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堂在左，肉身在右

　　我这辈子特佩服那种活得有目的性，有方向感，冲劲十足的人。他们明确地知道自己喜欢什么，坚持什么，身上背了一条不撞南墙不死心的犟筋。就算撞了南墙，撞得头破血流也要上；撞得粉身碎骨，再拼起来打了绷带还会上。

　　我不行，耳根子软，心里不笃定，听人劝，吃饱饭，没事干洗洗睡了，也不长吁短叹，没心没肺的小呼噜还能打得热火朝天。

　　举个例子，17岁那年买羽绒服，我看上了一身火红红的长款鸭鸭，我娘偏说龟壳绿的那款更符合我的独特气质。好吧，那阵子我还是个愣头青，八字缺火也缺心眼，我跟我娘说，龟壳绿也行，就是那个绿帽子我不待见。我娘说，你看帽子是可拆卸的呀，买了吧，你一个大小伙子，穿一身红色在街上晃悠，跟一个大炮仗似的多瘆人！

　　好吧，那就买吧，反正我一向是个不能坚持主见的人。后来，我发现这款鸭鸭羽绒服居然是双面穿的，于是我就把我讨厌的那一面穿在里面。此后多年，鲜有人察觉，我常常在大雪纷扬的冬天，头顶一款绿帽子的内胆。

　　这事上，我发现我是一个特别不喜欢明枪明炮对着干的人，就算喜欢的路不能走，喜欢的物不到手，我也能偷偷摸摸地向我心仪的生存方式，表达某种崇高而隐晦的敬意。

　　到了高中文理分科时，我跟我妈的意见又出现了分歧。我妈是会计出身，后来做了人民法官，按说应该是珍爱生活，热爱文艺的女青年。可是我妈说，学文科太空泛，还是学理吧，将来搞技术，有一技之长傍身，走到哪里都能活下去。

　　我象征性地表达了一下自己的想法，我说，娘啊，可是我对学文是真爱啊，以后要是能做法官……

　　我娘立马展现出一位民事审判庭优秀调解员的基本功，笑盈盈地对我说，儿子，你宅心仁厚，公检法这种麻木不仁的地方，根本配不上你！

　　于是，我也笑盈盈地背上了新书包坐在理科班的大课堂里。

　　虽然我没去撞文科的南墙，但是也不妨碍我偷偷摸摸地跟我的学文真爱在南墙下幽会。

　　那阵子，我们在理科班，一样吟诗作对，一样学Bambooseven喝啤酒、白酒、葡萄酒，一样成立诗社和文学社，一样搞辩论赛和演讲比赛。不务正业的日子过得飞快，我于是顺利长成一名科大的自动化专业的新生蛋子。

　　大学也一样，我想泡图书馆，偏偏加入了学生会；我想搞乐队，偏偏进了篮球队。通常的情况是，我搞完联欢会，就去图书馆借本书看看；比赛赢了球，就跑上舞台唱首歌。

　　到了大四，又要面临择业和考研。

　　我娘说，你上班吧，家里条件不好。我在电话里说：“好的。”放下电话就给自己报了一个辅导班——还是法律硕士的考研辅导班。

　　由于这辈子头回瞒着家里干这样的大手笔，每天鸡贼地勤奋得不行。那时候，班上到处青春靓丽、求知若渴的女同学，一个假期的辅导班上下来，我愣是一个姑娘的名字都没问来。

　　统考过后，我问我娘，要是我能上研究生怎么办？

　　我娘说，没事，真是能上，把咱家里房子卖了把你供出来。

　　我因为大学成绩还说得过去，比较顺利地在一家研究院找到了工作。等到出了成绩，不等我娘卖房子，我就找了个没人的地方把录取通知书自行了断了。这辈子，坚持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最坚决、最接近的一次，就这么静悄悄地溜走了。

　　于是我就进了这家研究院，根红苗正的工科男，从此一门心思地搞技术——当然，这是不可能的。我在检验检测、鉴定评审的同时，开始慢慢地写随笔和小说，甚至后来在读研深造的那几年也一直没有放弃。两手都在抓，两手都不软，如果写出一篇技术论文，就马上奖励自己写一篇小说；如果随笔发表了，就想着能不能申请一个技术专利。

　　米兰·昆德拉在小说里写：“生活在别处。”仿佛天堂永远是住在我们隔壁的某个地方，伸开双臂，无法碰触，踮起脚尖，遥不可及，一个庸俗的肉体茫然无措又事B兮兮。而我又是那种天生软柿子的人，一辈子不想坚定不移地朝着自己喜欢的方向冲，不想犟筋，不想撞南墙，不想热泪盈眶。

　　我只能说，我喜欢偷偷摸摸地向我喜欢的生存方式表达敬意，苟且偷生，好死不如赖活着地爱着，羞怯着，骚扰着，在不能中不舍，在不舍中不执。后来我知道，没学文也挺好，一样阳光普照，后来我知道，没读研也挺好，一样带雨春潮。到最后，我发现我居然成了学生会里最会写小说的，写小说里最会打篮球的，打篮球里最会唱卡拉OK的那个人的时候，这个世界奇妙了。

　　有些幸福和认同注定不是拼来的。天堂在左，肉身在右，与其四顾无望地茫然追逐，不如凿壁偷光，让自己活得柔软而敞亮。

　　（王文华摘自《最文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