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落马的天津市公安局原局长武长顺居然是个“发明家”，他在任上时申请了三十五项专利，其中三十四项与智能交通等领域相关。1999年后，武长顺的部分专利被大规模用于天津的交通领域，使他获利甚丰。
了不起，武长顺，“中国的爱迪生第二”非你莫属，不，应该叫“爱迪生第三”，因为王立军比武长顺还牛，他任重庆市公安局局长那会儿，申请了一百八十七项专利，所以有资格做“老二”，武长顺只好屈居“老三”。
公安局长成“发明家”，我这榆木脑袋实在想不出其中的奥妙所在。王、武两位都是直辖市的公安局局长，想来政务繁忙，哪有闲暇和兴致去从事发明创造？搞发明创造的人多是耐得住寂寞的人，爱迪生就不去说了，就以“发明大王”任文林来说，从1992年起，他共申请了一百二十一项专利，获得国家授权的有四十余项。为此，他付出了巨大代价：负债累累不说，还承受了妻离子散之痛。万般无奈之下，2001年9月，他向湖北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申请了“失业救济金”。
王、武两人申报的专利何以那么容易获批？难道他们申请的发明专利特别重要或者特别有创造性吗？我看未必，如王立军“发明”的女警官雨衣，无非是添加了点红色，这也能算是发明创造吗？如武长顺“发明”的交通信号系统，全市推广使用后不久就出现了问题，很多路口干脆撤了，这样的专利有多少技术含量？
令人不解的是，掌握发明专利审批大权的各级知识产权局对王、武两人申报上来的专利申请来者不拒，照单全收，无论是该批的还是不该批的都批了。这不免让人生疑，掌握专利审批大权的部门似有看人（实则看官职）而不是根据申请事项来行使审批权。
一方面，普通百姓申请发明专利难于上青天，如发明了“能够发汉字短信手机全世界首创人”的王国起，在申请专利中遭遇了诸多曲折，任文林就更不必说了；另一方面，则是某些官员申请专利轻而易举，两者构成的反差，不正说明有关知识产权的审批部门在专利的审批上涉嫌失职渎职？
古往今来，官员在任上成为发明家的事例极为罕见，在如今的体制下，肩负保一方平安的公安局长成为“发明大王”更是不可思议。王立军、武长顺这样的贪官成为“发明大王”，绝对是中国乃至世界科技史上的笑话！相关知识产权审批部门有必要对此进行深刻反思，尤其是当媒体揭露他们热衷于发明专利旨在借机敛财后，更应警觉，今后在审批官员的专利时要多问几个为什么，切不要再助纣为虐。
【原载2014年8月12日《中国青年报·青年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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