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伯之春”后中东国家争夺地区影响力的竞争

　　中东国家间争夺地区影响力的竞争由来已久。海湾战争后，中东地区形成两大相互竞争的集团：一个是由以色列、约旦、埃及和海湾君主国组成的所谓“温和阵营”；另一个则是由伊朗、叙利亚、黎巴嫩真主党、巴勒斯坦激进组织以及中东各色“圣战”团体所代表的“抵抗阵营”。地缘政治竞争和逊尼-什叶教派冲突是推动两大集团在该地区争夺影响力的重要动力。

　　“阿拉伯之春”前后，“温和阵营”内部出现分裂，卡塔尔和土耳其所代表的逊尼伊斯兰平民主义独树一帜，成为中东地区不可忽视的“第三种势力”。席卷该地区的民众抗议运动以及日趋活跃的伊斯兰政党的政治主张，充分体现出逊尼伊斯兰平民主义的崛起。在当今中东地缘政治竞争中，卡塔尔和土耳其所代表的逊尼伊斯兰平民主义，不仅与伊朗为代表的什叶派“抵抗阵营” 争夺影响力，而且与“温和阵营”中的沙特等海湾君主国较劲。[1]“阿拉伯之春”后，中东国家争夺地区影响力的竞争日益激烈、复杂。处于转型中的埃及以及深陷内战的叙利亚，成为最近一轮争夺中东地区影响力的竞技场。

　　日趋复杂的争夺

　　地区影响力竞争的原因

　　中东地缘政治竞争日趋激烈、复杂，源于这样几个因素。

　　一是教派冲突日趋激化。逊尼-什叶冲突是中东地缘政治的重要特征之一。“阿拉伯之春”后，海湾逊尼派君主国夸大伊朗对这些国家内部什叶派的支持，并据此出兵巴林，帮助巴林逊尼派政权镇压什叶派民众的抗议活动。巴林国内民众抗议活动引发的乱局被以沙特为首的海湾君主国演绎为逊尼-什叶教派冲突；与此同时，沙特和伊朗积极干预叙利亚内战，支持各自的代理人，使逊尼-什叶教派冲突进一步激化。教派冲突的激化导致中东地缘政治日益呈现沿逊尼-什叶或“温和阵营”-“抵抗阵营”分裂的极化趋势。

　　二是“阿拉伯之春”后，温和阵营内部分裂加剧。争执和冲突的焦点是如何对待该地区日益兴起的伊斯兰政党。土耳其和卡塔尔倡导逊尼伊斯兰平民主义，积极支持以穆斯林兄弟会为代表的伊斯兰政党；沙特、阿联酋和科威特等海湾君主国则强调维持现状，将伊斯兰政党视为对其政权的严重威胁。双方为影响埃及国内政治进程而进行的竞争，使“温和阵营”内部的分裂日益明显和加深。

　　三是美国中东政策的调整加剧了中东国家争夺地区领导权的竞争。在中东有关国家看来，奥巴马政府相对低调的中东政策及美国政府有关亚太“再平衡”和“能源独立”的言论，意味着美国将逐步减少其在中东的义务。此类认识促使中东国家，尤其是沙特，在批评美国政策的同时，加紧按自己的意愿塑造中东的地缘政治环境，从而使中东国家争夺地区影响力的竞争更加激烈。

　　争夺地区影响力的角逐者

　　角逐最近这轮中东地区影响力的国家主要包括主张逊尼伊斯兰平民主义的土耳其和卡塔尔；以沙特为首的主张维持现状的海湾君主国；以及代表“抵抗阵营”的伊朗。这些国家力图运用各自拥有的软硬实力工具，影响或塑造“阿拉伯之春”后的中东地缘政治环境，但谁都难以在这场角逐中脱颖而出，在该地区居主导地位。

　　一、土耳其：地区影响力不升反降

　　土耳其埃尔多安政府以“战略深度”外交思想为基础，在中东地区实行睦邻政策，以与邻国的“零问题”原则取代“零和”思维。 “零问题”政策不仅要求土耳其妥善处理与邻国的争端，还需要积极调停、斡旋中东地区的争端或冲突，为自身塑造一个和平的地区环境，并以此提升其地区影响力。

　　在“阿拉伯之春”引发中东巨变之前，土耳其的和平外交在调停2006年以色列-黎巴嫩真主党冲突和2008年加沙冲突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为其在该地区赢得了一定声誉。土耳其在积极提升地区影响力的同时，还极力通过外交活动，抵消或限制伊朗在该地区的影响力。土耳其就伊朗核问题提出不同于美西方的解决方案，此举不仅在于显示土耳其外交的独立性，也在于遏制伊朗地区影响力的扩张。埃尔多安政府还一度试图改善与叙利亚的关系，借此削弱伊朗的地区影响力。

　　为实现提升其地区影响力的战略目标，土耳其外交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打造所谓的“土耳其”模式，使其成为中东各国效仿的样板。埃尔多安政府在中东地区极力宣传土耳其在伊斯兰政党领导下的自由政治制度和快速发展的经济，以此增强土耳其在中东的吸引力。埃尔多安政府在中东的外交攻势取得了一定成效。“阿拉伯之春”开始后，埃及穆兄会和其他伊斯兰政党以及从事民众抗议活动的积极分子，纷纷视土耳其为未来效仿的对象，该地区的商界领导人也为土耳其的经济模式所吸引。

　　但土耳其过高估计了自身的软实力，低估了奥斯曼帝国在中东遗留的阴影。“阿拉伯之春”后，土耳其在中东地区的外交并未取得实质成效。就埃及国内政治进程和叙利亚内战而言，土耳其的影响力极其有限。2013年7月埃及军事政变后，土耳其在该地区的地位进一步发生动摇。埃尔多安政府对穆兄会的支持不仅使安卡拉与埃及新政府难以建立良好关系，而且与支持此次政变的沙特和阿联酋的关系也急剧恶化。[2]更重要的是，土耳其国内政局的动荡严重损害了埃尔多安政府打造的“土耳其模式”，导致其地区吸引力严重下降。

　　二、卡塔尔：地区影响力暂受限制

　　与土耳其一样，卡塔尔也是逊尼伊斯兰平民主义的积极倡导者，其提升地区影响力的主要路径也是通过调停、斡旋中东地区冲突，树立其声望。此外，卡塔尔公开号召和支持阿拉伯世界的政治改革，以显示相对于其他海湾君主国的独立性和特殊性。所有这些使海湾小国卡塔尔赢得了一定地区影响力。

　　在“阿拉伯之春”引发中东地区的动荡局势后，卡塔尔积极支持各色伊斯兰政党，并试图对埃及国内政治进程和叙利亚内战走向施加影响。卡塔尔向活跃于叙境外的叙利亚反对派提供资金，并向叙国内极端组织提供武器。在埃及，卡塔尔是穆兄会的坚定支持者。2013年7月埃及国内政变后，卡塔尔的这一立场为其带来负面效应，其以逊尼伊斯兰平民主义倡导者身份影响地区政治走向的努力，遭遇严重挫折。

　　沙特和阿联酋通过支持2013年7月埃及政变，挫败了卡塔尔试图影响埃及国内政治转型的计划，严重打击了卡塔尔近年在中东地区树立起来的威望。沙特和阿联酋利用这一契机，进一步对卡塔尔施加压力。2014年3月，沙特、阿联酋和阿曼宣布召回其驻多哈大使，以抗议卡塔尔拒绝执行海湾合作委员会的相关协议，即海合会成员国不得庇护那些将会给另一成员国造成危害的个人或团体。“阿拉伯之春”后，沙特、阿联酋等主张维持现状的海合会成员国强化对其国内穆兄会的打压，而同为海合会成员国的卡塔尔则支持穆兄会和其他伊斯兰政党，并对逃离海合会其他成员国的穆兄会成员给予庇护。[3]沙特、阿联酋和阿曼召回其驻多哈大使的决定，实际上是对卡塔尔庇护穆兄会成员的反应，此举进一步加剧了“温和阵营”内部逊尼伊斯兰平民主义与维持现状派之间的矛盾。

　　“阿拉伯之春”后，尤其是埃及2013年7月政变后，卡塔尔在中东竞争地区影响力的努力遭遇沙特等国的遏制。最近有关卡塔尔通过贿赂获得2022年世界杯举办权的报道，会进一步损害卡塔尔的形象。但卡塔尔通过金钱和半岛电视台增强地区影响力的政策并未发生变化，卡塔尔仍然是中东地缘政治竞争中不可忽略的一员。

　　三、伊朗：扩大地区影响力的努力遭遇挫折

　　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后，对外输出伊斯兰革命，将伊朗影响力投放到波斯湾西岸的阿拉伯世界，一直是伊朗对外战略的重要目标之一。伊拉克战争后，伊朗在中东地区的战略地位有所改善。德黑兰充分利用这一时机，在伊拉克和其他海湾国家扩展自身的影响力。更重要的是，伊朗在这一时期巩固了与叙利亚和黎巴嫩真主党的关系，建立起所谓伊朗-叙利亚-黎巴嫩真主党轴心，并通过支持哈马斯抵抗以色列的斗争，为自己在阿拉伯民众中赢得一定声誉。在2006年以色列-黎巴嫩真主党冲突中，伊朗和叙利亚支持的黎巴嫩真主党表现出色，伊朗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达到迄今为止的最高点。

　　2011年后，伊朗试图利用“阿拉伯之春”引发的乱局，进一步扩大其在中东的影响力。但事与愿违，其努力遭遇了挫折。首先，“阿拉伯之春”后，德黑兰极力将席卷大半个中东的民众抗议活动描述为“伊斯兰觉醒”，试图以伊朗伊斯兰革命的意识形态主导该地区未来走向。但从“阿拉伯之春”的进程和相关结果看，伊朗的神权统治制度并没有发挥出其所预期的吸引力；其次，叙利亚陷入内战后，伊朗所借助的伊朗-叙利亚-黎巴嫩真主党轴心难以发挥原有的作用，对阿萨德政权的支持不仅消耗了伊朗大量资源，而且激起了一部分阿拉伯民众对伊朗的反感；最后，以沙特为首的主张维持现状的海湾君主国以镇压巴林国内民众抗议活动为契机，进一步限制伊朗在海湾地区利用他国什叶派扩大其影响的努力。与此同时，美国和国际社会为解决伊朗核问题而对伊朗施加的各种制裁逐步产生效力，伊朗国内经济面临的困难日益严重。2013年8月上台执政的鲁哈尼政府开始把注意力更多地转向应对美国和国际社会在伊核问题上对伊朗施加的压力。尽管如此，伊朗并未放弃在中东阿拉伯世界扩展影响力的战略目标，仍然是角逐中东地区影响力的竞争者。

　　四、沙特阿拉伯：在竞争中逐渐得势

　　长期以来沙特对中东地区事务具有较大影响力，这源于其伊斯兰教“圣地”保护者身份以及在维护世界能源安全中举足轻重的地位。与美国长期稳定而牢靠的盟国关系也是沙特借以发挥地区影响力的重要筹码。不过，近年来，沙特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也遭遇了一系列挑战。

　　从2003年伊拉克战争开始，直至2011年初中东民众抗议运动爆发，沙特在该地区的影响力处于相对下降趋势。埃及穆巴拉克总统的下台进一步加剧了沙特王室政权的孤立感。此后，沙特决定独立或联合其他志同道合的海湾国家，重树其地区影响力。在巴林爆发大规模民众抗议运动后，沙特更多地从教派冲突角度看待巴林国内局势发展。沙特认为，巴林民众抗议活动是伊朗在什叶派民众中扩大其影响的结果，如果听任巴林什叶派民众推翻该国的逊尼派统治，无疑会进一步增强伊朗在海湾地区的影响力。以此认识为基础，沙特果断地以海合会名义出兵巴林，帮助巴林逊尼派政权镇压该国什叶派民众的抗议活动。沙特积极支持叙利亚反对派推翻阿萨德政权的活动，为反对派提供资金和武器。沙特积极干预叙利亚内战的目的主要是遏制伊朗的地区影响力。在埃及2013年7月政变中，沙特联合阿联酋和科威特，支持埃及军方对穆兄会的镇压，通过此举大大降低了土耳其和卡塔尔对埃及政治进程的影响，并对政变后上台的埃及政府给予大量援助。通过上述活动，沙特逆转了其地区影响力下滑的趋势，并在中东地缘政治竞争中，尤其是在事关埃及政治进程的竞争中，处于较为有利的地位。

　　争夺地区影响力的竞技场

　　“阿拉伯之春”后，中东国家争夺地区影响力的竞争主要在埃及和叙利亚展开。埃及转型和叙利亚内战充满不确定性，而有关国家的干预和竞争使这两国的局势更为动荡。中东主要国家在埃及和叙利亚的角逐，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各自目前在这场地缘政治竞争中所处的相对地位。

　　一、在埃及的竞争：以沙特为代表的海湾“维持现状国”取得优势

　　埃及穆巴拉克下台后，土耳其一度试图利用其发展模式、经济实力以及正义与发展党和穆兄会的密切关系，将埃及纳入土耳其所希望的发展轨道。但埃及方面只对来自土耳其的投资感兴趣，并不希望与土耳其建立更密切的战略关系。2013年7月埃及政变后，土埃关系进一步恶化，土耳其影响埃及国内政治进程的努力也基本停顿下来。

　　穆巴拉克政权倒台后，伊朗也试图将自己的影响力扩展到埃及。伊朗军舰借道苏伊士运河，而两国决策人士也开始公开谈论埃伊关系正常化的可能。2012 年8月，时任埃及总统穆尔西访问德黑兰，参加在当地举行的不结盟运动首脑会议。伊朗总统内贾德则于2013年2月访问埃及，参加在开罗举行的伊斯兰合作组织首脑会议。2012年下半年至2013年初，埃及国内经济局势急剧恶化，德黑兰主动向开罗提议，向后者提供其急需的燃料。但德黑兰在埃及扩展影响力的意图遭到埃及军方和埃及国内各色伊斯兰极端组织的抵制，没有取得实质进展。[4]

　　在穆尔西执政时期，卡塔尔曾着手向埃及提供50亿美元援助。[5]加上多哈持有的逊尼伊斯兰平民主义倡导者身份，卡塔尔在穆尔西时期的埃及建立起了较大影响力。但多哈的相关政策在中东和埃及国内给人的印象是卡塔尔只关注穆兄会而非更为广泛的埃及民众。因此，2013年7月埃及政变后，埃及国内民众对卡塔尔在其境内的活动持反感态度。穆尔西政权垮台后，卡塔尔在埃及的影响力急剧下降，其地区威望也遭受重创。

　　2013年7月埃及政变后，沙特也趁机扩展其在埃及的影响力。沙特联合阿联酋和科威特，向埃及新政府提供120亿美元援助。[6]此举不仅在于为埃及经济注入活力，也旨在影响埃及的政治进程。穆尔西政府与德黑兰的接近使沙特日益担心伊朗影响力在埃及的扩张。与此同时，埃及穆兄会与卡塔尔的密切关系使沙特在“温和阵营”内部与卡塔尔的竞争处于不利地位。沙特联合其他海湾君主国支持埃及2013年7月政变并借机影响此后埃及国内局势发展，此举是沙特在地区范围内削弱卡塔尔和伊朗影响力的缩影。进入2014年后，沙特进一步扩展在埃及的影响力，宣称为埃及新政府提供100亿美元援助，用以从俄罗斯购买军事装备。[7]2013年7月以来，沙特成为在埃及最具影响力的中东国家。

　　二、在叙利亚的竞争：伊朗与沙特、卡塔尔的角逐

　　叙利亚危机爆发后，土耳其试图故伎重演，以外交斡旋和调停解决危机，借此提升其地区影响力。在以外交手段迫使阿萨德政权下台未果后，随着叙利亚危机演变为内战，土耳其也卷入其中。此时土耳其在叙利亚问题上的政策主要旨在遏制伊朗的影响，支持伊斯兰极端好战分子与叙利亚政府军作战。但土耳其无法统一其支持的各色反对派武装，并因支持各色伊斯兰主义者而加剧了与沙特等海湾君主国的矛盾。叙利亚危机及随后的内战充分暴露了土耳其地区影响力的局限性。

　　沙特与卡塔尔在争夺中东地区影响力时存在竞争关系，但两国对叙利亚内战的干预却有着相同的目标，即推翻阿萨德政权，遏制伊朗地区影响力。它们致力于支持“叙利亚全国联盟”和“叙利亚之友”，但同时以资金和武器支持与叙政府军作战的各色武装团体。沙特和卡塔尔涉足叙利亚内战的细微差别在于，与沙特相比，卡塔尔支持的武装团体更为极端、好战。

　　沙特和卡塔尔在叙利亚面临的主要竞争对手是伊朗。在伊朗看来，维持和巩固阿萨德政权事关其至关重要的利益。伊朗-叙利亚-黎巴嫩真主党轴心是德黑兰在中东阿拉伯世界发挥其影响力的重要支柱，阿萨德政权的垮台意味着伊朗将失去叙利亚这一重要盟友，而在失去叙利亚之后，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援助也难以有效实施。阿萨德政权的垮台便意味着伊朗-叙利亚-黎巴嫩真主党轴心的崩溃。因此，德黑兰不遗余力地支持叙利亚政府军。在叙利亚内战形势发生有利于叙政府军的转变后，从2014年1月开始，伊朗加大了对叙政府军事援助的力度。从战场形势看，在伊朗与沙特为首的海湾君主国就影响叙利亚内战走向展开的竞争中，伊朗目前处于相对有利的地位。

　　“阿拉伯之春”以来，在中东国家争夺地区影响力的竞争中，无论是在埃及还是叙利亚，土耳其近年来积累起来的地区影响力的局限性暴露无遗。加上国内政局原因，土耳其一时难以在这场竞争中有所作为。沙特和伊朗分别在埃及和叙利亚得分较多，卡塔尔在埃及遭遇重创，但并未放弃提升其地区影响力的抱负，且握有一定的软硬实力工具。沙特、伊朗和卡塔尔等中东国家近期争夺地区影响力的竞争会更加激烈。

　　[1] Nabeel A. Khoury， “The Arab Cold War Revisited： The Regional Impact of the Arab Uprising”， Middle East Policy ， Vol. XX， No.2， Summer 2013， p.73.

　　[2] 同[1]， p.86.

　　[3] Steven A. Cook， Jocob Stokes and Alexander J. Brock， “The Contest for Regional Leadership in the New Middle East”， Middle East Security Series， 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 June2014， p.8.

　　[4] 同[3]， p.12.

　　[5] 同[3]， p.12.

　　[6] Jeremy M. Sharp， “Egypt： Background and U.S. Relations” ， CRS Report， January 10， 2014， p.4.

　　[7] Colin Kahl， Michael Gfoeller， Mark N. Katz and Mark T. Kimmitt， “U. S. Commitments to the Gulf Arab States： Are They Adequate？”， Middle East Policy ， Vol. XXI， No.2， Summer 2014， p.8.

　　张帆／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