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鸿和我太太是同事，都在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中文系教书，而且教的是同一个专业：中国当代文学。从2008年到2009年，她利用两个暑假的五个月时间，回到故乡，采访家人，采访乡亲，倾听他们的述说，记录他们的命运，写了一本《中国在梁庄》。2011年到2012年，她又到南阳、呼和浩特、北京、郑州、深圳、青岛等地，寻访几十位梁庄外出务工者，写成《梁庄在中国》，在《人民文学》2012年第12期发表。
四十多年前，我下乡当过知青，深知城里人要想真正了解农民的命运，很不容易。我插队三年，和农民一样挣工分，经历了近乎脱胎换骨的痛苦，才懂得农民为什么说自己是“受苦人”。如今，有官员到农村调研、慰问、扶贫，也有记者、作家、学者到农村采访、体验，说到底，他们是外人，身份不同，不是居高临下，也是走马观花。而梁鸿对于梁庄来说，却不是外人，而是自己人。她二十岁以前，就是这里土生土长的农家女，和家乡的感情血脉没有断。她写父亲，写哥哥，写儿时的伙伴，写同村的长辈和晚辈，就是在述说自家的故事。这就让她的文字，带着一种体温，怀着一种感情。当然，她又和梁庄的农民不同，她经历了京城的学术历炼，获得了更广的文化视野，有可能从全国甚至全球的视角来看故乡，这是乡亲们做不到的。
父亲告诉她，“你爷是1960年的春上二月十四日死的。你三爷正月初七死的”。大伯全身浮肿，“饿得都哭不动了”，“咱们梁庄的梁家人1960年前有两百多人，1960年饿死六七十人，几乎是挨家挨户都有死人”，“当时的粮食都控制在各大队的粮仓里，都放坏了，也不让吃，麦收之后，又死了一批老人，因为饿的时间长了，肠子饿细了，一吃多，就撑死了”。
哥哥告诉她，前些年到北京打工时被收容，“在昌平关了两天两夜，第三天点名往安阳遣送。看守闲着没事干，找些人取乐，说，‘你，过来过来’，说着，就扇这个人两嘴巴子。我悄悄骂：‘日你姐，这算没有地儿说理了。’被听见了，看守问：‘谁，谁说哩？’我逞英雄说：‘我。’看守说，‘过来’。往我头上抡了七八皮带，又狠狠踹我几大脚。叫我站军姿，挺胸，打一嘴巴子，抬头，再打一嘴巴子，再抬头。站了两个小时。打得我满脸是血。”
让她开蒙的“梁庄小学”，当年兴建时，全村人参加盖房，“上学的钟声一响，村民的一种敬仰、尊重之心油然而生”。如今小学沦为猪场。现在三十几个小学生在镇上读书，梁庄的一群老太太老头一天三趟匆匆地接送。“在我的少年时代，只有因为贫穷孩子才可能无法上学，没有家长不愿意让孩子上学的。而现在，则是家长看不到孩子上学的希望，在焦虑一阵之后，通常对孩子持一种放任的态度。”“只有极少数孩子是真正想上学的，逃学、旷课、整天沉迷于游戏机是家常便饭。老师也没有心思教学。整个社会都弥漫着一种失望与厌学的情绪，它自然也会影响到生活在其中的每一个人。”
故乡就这样走向凋敝。但故乡人还得生活。于是他们外出打工，足迹几乎遍布了中国的大江南北。男孩在厂里当保安、工人，女孩去当保姆和餐馆服务员。他们到山西、陕西、新疆，下煤窑，下油井，蹬三轮车，种地，干各种苦力活；他们到西南做生意，卖菜，校油泵，跑长途运输。有的落入了传销的陷阱；有的倒火车票，作为盲流被关押，被收容，再逃跑；有的在有毒的工厂长期作业，过早地死去。就是那些有机会考上大学的青年，想找一份体面稳定的工作，融入城市，也是难上加难。
梁庄只是中原大地上一个太普通的村庄。梁庄既不是先进典型，也没有发生过惊心动魄的恶性事故或焦点事件，却更能代表中国农村的一般处境。
丁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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