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歌苓：我是文学的吉普赛人

　　你总能在“混乱”的人群中一眼认出严歌苓。精致的淡妆，黑色鬈发随意地披在肩上，一袭飘逸的白裙更显身姿婀娜。

　　这位享誉世界文坛的华裔女作家背后，有着不逊色于她笔下小说人物的传奇故事：年少参军，从舞蹈演员到战地记者，经过一次婚姻后旅美留学，成为著名作家，嫁给美国外交官……

　　丰富的人生经历使严歌苓多年来一直保持着旺盛的创作活力。她以中英双语创作小说，作品被译成英、法、日、荷、西班牙等二十余种文字，无论是对于东西方文化魅力的独特阐释，还是对社会底层人物、边缘人物的关怀以及对历史的重新评价，都折射出人性、哲思和批判意识。

　　从早期的《少女小渔》、《天浴》，到近期的《金陵十三钗》、《归来》；从《一个女人的史诗》、《小姨多鹤》，到《铁梨花》、《当幸福来敲门》，翻看严歌苓的作品列表，其中很多都曾被改编成影视作品。由于多部作品被搬上银幕和荧屏，她也被称为“华裔第一女编剧”。

　　“神经裸露”的寄居者

　　有人说，严歌苓之所以屡次受到大牌导演偏爱，是由于她的叙述大多是在对人性残酷的情感描述被逼上绝境后，又都在逻辑上给予了安抚。而作品中深刻的情感，最终应追溯到她非同一般的传奇人生。“我的经历就像吉普赛人，到处走到处看。每到一个地方，我都不是那里的主人，只是一个旁观者。”

　　严歌苓出生于上海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著名作家萧马。由于成长于一个“文学断裂”的时代，严歌苓学生时代的教育都是在父亲的书房里完成的。而“那个时代最终使我毫无选择地选择了文学”。

　　12岁那年，严歌苓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作为舞蹈演员在祖国大江南北奔波巡演。而意想不到的是，八年后突然爆发的对越自卫反击战将她送到了前线，当起了一名战地记者。这让她发现，原来在一个舞者严歌苓的身体里，休眠着一个作家的人格。于是，在调到部队的创作组之后，严歌苓以军旅作家的身份创作了长篇小说《绿血》、《一个女兵的悄悄话》，分获十年优秀军事长篇小说奖、《解放军报》最佳军版图书奖等。

　　1988年一个偶然的机会，美国新闻总署在英文版《中国日报》上看到了她的作品，邀请她去美国做访问研究。1989年，严歌苓怀揣艺术的梦想来到大洋彼岸的美国哥伦比亚艺术学院。她一边背负繁重的课业，一边辛苦地在餐馆打工挣钱。文化的冲击、表达能力的缺失使得严歌苓的内心变得越来越复杂，情感越来越丰富。在拼命学习英语的同时，她以留学生的身份开始感受移民生活，搜集了大量中国先辈移民的故事，以丰富的情感创作出了《少女小渔》、《扶桑》等一大批以移民题材为主的小说，其中《少女小渔》一经推出便获得了台湾《中央日报》第三届文学奖短篇小说一等奖。

　　在美国，严歌苓幸运地找到了自己的另一半。多年来，她跟随自己的外交官丈夫行走了世界多个文化迥异的地方，在不同的文化对照甚至冲突中，她更加清醒地知道“自己是谁”这样的一种存在，而这种存在感给予她更多思考的空间。在不断行走、不断阅读、不断听说和不断思考中，她对人性对历史对民族深深的爱和痛，铭刻在每一个字的灵魂里。翻手苍凉，覆手繁华。

　　女人比男人更有写头

　　严歌苓善写女性角色，喜欢把她们安置在特殊环境中，展现人性，演绎悲欢。她笔下的女性，大多游离于都市或乡村边缘，作为社会上的“失败者”，过着一些常人无法感受的生活，甚至是传奇性的经历。

　　少女小渔（《少女小渔》）一厢情愿地追随心上人流落海外，一度失去尊严和自我；知青文秀（《天浴》）纵然饱受各种欺骗和侮辱，却有着不甘不屈的灵魂；田苏菲（《一个女人的史诗》）守卫爱情的过程就像一场朝圣，虔诚、孤单而艰难；多鹤（《小姨多鹤》）被当作生育工具与人共侍一夫，亲生孩子也只能叫自己“小姨”；守寡的王葡萄（《第九个寡妇》）竟然将错判为死刑犯的公公偷偷藏匿在家中的红薯窖里长达20年；冯婉喻（《陆犯焉识》）终其一生等待丈夫归来，却在相逢时遭遇失忆；《金陵十三钗》，更有颇具争议的“妓女换少女”桥段……

　　透过一个个不寻常的女性，严歌苓以虚构的方式，呈现出写实的意义：“人在最初善恶不知，但极端事件发生后，你才能知道真实的自己，并由此完成人格的成长和转变。”

　　凭借小说家的细腻和敏感，她的作品打动了不少导演。李安在《少女小渔》中找到了自己一向关注的问题——中西文化的差异、人际关系的探索、女性在父系社会如何发挥微弱但强烈的力量。侧面描写南京大屠杀的《金陵十三钗》，其独特的视角，则让张艺谋眼前一亮。

　　与此同时，一大批“严女郎”脱颖而出。刘若英凭借《少女小渔》获得亚太影展最佳女主角；出演《天浴》的李小璐，在17岁时成为史上最年轻的金马影后；《小姨多鹤》则被看作孙俪从偶像派转型实力派的作品；作为新人，倪妮在《金陵十三钗》中饰演的玉墨，让人惊艳……

　　严歌苓坦言，自己之所以钟爱刻画女性角色，是因为女人比男人更有写头，她们更无定数，更直觉，更性情化。

　　勤奋有“瘾”

　　严歌苓曾在文章中这样比喻她与写作之间的关系：“写作之于我，便是一种秘密的过瘾。我每天写作，就是图这份浓烈。一连多日不写，就如半打盹儿地过活，新陈代谢都不对了，完全像犯了毒瘾的人。”

　　“‘瘾’为何物？是一种走火入魔的状态，过瘾的那一会儿，你就是个小神仙，无所不能，无我无他。别人都劝，歇歇吧，写那么苦图什么？过去我和他们见识一样，也认为自己挺悲壮的，整天背对世界，背对许多人间乐事在那里写。现在我发现自己并不是这么回事，其实是在偷着乐。背对世界，把所有杂念排除，把精神凝聚到白热化程度，把所有的敏感都唤起来，使感觉丰满到极致。于是乎一些意外的词汇、句子在纸上出来了，它们组成了人物细节、行为，再往前逼自己一步，再越过一点儿不适，就达到了那种极端的舒适，因为自由了，为所欲为了。要说活着，这时的我是活到了淋漓尽致。”

　　为了使自己的作品更加饱满生动，严歌苓会亲身体验生活。在写《老师好美》的过程中，她就奔赴安徽马鞍山和山东泰安的学校“蹲点”，而在北京的一个中学做“卧底”时还是被老师一眼认出，问“你就是那个作家严歌苓吧”。

　　如今，严歌苓与丈夫定居在柏林，生活清静、规律。“我每天保持六个小时的写作时间。早晨一杯浓咖啡，然后带着狗出门跑步，回来后开始写作，一直写到女儿下午放学回家做功课，到晚上和家人共进晚餐，有时也会和劳伦斯共饮一些红酒。我现在的幸福刚刚好。”

　　（席珍珍摘自《中华儿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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