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节的背后

  • 来源:视野
  • 关键字:细节,陈蕃
  • 发布时间:2014-08-08 12:25

  1800多年前的陈蕃,经常被老先生拿来训后生:“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当年,15岁的陈蕃独处庭院习诗读书,院子里杂草丛生,秽物满地,他父亲的老友薛勤劝他:“孺子何不洒扫以待宾客?”不讲究的陈蕃,后来争锋外戚,抗衡宦官,在朝纲崩乱的时候,在百余年之间维持汉室乱而不亡,出力最多,功劳最大。

  陈蕃虽然最终扫了天下,这个例子,我觉得既有普适性,又没有普适性,譬如正方有王安石,而反方有张居正。

  对王安石来说,他最大的逸闻就是生活上不修边幅、不讲究。据说,他长时间地不换洗衣服,长时间地不洗脸、不漱口、不洗澡,这使他的衣服上到处是汤汁、油渍、汗迹。而且他不但不在意外表,而且不讲究吃食。有一次宋仁宗大宴群臣,要所有人都自己在御池中钓鱼,由御厨用钓上来的鱼做每个人想吃的菜。大家都拿上鱼钩和鱼饵去钓鱼,只有王安石一动不动,而是把盘子里的鱼饵吃光了,最后在众人的惊讶声中,表示已经吃饱了。

  然而邋里邋遢的王安石,在整治上却有一股神勇,在北宋大地上厉行变法,一心打造一个兵精马壮的强大帝国。

  与王安石相比,张居正则是个重视生活品质和细节的人。“须长至腹”的美髯公张居正,不但颀面秀眉目,还爱修饰整洁,衣着华美,还长期在身上涂抹香脂,几乎堪称帅爷。同时,张居正的家居生活也相当奢华,他喜好收藏古玩,又好女色,他对女色的要求也相当高,不媚不近,不艳不取,他的部下、抗倭英雄、海上战将戚继光,就曾不惜重金购买数个被称为“千金姬”的美女,还有在与倭寇对阵多次斩获的珠宝及春药,都献给了他。

  但令人不解的是,同样是宰相之位,同样是一心变法,在王安石面前是寂寞小径,山拦海阻,皇上也且行且疑,最后杳无踪迹;而张居正一出手,却能呼风唤雨,令出必行,即使身死而功业却成,为什么?从一方面来说,固然是王安石没有绝对权力,受制于朝野民间的反对力量,而张居正在孤儿寡母和满朝文武那里有大威严,又有冯保联手,一切皆能畅行,但是从另一方面而言,英雄谋局造势皆仰赖个人的性情和手腕,两人的差别究竟在哪?

  从生活细节和为人来看,那个一心要做“商鞅第二”的王安石,其实非常性情。

  他穿衣吃饭都是冷则穿饿则食,不讲究,也不要求,他回南京后住的半山园,也是“所居之地,四无人家,其它仅蔽风雨,又不设垣墙,望之若逆旅之舍”,寒碜简陋到极点;在官场上他待人也是如此,全无人情盘算,但问喜恶与否,皇帝欣赏他他就谈得甚欢,跟好友司马光政见不同就君子绝交,苏洵即使以文章名动天下,他因为不喜欢也不发一词之赞。

  如果说这些还不够,那么还可以看看他对儿子的态度。其子王雱为人骄横、狂妄,王安石变法受阻,他动辄即要砍了韩琦、富弼的头,但王安石却十分溺爱,并百般袒护,尽力为他谋私,还为他在皇帝面前保荐,在其33岁病死后,王安石甚至还为他建祠堂写颂词。

  由此可见,“拗相公”王安石的“拗”,他的变法态度之坚决、之一意孤行,只是一种认死理而已,不是英勇,更不是理性,而是一种大性情,只是这种性情是以一种反面的极端表现出来而已。事实上,人情冷漠是他性之所致,溺爱儿子也是他情之所寄,王安石表面上的瘦、硬、狠其实都是纸老虎。

  跟王安石相反,张居正看似时髦圆滑、熟稔交际、流连女色,事实上则极端理性。

  张居正初一入仕时,也曾经像王安石一样,清流不粘锅,因而四处碰壁,青云无望,后来他辞官周游天下,一段出世的路上悟得入世的精要,所以他后来在官场闪转腾挪,在高拱和徐阶这样的厚黑高手中能如入水之鱼,在纷乱的政局中能自保自升,清醒自知也。

  要知道,没有坚忍的信念和大力自持,戒酒戒烟一类事,并不是谁都能做到的。

  一生自认“不愧于名教,不负于知己”的张居正,极重义气,对最早赏识他的顾东桥,对后来提拔他的徐阶,都体恤有加,但同时他也能在温情之外另备刀剑,以兵法处理朝政,“杀以止杀,刑期无刑”,“盗者必获,获而必诛”,“士不用命,则士之过也,杀之无赦”。

  再譬如用人,民间的青天大老爷海瑞,何以张居正始终不重用他?一句话,海瑞固然是清官,但却不是能臣,张居正曾对吏部尚书说:海先生是好人,但我要用的是好官。好人大节不亏,不贪不懒,做事有规矩;而好官不然,上要让皇帝放心,下要让老百姓得实惠。若搞得国家收入大减,百姓生活不能提高,就不是好官,所以呢,还不如让海瑞做好人。

  相比而言,王安石识人用人,则未免不明。他用的多是一些巴结阿谀在行、谋事做事欠缺的小人,不但不能替他尽心尽力推行变法,还要在中间设卡中饱私囊,最要命的是,这样的人不但不能帮王安石的台,还要拆他的台,在他树倒猢狲散之后,反而倒打他一耙。

  张居正生前,既立过大功,同时也大节有亏,他肯定能想得到后世的毁誉。他还知道,所有现世的富贵荣华和温柔乡统统都带不走,后世浮沉的唯有功名,所以他像武则天树无字碑一样,墓中什么都没有放,仅有一条玉带、一方砚台。

  后人很难想明白,权倾朝野、抄家抄出十万两白银的张居正,墓中为何空空?

  我觉得是这样,张居正是个现世的人物,在所有学法家的人物中,唯有他最接近商鞅,一生只求建功立业,不管身后荣辱。虽然商鞅接受了封地,面南而王,张居正也一生优渥、奢侈无度,但那都是对凡胎肉身的贿赂,和他们追求的帝国功业无关,所以在墓中他什么也不放,因为什么也带不走,他所有的努力、用心、情意早已付诸江山,如此也就够了。

  中国人都是清流,有一种近乎苛责的道德洁癖,欣赏超人、完人和圣人,一方面要做事的人有能力,另一方面也要做事的人有品行,这很不现实,两者兼具的人很难在中国社会中杀出一条洁白的路来,在帝制人治时代,历史的前进不免要以血开道,以权行事,绝非那些不粘锅、不共舞的人所能成事的,而恰恰是只问成效、不管手段的灰色人物才能谋功。

  (朱科摘自上海三联书店《看细节,论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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