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先表白谁先死

　　就像郭美美们一定是网络的噱头，公平亦是永远的社会理想。阳光，草地，歌声，学校，凭什么城乡两个味道？

　　公安部副部长黄明接受央视采访时说：“一个小孩子出生以后，就不要再明确是城里娃还是农村娃，打破了几十年来城乡的户口壁垒，这应当说是我们社会发展的一大进步。这标志着我们将加快实行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城乡居民将逐步地平等享受基本公共服务。”

　　黄明此言是在诠释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意见》提出，将在2020年实现一亿左右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

　　新中国建立之初，政府对城乡人民给予了两种经济制度安排：城里人基本上全部纳入计划体制，土地归国家，享受公共服务；乡下人在《宪法》的名份上半计划，土地归集体，除了赤脚医生，基本上没有公共服务。实际操作上，政府通过价格剪刀差，让城里人“啃”了乡下人三十年，哺育了中国工业化的起步。

　　改革开放后，土地的商品价值开始苏醒，特别是城市周边的农村土地，慢慢花枝招展起来，要价涨得不比郭美美慢。同时，政府逐步推进农村的公共服务，社保、医保多少都有了点。虽然全国人大委员辜胜阻认为，城乡之间有六十多种不平等的福利，但乡下人有地，两头合起来，似乎比城里人滋润。

　　于是，国家统计局哈尔滨调查队问农民工，愿意进城吗？愿意拿乡下土地换城市户口吗？结果，近六成的农民工不乐意。注意，这些农民工在城市里劳作已经有些年月了，多少已经适应了城市的雾霾和嘈杂，去问问那些被青山绿水滋润惯了的农人吧，他们一定很同情城里人，唏嘘啧啧。

　　这惹恼了杨力宏。2012年5月，《瞭望东方周刊》讲了这么个故事：云南省巧家县白鹤滩镇迤博村已经有过四次拆迁征地，前三次农人都从了，第四次不干了，抗拒。于是动了警察和挖掘机。

　　杨力宏是巧家县城乡规划与建设局规划所所长，他对征地拆迁政策的宽松持保留：“土地本来应该是公有的嘛，应该是人人都有一份，为啥现在掌握在农民手头？并且他这个土地是共产党拿给他的，不是像旧社会那样一点点积累下来的。”他认为，城市规划区内的农民比起没有土地的城镇居民是贵族阶层，失地农民能获得一大笔钱，却为什么得“包抬包埋”，什么都要政府来做，这样岂不是养懒汉？

　　问谁呢？问《宪法》吧。

　　在政府官员中，有杨力宏这样想法的甚多。之前几年，新农村建设、并村上楼、土地流转在全国遍地开花，但亮点都是一个：土地，拿来。

　　在重庆，虽然公平的口号喊得很响，但也有一个庞大的计划--几年内，要让一千万农人进城。政府给农人公共服务“五件衣服”，当然，农人得交出农地、宅地、林地，“不能两头便宜都占”。

　　这样就公平了吗？公共服务与土地价值对等吗？

　　对此，国务院《意见》有意见：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宅基地使用权是法律赋予农户的用益物权，集体收益分配权是农民作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应当享有的合法财产权利。进城落户农民是否有偿退出“三权”，应根据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在尊重农民意愿的前提下开展试点。现阶段，不得以退出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作为农民进城落户的条件。

　　农人觉得用土地换户口不划算，政府还觉得肉痛呢。今年两会前国家统计局测算，在福建，一个农民工市民化需要增加的支出约为十二万九千元，如果福建省四百二十万进城农民工全部市民化，全省一次性将新增五千四百二十九亿元成本，其中财政需负担一千四百八十七亿元，相当于2012年福建地方财政收入的80%。

　　地方政府哪来这些银子？继续举债吗？已经三个杯盖罩十个茶杯了，早已倒腾不动了。

　　公平是理想的，爱情是美好的，但钱是少不了的。即便政府和农人愿意以土地换户口，还有一个谁先谁后的纠结。政府说，你先在城里置办房子才能给你户口，农人说，你先给我社保土地才能流转。就像眼下男女交好，谁先表白谁先死。

　　王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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