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曾说，乡村建设是整个社会的建设。言下之意，乡村建设并非仅仅关涉乡村一维
近日看到新闻，山东省正积极推进“乡村儒学”建设，引导支持儒学专家、知识分子到乡村开设讲堂，推广儒学，教化群众。联想到已经在安徽农村开展数年，颇为热闹的“碧山计划”，还有这些年轰轰烈烈的大学生村官计划，可以认为，新一波的乡村建设运动已经陆续铺开。
乡村的凋敝、空心化早已不是新闻，反哺农村也成为当下比较重要的话题。据不完全统计，近些年，点缀在全国至少40余处土地上的乡村建设实验，大致可以划分为知识分子主导以及政府主导两种模式，这也是百年来中国乡村建设的两条线索。
回看民国乡村建设的那段历史，人们常常用“失败”这样的词汇来概括。今天乡村建设的再兴，说明了历史上那些“失败”的乡村建设只是暂时画了休止符，它是一场未竟的事业。
乡村建设这一概念是在“乡土中国”视野下诞生的，“乡土中国”则是随着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开始把中国置于世界的视域中而催生的。“乡土中国”常常被想象成一个与中国的现代化背道而驰的概念，正因此，我们才能看到一波又一波的知识分子奔往农村的场景，也记住了晏阳初、梁漱溟、董时进、陶行知、黄炎培等名字。
据当时的南京国民政府统计，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的乡村建设，前后有团体和机构600多个，各地实（试）验区有1000多处，其中包括阎锡山“用民政治”以及改革村制的设想。涉及文化教育、农业技术、地方自治以及政权建设诸方面。可惜，这幅乡村建设蓝图未及从容展开，便因各种原因匆匆收卷。
再看今天的乡村建设，同样是在文化下乡、城乡商业互动、农民教育等方面下功夫，内核与当年并无太多实质的差异。
前些时间，有哈佛女博士质疑“碧山计划”依然是“知识分子做知识分子的，农民做农民的”。“碧山计划”在乡村建设中有多少代表性不说，知识分子和农民常在两个维度中做事却是常见的事实，这和梁漱溟当年所感慨的乡村建设者与政府应分而不分、与农民应合而合不来，如出一辙。
今天，面对在山东、安徽、江苏、上海、广西等地陆续蓬勃开展的乡村建设，虽然知识分子常常有着足够的真诚与热情投入其中，并不乏重现当年晏阳初举家搬离闹市、迁居定县的忘我精神，但是知识分子与农民之间巨大的理念鸿沟是一直存在的。
百年乡村建设之路，大体上总是跳不出知识分子或政府主导、农民接受帮助安排的模式。
对此，梁漱溟曾说，乡村建设是整个社会的建设。言下之意，乡村建设并非仅仅关涉乡村一维。
确实，如果没有整体理念的变革和根本上的社会建设，单单从农村入手，文化很难真正进入乡村，农民也很难从政府或知识分子的视野中真正挺立。
文/渠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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