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的博弈，硅谷的风险投资家们

　　美国诗人威廉·布雷克曾经说过：“人与山交汇的之地，总会有奇迹发生。”

　　硅谷的沙山路（Sand Hill Road）就是这样一个人与山交汇的地方。这条路位于斯坦福大学的北门外，西起280高速公路的出口，东至莎朗高地购物中心，总长度大约两三公里。道路绿化隔离带后面，是一栋栋漂亮的山间别墅。在隐秘的入口处，才能找到别墅主人的标示：凯鹏华盈、红杉资本、德丰杰、黑石集团、标杆资本、门罗创投、安霍风投、梅菲尔德基金……仅在沙山路2100号与3000号之间，就集中了80多家全球知名的风险投资公司。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那些隐藏在灌木丛后面的风险投资家为硅谷天才们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资金，与数字英雄们一起不断改变着世界。如果说技术是硅谷崛起的引擎，那么沙山路则为引擎的运转输送着了取之不竭的燃料。这里是现代创新产业的金融中心，是创业者心中的圣地。

　　风险投资家鲍勃· 培威曾经讲述过一个故事。那是在互联网创业高潮的上世纪90 年代末，日本航空公司的一架航班在即将抵达旧金山时，特意侧过机身，让乘客能够鸟瞰沙山路的全貌。

　　与10年前互联网泡沫时期相比，这里的物业租金已有下降。但翻查全美商业地产出租信息发现，现在沙山路办公楼每平方英尺（约0·09平方米）年租金与华尔街一样，依然高居100美元以上。在网络创业的高峰时，曾经达到过144美元/年，相当于每平方米1550美元，为全球最高。

　　上个世纪60年代，西部风险投资协会每月都会在诺布山的学城俱乐部聚会，交流创业界的各种最新信息。到了70年代，他们当中有很多公司都从旧金山市搬到了门洛帕克市的沙山路。这里毗邻斯坦福大学，附近有旧金山与圣何塞两大机场，还有不少风景秀丽的居民区。得益于这些因素，沙山路很快便成了西海岸的“华尔街”。

　　沙山路上最负盛名的餐厅是马德拉餐厅，也被硅谷人称作“风投餐厅”。风险投资家们有一个共同的习惯，就是起床早，他们大多会来这家餐厅吃早餐。几乎每个早上，硅谷银行的副总裁哈里·凯洛格都会在13号餐桌就餐。他总是喜欢面朝大厅，因为这样他就能看到每一位来此就餐的硅谷大腕。而对于风投巨子德雷帕而言，这家餐厅则是款待外地客户的首选，因为这里可以品尝正宗的硅谷美食。马德拉餐厅曾被《创业家》杂志（Entrepreneur）评为“美国最佳商务酒吧”之一，并被《米其林美食指南》列为星级餐厅。更重要的是，从马克·安德森、杨致远到扎克伯格，一代代青年才俊们都在这里会见投资人，并拿到了创业资金。传说中，那些改变世界的投资协议就写在餐厅的餐巾纸上。

　　红木酒店是沙山路上另一个圣地。这里背靠着圣克鲁兹山脉，西邻斯坦福大学，周围全是花香馥郁的园林。坐在酒店中，硅谷美景尽收眼底，感受到禅院一般的静谧。酒店员工都非常友好，接待所有客人都像对待硅谷大亨一般殷勤。对于既想开眼界，又想引人注目的商界人士，这里自然也成了最佳的聚会场所。

　　根据美国风险投资协会的报告显示，硅谷人均接受的风险投资数额为3945美元，远远高于美国其他地方的43美元（包括纽约和波士顿）。两者差距91倍。硅谷创业者的融资优势，有相当一部分是地理因素。沙山路聚集着大量风险投资家，而他们大多只会考察车程在两小时之内的公司。投资者与创业者之间需要维持密切的关系。前者要对后者进行指导，而且最好是面对面的指导。

　　除此之外，投资家们还要打理自己的管理团队，接洽创业体系中其他的重要角色，如律师、会计师、投资银行家和联合投资者。很多时候，风投公司的一个合伙人可能同时投资十几家企业，因此他不能在路上花费太多时间。这也可以理解，为什么作为哈佛学生的马克·扎克伯格，在暑假带着Facebook团队搬到了硅谷，并在这里落地生根。沙山街上的公认鼻祖是乔治·多里奥特，他是现代“美国风险投资之父”。多里奥特出生于巴黎，后来移居美国攻读MBA。1926年他被哈佛大学聘为商学院教授。

　　美国早期风险投资大多来自一些富裕的大家族，如洛克菲勒家族、费普家族和惠特尼家族。到了上世纪20年代美国股市起飞，他们的投资目标转向了公众市场，风险资金大为减少。到20年代股市崩盘后，这些富人开始回避所有的风险投资，转向机构投资。美国政府与大公司开始担负起为创业项目投资的职能。不过当时风险投资还被称为“研发成本”。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当时政府、企业和大学共同组成了研究网络，联邦采购计划的分包项目鼓励把技术转让到小公司。最著名的例子是合成橡胶的研发，在两年多的时间中，美国政府向51家企业提供了7亿美元的研发资金。

　　多里奥特就是在“二战”期间受到了相应的启发。他加入了一家名为“企业联合”的私人投资公司。这家公司从20名股东那里筹集了30万美元，用以资助那些寄予厚望并处于最后研究阶段的项目。后来，多里奥特被任命为美国陆军负责军需规划的负责人。他的责任是领导各个团队开发新技术，并把新的创意转化为用于战争的武器和装备。最成功的一个案例，是他资助研发了美军士兵的标准口粮袋。那是一个整体包装，里面有肉、饼干、饮料粉、甜点、口香糖和香烟。

　　“二战”后，多里奥特牵头成立了美国研究与开发公司，并通过上市募集了350万美元。公司的主要业务就是进行风险投资。1945年，它的另一位发起人，拉尔夫·弗兰德斯向全国证券委员会协会发表演讲时说，国家“不能无限期地只依靠我们大企业的扩张”，而需要用“新的方法来应用发展资金”。这家公司试图把那些拥有伟大创意而缺乏资金的创业者，和已经变得过于害怕风险的投资者连接起来。更重要的是，它是第一家从公众募集资金的风险投资公司，而不是来源于那些富裕的家族基金。

　　多里奥特提出了四条风险投资理念，确定了这个行业的基本信条。他认为：最好的回报来自风险最高的、从零开始的公司；最好的公司要依靠坚强的管理团队不断努力，不是一夜成功的；专业技术是最好的投资领域，是小公司抗衡大公司的核心竞争力；最困难的事情是说服创业者接受外界的帮助，比如聘用合适的经理人。

　　多里奥特最成功的案例，是以7万美元投资了数字设备公司（DEC），获得了70%的股份。几年后，DEC公司成为电脑软件和外围设备的领军企业，并在1968年成功上市。当初7万美元的投资，市值高达3·55亿美元。这笔投资的成功极大增强了人们对于风险投资模式的信心。

　　但多里奥特对于风险投资业最大的贡献并非在其成功的示范性，而恰恰在于失败的经验。由于其美国研究与开发公司是上市公司，要受到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严格监管。前者的员工常常在其下属的投资公司里任职，并坐拥附属企业的股票期权。但监管机构认为，上市公司如此操作存在利益冲突，不允许这样的行为。

　　于是人们发现，在证券委员会的监管体系下，风险投资家无法得到激励。当多里奥特投资的光学扫描公司上市后，该公司CEO赚取了1000万美元，但风险投资公司的负责人只拿到了2000美元的加薪。直接的结果，是美国研究与开发公司的投资精英不断离职，无力为继。这家公司后来被德事隆公司所收购，逐渐退出公众视野。

　　多里奥特与美国证券委员会的矛盾，直接推动了整个风险投资行业的体制转型。在他之后，风险投资家们都采取了“有限合伙”的企业组织形式，摒弃了股份有限公司的模式。在合伙制下，投资合同不会受到限制，参与各方可以做任何事情，而无须担心政府的干预。

　　风险投资合伙公司的构成很简单，分为有限合伙人和普通合伙人。前者出钱，后者做事。普通合伙人也就是通常所说的风险投资家，从基金中抽取2%左右的管理费，从基金获利中得到20%～30%的分成，作为业绩奖励。一只基金的寿命一般为10年，市场萧条的时候可以外加一年的延展期。基金通过股权收购或者公司上市而套现。大多数风险投资都被设计成可转换的优先股。如果一个初创公司失败，风险投资基金可以在公司出售或清算时，优先普通股东收回它的投资。如果创业公司成功，风险投资公司可以将优先股转换为普通股，和创始人共享巨额收益。

　　多里奥特之后，几乎所有的风险投资公司都采用了这种企业组织形式。野心勃勃的投资家与渴望财产大幅升值的金主们形成了利益共同体。

　　相比股份有限公司，风险投资的合伙制有更多的好处。一方面，合伙制能够通过提取基金管理费用来支付日常运营，无需通过股权融资或出卖公司来筹集资金，这给风险投资基金提供了更大的灵活性。另一方面，合伙制可以用附加收益给普通合伙人提供报偿，但股份有限公司很难采取类似的激励机制，无论投资对象获得了多大收益，投资者还是工薪阶层。同时，合伙制还可以对项目从长计议，合理评估资产价值，而无需理会监管机构对资产估值的质疑。

　　尽管市场涨跌无法预测，科技风潮不断变换。但在多里奥特之后，风险投资公司的投资信条与组织架构就已经定型了。

　　约翰·杜尔

　　1972年，尤金·克莱纳与托马斯·帕金斯在沙山路3000号创建了一家风投公司，这便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凯鹏华盈（KPCB）的前身。克莱纳是离开仙童公司的“八个叛逆者”之一，而帕金斯则是“风投之父”多里奥特的得意门生。他们是沙山路的第一批开拓者，也是最成功的硅谷玩家。

　　与其他风险投资公司不同，凯鹏华盈鼓励合伙人自己创业。得益于此，一批全球科技的领军企业应运而生，其中包括谷歌、网景、亚马逊、威瑞信、Sun公司、美国在线、基因泰克、赛门铁克和天腾电脑等。

　　在凯鹏华盈众多明星合伙人中，最成功者当属约翰·杜尔。

　　杜尔生长在密苏里州，在莱斯大学学习电气工程，并在1976年取得了哈佛大学MBA学位。他曾经在英特尔担任工程师和项目经理，但后来觉得厌烦了，主动加入了英特尔的销售团队，并且成为一名天才的销售员。有一次，他竟然在推销微处理器的生意中还顺带卖出了一台剪草机。杜尔始终对风险投资抱有兴趣，最终他离开了英特尔加入了凯鹏华盈，成为一名合伙人。

　　杜尔成功之后，他的履历也成为风险投资家的模板。他们通常在大学时学习工程，然后攻读了工商管理硕士课程。在一家高科技技术公司中干了几年之后，这位典型的西海岸资本家跟一位风险资本家学习，如何评价一个前来求助的创业家和他的企业计划书。最后，进入中年，这位风险投资家出山创业了。

　　加入凯鹏华盈之后，杜尔没有坐等投资项目上门。他经常去斯坦福大学的玛格丽特杰克大厅（斯坦福英语系的别称），聆听工程师和科学家们的讨论。他会出席电脑论坛会议，参加企业家俱乐部，去会见各种发明家。杜尔结交了众多斯坦福大学的前教师和校友，他们后来把自己的学生们介绍给了杜尔。那些青年才俊很多都成为杜尔的投资对象或合作伙伴。

　　在英特尔的工作经历，使杜尔拥有更敏感的技术嗅觉。作为80年代个人电脑革命的基石，以微处理器为核心的技术是他最先大面积开垦的风投领地。在十几年的时间中，杜尔先后向康柏、莲花软件、升阳微系统和美国在线进行了大手笔的注资。这些公司后来都成为行业领军企业，而杜尔也为凯鹏华盈带来了上百亿美元的收益。进入90年代后，他又捕捉到了互联网崛起的机会，先后对网景、亚马逊、谷歌等日后的领军企业投入了巨资。一系列的成功让杜尔获得了“风投之王”的称号。

　　杜尔说：“互联网以合法的方式创造了有史以来最大的财富。”这句话后来反复被引用，成为一个时代的格言。

　　杜尔以狂热和拥有近乎超人的精力而闻名。他骨瘦如柴，经常穿着宽松长裤和一件皱巴巴的蓝色上衣，前额头发披散。Sun公司CEO斯科特·麦克尼利这样形容他：“约翰·杜尔就像装有永备牌电池又吃了兴奋剂的兔子，而且将电线连到了胡佛水坝发电厂。”他总是开着一辆面包车，或者坐私人喷气飞机旅行。在90年代中期网络创业高潮迭起时，杜尔同时使用着五部电话、两部寻呼机、两部手机、三台电脑，后来，虽然他丢掉了寻呼机，但增加了一部手机和一台可以随时收发邮件的Palm，甚至在滑雪时杜尔还会在雪帽里带上一部手机。在他每天随身携带的50磅的书包里，还有两台笔记本电脑和两部相机，只要有可能，杜尔就会主动与每个会晤的人合影。

　　如果说，多里奥特一代的风险投资家们为这个行业树立了基本信条和企业组织方式；那么杜尔则建立了这个行业的工作准则。此前风险投资家会把资金投给创业者，然后坐在一边看，只会在公司走下坡路时才开始提问和干预。但杜尔不想做这种只提供资金的投资者。这意味着他要以设计师、顾问、战略家甚至执行者的身份参与到所投资的公司中去，为创业公司搭建团队，对管理运营负责。

　　从杜尔开始，美国的风险投资们开始真正成为创业团队的“教练”。与职业体育一样，这些“教练”决定“运动员”的“上场”人选与时间，并为其运动提供保障。杜尔认为，那些创业新手二十来岁，之前没有管理经验。因此，投资家要让年轻的首席执行官、创始人知道如何管理公司、如何租办公室、如何选择健康保险计划、如何发现销售前景、如何广泛地使用各种基础服务。将创业者介绍给“一位好律师、一位好银行家、一家好人力资源公司和一家好会计事务所”等等。这样，创业者可以少走一点弯路，产品市场化的进程也会显著加快。

　　正如硅谷人对杜尔的评价那样：“他喜欢在自己投资的公司里扮演上帝之手：亲手挑选首席执行官，向董事会建议战略。他被视为一个伯乐，能识别技术和经营层面的各种人才，并把他们挖来。”在这个过程中，杜尔平时编织的广泛人脉起了重要作用。最引人注目的是，在杜尔创立的一只基金中，竟有50多名顶尖企业家参与其中，如英特尔的格鲁夫、美国在线的史蒂夫·凯斯和罗勃特·皮特曼、Intuit和Excite等公司的创始人……

　　在对谷歌的投资中，杜尔最大的贡献也并非是资金支持，而是为谷歌招募到了最合适的首席执行官。当时杜尔向佩奇和布林总共推荐过75位候选人，但都被这两位技术天才挡在了门外。原因很简单，因为布林对担任Novell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的埃里克·施密特很感兴趣，但无奈被对方婉言拒绝。杜尔得知后，便对施密特展开了疲劳轰炸，甚至陪着施密特进行了一个月的晨练，最后终于让施密特坐在了谷歌这条船上。

　　风险投资的矛盾之处在于，虽然有大量针对投资项目的分析性研究，可是决策最终还得依靠直觉。不过杜尔不会雇用经济学家或分析家为潜在的投资进行数据研究。他一再强调：“我仍然在寻找一些吃着玉米煎饼、开学时还不知商业计划书为何物的斯坦福学生。我们会给他们一笔钱，并且集中与他们工作几个月，然后——‘哗’的一声！你就有了一家市值20亿美元的公司，就是这样。”

　　整个硅谷对于创业者的偏见也受到了杜尔的影响。风险投资家们更偏爱那些年轻的创业者，他们出生于高科技时代，深受“极客”文化影响。杜尔曾公开表示，他更愿意投资给“从哈佛或斯坦福辍学、痴迷于技术的白人男性”。但事实上，大多数创业者都是已婚人士，并且多半已经有了孩子。很多创业者在成功的时候，早已过了不惑之年。

　　马克·安德森

　　年轻的乔希·沙克特是一家社交书签网站的创始人。当有人喜欢某网站时，他会标记该网站，将该网站存到自己的书签网站页面中，并给网址加上一些相关的关键词作为“标签”。通过手机、整理这些标签，社交书签网站就创建了一种不同的搜索引擎，以显示出人们喜欢什么样的网站。在互联网泡沫破裂后的2003年，乔希去参加了每年一度的极客大会。第二天，他接到了一个陌生的电话：“嘿，我是马克·安德森，请告诉我你的地址，我想寄些东西给你。”

　　在硅谷，马特·安德森是家喻户晓的人物，他的名气甚至超过了比尔·盖茨和乔布斯。马克是网景的创始人。在90年代，他发明了全球第一款图形界面的网页浏览器，使互联网由科学家的专属品真正为人人能使用的工具。早在1996年，25岁的马克就登上了《时代》周刊的封面，标题是《黄金极客》。

　　接到这个电话后，乔希觉得是个恶作剧，但他还是报出了自己的地址。就算打电话的果真是马克·安德森，也许只会给他寄一件T恤衫。但不久之后，乔希收到了马克·安德森寄来的服务器。他后来了解到，这位互联网大神也参加那天的极客大会，并被自己的演示所打动，决定提供一些帮助。

　　马克后来也成为这家公司的风险投资人。

　　当马克打电话给乔希时，就像当年他自己接到了投资人吉姆·克拉克的电话。只不过位置发生了变化，他从创业者转化为了投资者。世纪之交的互联网泡沫改变了整个行业的生态。像马克这样曾经的极客和创业者开始走上前台，成为天使投资人，逐渐取代了上一代风险投资家。

　　互联网泡沫前马克就卖掉了网景公司，在硅谷过了一段隐居生活。他买了房子、结婚，足不出户，每天听古典音乐。2002年后，Web2·0与社交网站的兴起，使马克看到了新的机会。他不仅自己创办了社交网站Ning，还与网景的老同事霍若维茨成立自己的风险投资公司——Andreessen Horowitze，专投那些不为别人看好，但他们认为很有前途的项目。他不仅投资了大名鼎鼎的Facebook、Twitter和Skye，还持有Digg、LinkedIn及好莱坞著名喜剧演员威尔·法瑞尔的FunnyorDie喜剧网站的股份。

　　Twitter是马克在2007年无意中得知的项目，直觉告诉他这将成为互联网的下一个大事件。安德森没打招呼，直接拨通了创始人伊万·威廉斯的电话，表示了强烈的投资意愿：“投资Twitter是选对了时机，无论早两年还是晚两年，这都会是个失败的项目。”

　　事实上，当马克·安德森着手创立他的第三家创业公司Ning时，他个人投资了900万美元。这些钱来自他出售网景的收益。因此，他是自己的天使投资人，实际上也是自己的风险投资人。作为创业家，马克·安德森创立了两家成功的企业，市值都超过了10亿美元。在硅谷，10亿是一个神奇的数字，是男孩和男人的分水岭。在马克复出后，他同样在投资领域获得了不凡的成就。

　　在新一代投资家中，麦克斯·勒夫钦、雷德·霍夫曼和彼得·泰尔与马克的经历相似，他们都是支付平台PalPal的创始人，在完成创业后转身成为投资家。他们投资了Facebook、Yelp、LinkedIn、SixApart等著名创业公司。

　　社交网络兴起后，每一位进行着酷劲十足的新项目的年轻人突然发现，他们身后都站着一位来自前辈创业公司的天使投资人，为他们注入资金提供帮助。这些守护天使甚至主动去寻找要保护的孩子。

　　所谓天使投资人，也就是向那些有创意的点子注入首批资金的个体有钱人，在硅谷并不是什么新鲜名词了。但马克们的角色不仅仅是天使投资人，也不单纯是顾问、导师和教父。更年轻的一代对他们尊敬有加，因为他们创业的年代离这些年轻人并不遥远，不过就五六年而已。他们是这些年轻一代创业者可信赖的朋友，能提供的不仅仅是资金和经验，是后来者的“朋友投资人”。

　　扎克伯格也是安德森“守护”的孩子之一。2004年，扎克伯格搬到了硅谷。一年后，Facebook的支持者彼得·泰尔向他介绍了安德森。“他成了我的咨询顾问。对于管理和技术，他都有深刻见解，而且帮我形成了自己的观点。”扎克伯格后来说。

　　两人开始每个季度会面一次。马克成了扎克伯格的好友兼导师，并很快加入了Facebook董事会。在外人看来，安德森与扎克伯格的一拍即合，是因为他们有太多的相同点：两人都在大学毕业后便立即担任了大型公司的管理者；尽管身家过亿，两人都爱简朴人生——都喜欢穿T恤衫、短裤和人字拖鞋。

　　以往，风险投资家都会约定俗成地向所投公司收取高额管理费，但安德森却打造了一个新的模式。他不仅不收管理费，还把钱花在建立招聘、销售、商务团队辅助创业者，形成差异化。

　　马克· 安德森能够取代杜尔那样的老派风险投资家，很大程度上源于创业环境的变化。一方面，互联网泡沫后，创业成本大幅降低。1994年，网景公司成立时，像马克·安德森和吉姆·克拉克这样的创业者不得不购买昂贵的Sun服务器、Oracl数据库软件、易安信公司的数据存储设备、思科路由器，以及天价的带宽。他们还必须重金聘用大量程序员来编写上百万行的代码。这一切就需要200万美元，推出网站还需要1000万美元左右。想让网站真的有业务交易，还需要3000万～4000万美元。

　　然而几年之后，一切都不一样了。以Digg为例，创始人凯文·罗斯在前期准备上花了不到1万美元。他不需要一群高薪的工程师，只找了一个在网上结识的加拿大人，每小时付他12美元。当Digg与风险投资家谈判时，它已经拥有了一个定义明确的产品和几十万狂热的用户。这一切的成本总计50万美元。

　　马克·扎克伯格是个更极端的例子。他在哈佛大学宿舍里创建Facebook，所以房租和人力成本为零。当然，带宽、服务器、保证网络平稳运行，以及应付新用户加入增加的流量，运营网站也需要一些成本。但是成本已经很低了，扎克伯格只要在网上张贴几条横幅广告，就可以轻松支付这些开销。当他开始筹集第一轮投资时，网站已经盈利了。

　　如果现在大部分新兴技术公司仅需要6位数左右的投资便可以运作起来，那么传统的风险基金就失去了参与的机会。它们的管理规定只允许对费用庞大、尚处于初级阶段的公司或者已经发展至后期的公司投入更多资金，通常为数百万美元。但马克·安德森的公司却无比灵活。它最少可以只为某家公司投入5万美元，最高可以达到5000万美元。

　　当马克· 扎克伯格和凯文·罗斯这样的创业者需要资金时，他们首先会向这些朋友般的天使投资人求助。因为成本很低，所以“有钱的朋友”就可以让他们维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他们不需要过早去沙山路与风险投资家谈判出让股份。传统的风险投资家逐渐成为创业项目的晚期投资人。

　　另一方面，泡沫破灭后的几年，大多数风险资本家已然没有兴趣再投资新一批互联网公司了。他们还没从危机中恢复过来。新的创意如果没有清晰的获利途径，是不会受到他们欢迎的。而这却不是Web2·0与社交网络的运作方式。先吸引眼球，然后钞票自然就来了，才是Web2·0的故事。那些反叛的创业家和他们的“朋友投资人”正悄悄创造着这个神话。

　　于是，那些上一代的数字英雄们，在Web2·0时代转身成为风险投资家。这些新一代网络教父们一个接一个地从最热门的新公司得到了最丰厚的股份。当然，风险资本最后也来投资Facebook这样的公司。但他们投资得太晚。这就意味着，像马克·扎克伯格那样的创始人得以紧紧握住了手中股份，从而保持住了对公司的控制权。

　　保罗·格雷厄姆

　　硅谷的活力，不仅在于创业者层出不穷。另一方面，投资家也后浪推前浪。当马克·安德森们以“朋友投资人”的身份颠覆传统“天使投资人”时，保罗·格雷厄姆则创办了他的创业孵化器“Y-Combinator”，批量挖掘有前途的创业者。

　　保罗的投资哲学是将互联网创业公司比喻成为蚊子——“唯一的竞争优势就是数量多，作为种族可以生存下来，作为个体九死一生。”他每年举办两期创业训练营，从最开始一期仅孵化8家公司，到现在每期孵化60多家。“YC毕业”已经成为创业公司即将成功的代名词。同时他坚持通过博客分享自己对于创业、技术乃至人生的一些经验和看法，虽然更新频率不高，但是每篇文章都会被迅速传遍创业圈且被奉为经典。

　　保罗的早期经历和乔布斯有些相似。他们都是黑客，同样爱好艺术。1964年，保罗·格雷厄姆出生于匹兹堡郊区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父亲是设计核反应堆的物理学家。青少年时代，格雷厄姆就开始编程。但是，他的兴趣广泛。中学时，他喜欢写小说；进入康奈尔大学后，他主修哲学。后来发现哲学很难理解，于是研究生阶段他就去了哈佛大学计算机系，主攻人工智能。

　　他在这方面的学业也不顺利，并因此对学术感到灰心。博士读到一半，他又去哈佛艺术系旁听。拿到博士学位以后，他报名进入罗德岛设计学院暑期班，学习绘画课程，梦想成为画家。上完暑期班，保罗去了欧洲，在有500年历史的佛罗伦萨美术学院继续学习绘画。第二年，钱花完了，他不得不返回美国，在波士顿的一家创业公司中担任程序员。那时是1992年。此后的两三年，格雷厄姆一直过着一种动荡的生活。他栖身于纽约一间极小的公寓，追求自己的艺术家梦想，但是收入低而且不稳定，日子过得非常窘迫，常常入不敷出。他不得不经常替别人编程，赚取一些生活费。

　　终于有一天，保罗觉得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了。“我决定不当画家了，首先要彻底解决自己的收入问题。”他后来回忆道。

　　1995年，22岁的保罗·格雷厄姆和他的朋友罗伯特·莫里斯一起创办了Viaweb。Viaweb是一个帮助人们搭建网上商店的软件，也是世界上第一款基于互联网的应用软件。3年后，雅虎以接近5000万美元的价格收购了Viaweb。

　　卖掉公司后，保罗很快也离开了雅虎。他的生活顿时就空闲了，于是便将自己对于技术和创业的观点写成一系列文章，发表在个人网站上。这些文章受到读者的好评和追捧，访问量不断上升。

　　2005年3月，哈佛大学的学生团体“计算机协会”邀请格雷厄姆做演讲。他选择的题目是《如何成立创业公司》。“我对他们说，选择天使投资人的时候，最好选择那些自己有过创业经验的人。”说完这句话，他发现学生都以期待的眼神看着他，他赶紧补充说：“我不是天使投资人。”

　　但在演讲结束以后，他与学生一起喝咖啡聊天。他发现其中有些人很有才干和想法。他不由想到，如果没有天使投资人，Viaweb根本不可能存在，也就不会有现在的自己。于是，他决定为这些学生创造机会，看看他们能做出什么。

　　那年暑假，保罗和另外三位合伙人面向大学生组织了一个暑期创业项目。他从寄来的400份申请表中挑了8个团队，并为每个团队提供5000美元和创业指导。一方面，保罗希望尝试如何成为天使投资人。而另一方面，对学生而言，投入一个暑假来创业的机会成本极低，即使项目失败他也无需为此而感到内疚。保罗甚至已经做好初期投资资金打水漂的心理准备。

　　然而，出乎所有人的意料。第一期8个项目中有3个做得非常成功。聚合新闻网站Reddit，2006年被大型出版集团康德纳斯收购；移动支付服务网站TextPayMe，2006年被Amazon收购；基于地理位置的社交网站Loopt，则被GreenDot收购。

　　于是，保罗觉得可以把这件事情做下去，将扶植创业公司作为一项事业。他和另外两位朋友合伙在硅谷成立了Y-Combinator，简称YC。Y-Combinator是一个编程术语，意思是创造其他函数的函数。

　　YC每年举办两期创业公司孵化班，每期为期三个月。每一个被选中的团队都会获得一笔总额为11000+3000n美元的种子资金。n指的是团队创始人的人数，3为上限，也就是说，如果创始人超过3个，n还是以3来计算，即种子资金的数额最高不会超过2万美元。作为交换，YC则获得创业公司的2%～10%的股权，通常是6%或7%。

　　YC的合伙人对每个项目都进行个别辅导，不仅提供项目建议，还灌输方法论和价值观。每个星期四下午，创业者来到YC的办公室，与格雷厄姆或者其他某个合伙人见面，报告项目的进展，然后一起讨论如何解决一些棘手的难题。

　　面谈结束以后，就是聚餐时间。所有人一边吃饭一边聊天。同时，还有特邀嘉宾与创业者见面。嘉宾往往是技术行业的顶尖名人，比如Facebook的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Groupon的创始人安德鲁·马森等。

　　三个月的训练营行将结束时，创业者需要拿出一个可以运行的成果。YC到时会举行“展示日”，让风险投资商与创业者直接见面。创业者在台上展示自己的项目，风投在台下进行评估，有意向的话，双方再进行私下接触。

　　最初，只有保罗的朋友和以前的同事参加“展示日”。后来要求参加的人越来越多，几乎硅谷所有重要的风投公司和天使投资人都会蜂拥而至，以至于150人的会场坐不下。“展示日”不得不延长到3天，而每个项目只有两分半钟自我介绍的时间。保罗·格雷厄姆成为创业者品质的代言人。就像常青藤学校，“YC”毕业生们都得到了后续风险投资家的热捧。硅谷著名超级天使康威的基金SVAngles和俄罗斯投资人米尔纳明确表示，他们会为每一个YC的创业项目提供15万美元资金，没有任何前提条件。唯一的要求就是如果这些项目有下一次融资，这15万美元将获得同等待遇，转为股份。

　　所有学员刚刚来到YC 时，都会收到一件白色的T 恤衫， 上面写着“Make something people want”（制造用户需要的东西），等到他们的项目得到风险投资以后，又会收到一件黑色T恤衫，上面写着“I made something people want”（我制造了用户需要的东西）。这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保罗的创业理念。他希望创业者能尽快发布产品，这样就可以及早知道一个创意是否可行。

　　保罗认为，许多伟大的公司一开始做的都是与后来业务完全不同的事情。乔布斯创建苹果公司后的第一个计划，是出售计算机零件，然后让用户自己组装，后来才变成开发苹果电脑。创业者最需要做的，是倾听用户的声音，琢磨他们需要什么，然后就去执行。创业者需要吸收回馈，不断调整产品，才能发展壮大。

　　保罗心目中的创业者有三条基本素质：义无反顾的黑客、热爱新技术、沟通能力强。他十分看重创业者对新技术的热情。例如iPad首发的时候，大众因为不了解这个东西可以做什么而持观望态度，可是作为新技术的弄潮儿一定要第一时间来上手来试用，这样才能领先别人一步思考这个新的平台上有哪些新的机会。

　　与马克·安德森相似，保罗·格雷厄姆的崛起也得益于创业生态的变化。一方面，新技术不断涌现，创业者越来越多，创业成为一种生活方式，而不是少数人的专利。另一方面，创业成本越来越低，风险投资的门槛将大幅降低，钱不是问题，而投资人的灵活性与判断力更加重要。两股力量搅合在一起，便催生了新创业时代的到来。“以前创业很昂贵，你不得不找到投资人才能创业。而现在，唯一的门槛就是勇气。”保罗·格雷厄姆说。

　　作为投资家的保罗改写了创业家和硅谷投资者之间的旧秩序，塑造了创建技术公司的新范式。他使得创业公司规模更小、成本更低、行动更快。

　　他意识到，在这个创业的新时代，博弈的杠杆将更有利于创业者。因为创业者对资金的需求降低了，而他们的活力和想象力依旧重要。所以，创业者将占据公司的控制权。相应的，以往高高在上的风险投资公司的股份和控制权也将相应减少。

　　摘自：《三联生活周刊》2014年32期

　　李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