实业及职业教育。在上海，他见到了阔别数年的黄炎培，将自己在川南进行“新教育”试验的经过详细告之，向他讲述了自己思考的结果和此行的打算。黄炎培对卢作孚不懈追求的精神至为叹服，对他在上海的考察活动倾全力相助。黄炎培还特意集了《论语》和《孟子》里的名句，写成一联赠与卢作孚，以示勉励：“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君子创业垂统，为可继也。”
黄炎培热心地派专人全程陪同卢作孚，参观了他所创办的中华职业教育社和中华职业学校，这是卢作孚探索之路上的一个关键点。黄炎培先生自1916年起，形成了一整套“职教救国”的理念，于1917年在上海创立了中华职业教育社，以实业养教育，将发展实业与开启民智相结合，作为救国救民之道。中华职业教育社的成功范例，更坚定了卢作孚以实业为教育事业依托的决心。卢作孚还参观了商务印书馆及其下属印刷厂。旅沪期间，他还在上海总商会的介绍下，参观了南市电力厂、锯木厂、造船厂和纺织厂等企业。
卢作孚是一个肯动脑筋的人，善于吸纳他人长处，善于举一反三。这次上海之行，他对如何开展“实业救国”有了实际感受，收获甚丰。卢作孚的“实业救国”思路，绝非权宜之计，而是经过深思熟虑。在他的蓝图中，是要做成一个以能源、制造业为主的集团公司，而后以集团为依托，开展旨在改造社会、更新道德的文化教育事业。
从以上记载黄卢二人共同探讨“教育救国”及“实业救国”动人的史实细节，让我们看到中华民族的脊梁和先驱们，曾经怎样地刻苦奋斗和共同探讨，为祖国的未来和后代的子孙们，日以继夜地工作着啊！他们的共识显然是：实业家要全力支撑教育家实现他们的计划；教育家要在教育计划中，细致全面地考虑人才培养的实业针对性。二者要经常地交换看法，不时地也会客串一把，交换角色而大致深入共同的目的。在那个时代，我们的前辈就是这样地刻苦钻研者、前进着，他们即使有时失败，同样是那么让人敬佩、感动。难道我们不该以此为榜样起而学习吗？
荣氏家族与黄炎培
在中国民族工商业发展的那个黄金时代，除了黄穆乡党协同、发展教育滋养实业蓬勃的典例，尚有号称“衣食上拥有半个中国”的面粉纺织大王荣家弟兄：荣德生、荣宗敬。他们深知人才是事业的基础。
黄炎培先生曾于《中国教育史要》一书中总结到：近代中国，从第一代创办近代实业的洋务派“曾、胡、左、李”始，凡事要想或实际已经在创办实业者，都必然要同时或实际去创办学校。如早期的同文馆、广东言馆、水师学堂、路矿学堂、电报学堂等等。以后，又有南洋公学、京师大学堂、桑蚕学堂、时务学堂；再往后又有南通师范学校乃至普遍开办的各种大、中、小学校。
这些几乎都是当时的实业家和教育家携手合作的产物。1906年，荣氏弟兄在无锡梁溪河畔的荣巷常伴第一家公益小学时，创业未久，并无大钱。荣德生认为立身处世，30岁是负责任的开始，他就把荣家私塾改为小学。两年后，又办了第一所竞化女子小学。从1906年到1915年的不到十年间，他们在荣巷、梅园等处，共办了8所男女小学。“安得如君千万倍，全华儿女作干城”康有为用这两句诗赞美荣氏办学。1919年荣氏兄弟在无锡创办公益工商中学，前后用去25万元。两兄弟每年捐赠都在上万元，这部分钱主要是茂新面粉厂的利润。
虽然黄炎培本人是常年从事教育的文人；但他与经济界、特别是江苏一带的民族工商界的大老板们关系极为密切，黄炎培与荣氏兄弟，在耕耘大中华民族工商业及发展教育事业以教化国民方面，在民国初期既有频繁交往。一方面，黄炎培他从事的职业教育是要为实业界提供人才的；另一方面，他在19世纪30年代，还把职业教育学校的试点直接办到荣德生（荣毅仁之父）、荣宗敬兄弟开办的无锡纺纱厂里。由于学生所学的知识，直接与所用的技术二者结合紧密，易于理解、便于接受，在当时的教育界中，引致轰动性教学效果。
世人称颂他们：兄弟不尚空谈，以实业家办教育，可与南通张謇相比。科学家钱伟长、经济学家孙冶方都是公益工商中学的学生。1938年、1940年，抗战烽火中，荣毅仁在上海办了中国纺织印染工程补习学校，以及三年制的中国纺织染工业专科学校（1946年变成四年制的中国纺织染工程学院）。1947年10月27日是江南大学开学的日子，在这一天，终于了却了荣德生老先生的毕生心愿：在他家乡的太湖边上，自办一所综合性大学。江南大学开办了理工、文、农三院。荣家兄弟这样的实业家在办教育，教育能办不好吗？
黄炎培集资修建上川铁路
同样，像黄炎培这样成功的教育家再去办实业，实业能办不成、办不好吗？
民国初年孙中山即主张：发展中国的经济要从交通入手，并希望自己在十年内建成十万公里铁路。当时的上海、特别是川沙，还是落后的人力交通：水上划木船；路上推独轮车；乡间的土路连骑自行车都困难。但当时上海与川沙间人员往返频繁，每日有千余人往来。黄炎培关心桑梓，并判断出两地交通的需求旺盛，决心发起修筑上川小铁路。
1921年1月中开始号召川沙乡绅张志鹤、顾家曾等人，发起成立“上川交通股份有限公司”，黄炎培以自己在家乡及上海的声誉担任董事长，拟集资20万元修建上川铁路。
不巧发生金融风潮，所筹工程款不到10万元，黄炎培说服顾家曾，加认股款并垫付了部分开工费用。同时，黄炎培毅然决策让顾家曾之子顾伯威担任经理。资金落实后，工程问题成为主要矛盾。当时上海部分地区的公路修成后，经济效益不佳，未达预期目标。顾伯威建议放弃公路计划，采用钢轨小铁路，使用内燃机、化学腐蚀处理枕木和钢筋混凝土枕木，通过保证工程质量，以确保铁路工程的经济效益。1922年2月初上川铁路正式开工。由于顾伯威等人精心经营、谨慎施工，至1925年10月自上海浦东庆宁寺至川沙龚路镇一段建成，长12公里，建桥梁17座。10月8日举行隆重开车典礼。黄炎培与公司同仁，招待各界来宾500余人。试车日，每日来回四次；当日乘客即达700人次。以后计划增加到每日八次来回。1926年7月，铁路续通至川沙，全线完工，全长21公里。
这样，从川沙到上海有了快捷的交通工具，密切了川沙与上海的经济联系。上川小铁路的成功，为浦东地区交通建设树立了榜样。《川沙县志·交通卷》记载：“自上川铁路通行，遂成了强有力之交通主干，四乡公路、邻区航运，相机而兴？？循是以进，若干年后，蕞尔川沙，当有较速发展。”黄炎培为家乡建设做出的贡献永垂史册。
黄炎培兴办“上川铁路”的经济效益，可以算一笔账。我们就以“上川公司”开张时（1921年）的总股本国币40万元计算。铁路建成正常运营至民国26年“八·一三”事变后，上川公司以债务未清，将路产抵押给德商，成立德商禅臣洋行上川铁路管理处。之后，江镇至祝桥7.51公里路轨、各种设备均被拆毁，民国31年2月15日，伪上海特别市将上川铁路、上南铁路合并经营，成立“上川上南两路管理处”。抗战胜利后，上海市公用局于民国34年9月19日将铁路发还公司。公司即着手整修路基、机客车和桥梁。并增资6亿元，连前原股本升值，合共22亿元。一家公司开张经营时总股本40万元，24年后公司总值为22亿元。即使计及25年的通货膨胀等因素在内，这间小小的地方公司，仍然会因其总值提升上百倍而列入史册。结论是：即使做生意，黄炎培也是一把好手。
（作者系黄炎培之孙、黄万里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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