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在浙江嘉兴，一名十个月大的男婴小翔被盗走后又被残忍虐杀。
到底有多大的仇，到底有多狠的心，才会制造出这种人性不堪忍受的极恶呢？所有目光都聚焦到了杀人嫌犯王文连的身上。
王文连，四十五岁，个头一米六左右，体型偏瘦，未婚，没女朋友，内向、孤僻、不合群、暴脾气。他从一家火锅店结清工资离职后，没找到新工作，依旧住在火锅店给员工租的公寓内，还经常来店里转悠。一天下午，他抱走火锅店老板娘弟弟的儿子小翔，以手掐、石块砸等手段将其杀害。
据王文连交代，他是因为平时受到店主和同事的排挤、愚弄，心存怨恨，伺机报复。专业心理人士分析，王文连可能存在人格分裂、偏执型人格、反社会性人格障碍。
王文连展示的，其实是当代城市游民的一种末路人生：进城务工人员成为城市游民后，遭遇人生困境与精神危机，最终没有得到外力救济和自我救赎，在失落中无法自拔。
“游民”的概念，在王学泰《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一书中有过阐述，大抵是指脱离了当时社会秩序（主要是宗法秩序）的人们，特点就在于“游”。王学泰说：“游民是导致社会无序性激增的恶性肿瘤，是社会无序化和社会制度腐败的产物；反过来它又进一步加速社会的腐化与无序，两者是互动的。”
在当下城乡二元社会，“进城”注定是长期现象；“游民”，也注定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一个庞大的群体；如何防止进城的游民走向人性堕落，也注定是中国社会治理必须面对的问题。盗婴杀人者王文连，也在展示当代城市游民的一种极致的个人主义的末路人生，应该催发人们进行反思。
不能仅仅盯住王文连身上的恶。对于这个四十五岁的老男人，店里同事总是开玩笑叫他“童子鸡”，谁敢说，这不是一种尊严的伤害呢？生活中，我们必须警惕自己是否在以“庸常的恶”助推别人走向人性堕落。
当然，更应该反思的，还是如何铺建一条让城市游民通往现代化的道路。王文连不断面临失业，过着居无定所的生活，无法享受城市原住民拥有的各种生活保障，处于临时化的、被管理甚至被清理的状态，而且，在生存危机的背后，还存在更为可怕的精神危机。这一切，都给城市人们的公共生活埋下了可怕的地雷。
一个当代城市游民的末路人生，就是一个巨大的警示符号。所以，在今天，为了不让城市游民陷于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危机，避免这个群体的人性发生异变，冲决关于良善的基本信仰，迫切需要在城市化的道路上，通过制度改革和文化疗治来进行彻底解决。
单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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