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则与创新：来自数字时代的深思

　　在我看来，时常光顾日益开放的中国是十分有必要的。因为中国不仅是全球性强国，更是数字化革命方面的重要力量，尤其是中国让移动业务发展到从未有过的高度。今天，我将通过一些具体的案例，为大家介绍一些一般性原则，以及一些未来需要注意的相关话题。

　　数字技术改变生活

　　我选择互联网作为我的职业，而且今天我能在职业生涯中取得如此的成功，其实完全始于一个偶然的机会。互联网诞生于我的学生时代，当时我正在麻省理工求学。互联网就诞生于我求学的地方。所以很自然的，我成为了一名互联网使用者。

　　试想一下：互联网上的每一个人都相互认识。当然，那时一共只有几百个用户，所以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困难。某种程度来说，许多我的朋友，我的同事，都是互联网的创始人。也就是这群人，之后引进了TCP/IP，使之成为互联网的核心原则。但我今天仍可以负责任的说，他们之中没有任何一个人意识到互联网将会变得如此重要。

　　事实上，在80年代末，我曾在伦敦与十余人进行探讨，互联网将何去何从。我向在场所有人提问：2000年时，互联网用户量将达到多少。他们回答我，3000万，4000万，900万等等。有一位与会者比较激进，他说，8000万！你们能想象吗？那时是1989年！我在那个会议上说到：“我认为，将达到10亿。”人们听完后大笑。他们笑着说道：“Nicholas你又来了，你总是这么激进，你根本没有思考。”当时，我告诉他们，等着瞧吧。

　　直到今天，我们还在争论，2000年时或者直到2000年底，是否有10亿的互联网用户。但是今天，毫无疑问，中国拥有近10亿用户。在不远的将来，世界更将拥有70亿以上的用户，所有人都将能够使用互联网。这一点毫无疑问。所以，我接下来将讨论如何利用科技，尤其是互联网和数字技术让我们的世界更美好。

　　从哲学的角度，人道主义的角度，以及简单的功利主义角度，都可以让世界变得更好。例如，扩展能力范围，为世界研发新应用，互联网移动媒体等都可以实现这一目标。在谈论让生活更美好这一话题时，我想区分开任务以及市场的概念。

　　十年前，我注意到中国并没有很多非盈利组织和慈善机构。在西方，国家并不能关注到所有事，所以制定了全套的法律制度，以确保人们拥有各种方法来完成任务。

　　比如你的任务是确保能为所有人提供纯净水，那么在这个任务中你需要关注的是，有多少人还没有享受到纯净水。从另一方面来说，你也可以研发净化水的新方法，遵循市场规则打造一个好的销售环境，并将水销售出去。我之所以在这里区分市场与任务的概念，并不是为了比较二者的好坏，甄别哪一个更重要。

　　我只是想告诉各位，每天早晨我醒来时都问自己：我所承担的使命是否能由市场来完成。如果答案是肯定的，我就停止我的工作。因为如果一项任务能通过市场来完成就让市场来做，市场通常还会完成得更好。我在人生中的职责是，做市场力量所不能做的工作。当然，我所做工作的也必将比不上市场的力量，但是至少我们所做的有所区别和不同。

　　接下来，我将为大家介绍一个教育案例。

　　1982年，Media Lab建立的三年前，我正在非洲工作。史蒂夫·乔布斯，我亲爱的朋友，当时给了我300个苹果2S。我把它们带到了塞内加尔，给了那些从未见过现代科技的孩子们。那里的孩子们可以享受到一点电力，可是并未真正地体验过现代社会的生活。在1982年，这些既不能说法语也不能说英语的孩子们，只是把2S当做钢琴来使用。孩子们不需要特别的指导，就能如鱼得水地使用这款产品，仿佛一种与生俱来的能力。这是我在1982年学到的重要的一课。

　　也就是那时，在我们使用互联网的时候，我意识到互联网将成为一种人权。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将是一种公民责任。

　　社会形态是多种多样的。社会的存在，是为了让群体的生活质量比单打独斗的人过得更好。因为，如果每个人都只顾及自己的话，那么比如公路、下水道系统等公用设施都将不存在。而我们开始所提到的教育，大多数社会都将它列为公民责任。除此之外，公民责任还包括，基础医疗，清洁用水。如果教育是公民责任的内涵之一，那么我认为互联网的权利也应当纳入其中。因为对我而言，教育和互联网是一样的。

　　反思效用

　　现在我要提出一种并不受欢迎，被我称为“耗尽大脑”的方式。我在担当Media Lab主管时发现，观察初创公司的基本研究以及大公司的做法的区别是一件有趣的事。但现在，我们走向了一种极端，被称为新创经济的启动经济，让许多年轻的大脑都退出了市场，只留下了极少的拥有大想法的人。当你身处一个会议中，无论何人向你提出了一个问题。第一时间，你应该对自己说，或许你也可以对别人说，我们不要立刻思考这个问题。让我们来想想，我们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你是怎样看待不同的问题的？思考自己的想法是生活中重要的准则。尤其是在会议中，当每一个人都在快速作答，希望找寻到让自己看起来与众不同时。你快速的反思细节，并且从更大的角度出发，反思自己的想法。这是一个惊人的变化。

　　我所谈论的这一点，纯粹针对于互联网方面。Media Lab的一个教员告诉我，最近他向一个50个人的班级提问，有多少人想要一辆汽车。无人举手！没有一个人想要汽车！我说，天呐，当我18、9岁时，拥有一辆车多么重要。拥有一辆汽车代表着自由！拥有一辆车代表着地位！拥有一辆车你就拥有了一切。但是现在，对于20世纪的人来说，或许至少对于这些人来说，他们不想要一辆车。许多年轻人在16、17或者18岁就已经拥有了驾照，拥有驾照的年纪取决所在地，而不是你想要拥有。现在，年轻人拥有驾照或许只是因为父母的要求。

　　在美国，我这一代人认为，最好的生活是离开城市。因为城市是肮脏的、不安全的、学校也不好，而且城市还存在许多许多问题。所以你需要离开它，搬到郊外生活。而且如果你在城市工作的话，通勤成本也并不高。郊区是低密度的，城市里的人只能有一小块地方，但住在郊区的人却能有块后院。但现在的年轻人都不爱住在郊区，郊区过于无聊，必须长时间开车，而且文化生活贫瘠。所以，虽然我们的世界由城市和乡村组成，但两者之间有着清晰的界限。这都是因为世界的数字化、自动化。

　　在美国和欧洲，当你的孩子打算去读大学，他选择了一所艺术学院。在十年前，这事件非常具有代表性，你一定会看着你的配偶，对孩子说道：“噢，亲爱的，我们做错了什么？”父母认为至少孩子不该站在街头卖艺，而应该去读电子工程系、法律或者商务等等。不该是艺术生。

　　现在，这一切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反思做事方式，是一种快速总结当下变化的办法。在1968年，一个名叫Seymour Papert的人有一份非常简单的观察报告。他的观察报告是关于，小孩子写电脑程序时，他们最能够对自己的想法作出反思。因为当你书写一个电脑程序时，你无法在第一次就运行它，你必须去调试它。

　　你无法画一个圆。所以你写了一个程序，一些代码，你执行这个程序，它还是无法画一个圈。屏幕上的线条疯狂的乱窜。接下来孩子们会做一些什么呢？他们会检查发生了什么，返回查看自己的代码，然后再试一次。也许两到三次之后，就可以完成一个圈了。这其中发生了一些深刻的事。当孩子们做程序时，有意无意的，孩子们都处于学习程序的过程中。孩子们反复地测试，通过这种行为来检查他们可以对代码作出什么改变。这就是学习过程的本身。所以Seymour Papert以及其他人，当然也包括我本人。在七十年代的时候，我们认为对于孩子而言，利用电脑编程是一件很自然的事。

　　成功背后的险情

　　我和史蒂夫·乔布斯很熟，我们是很好的朋友，尤其是在八九十年代，我在做“每一个孩子一台电脑”的项目的时候。2000年初，我和他们达成一致，我决定我要给他带去一台特别设计并且上市的电脑。就这样，七年半前的一天，我去他的办公室见他。我们在他的私人会客厅里呆了将近三个小时，我向他展示这台电脑。当我向他展示的时候，他把手插在裤袋里。最后，他拿出了iPhone手机，那个时候，虽然iPhone已经宣布要上市，但是据我所知，还没有人见过这部手机。他充满爱意地抚摸着iPhone，和我说：“尼克，这就是我一生的杰作。让我给你展示它是怎么工作的。”他大约用了一个小时，向我展示iPhone所有的特点。我提醒他：“史蒂夫，你还记得吗，我是摩托罗拉公司的董事。”他说：“我知道。”我说：“我能把我看到的告诉其他的董事吗？”他说：“可以，不过别告诉记者们，你可以在上市的时候再告诉他们。”刚好，五天后我们有一个董事局会议。我参加了会议，并和主席说：“我想用五分钟把史蒂夫·乔布斯展示给我看的东西告诉大家。”他在第二天早晨给了我五分钟，让我描述了我所看见的东西。我认为我的想法是很重要的，但是我被告知这只是一桩得不到收益的小生意，乔布斯在一年内不可能卖出一百万台以上的iPhone，与此同时，摩托罗拉每年卖出的手机超过2.2亿台。不止如此，iPhone的重要性不仅被忽略了，而且还被嘲笑了。有人在下一场会议时说：“看，它根本就不是一个成功。”在下一次的会议上，他们又说：“你看，他们到现在仍然连一百万台iPhone都没有卖出去。”这个故事中对我有意义的部分不是他们的想法到底是对的还是错的，而是———当你看到一项创新的时候，特别是，当你是一个成功人士，你在做一些看起来一帆风顺的事情的时候，正是你失败的时候。iPhone的成功已经很好的证明了这一点。

　　创新研究

　　现今，有些事情有一点不对劲，那就是，大部分认为自己已经融入物联网时代的人，仅仅停留在入门阶段，诸如利用手机与门或烤箱的连接，遥控开门，或者开启或关闭烤箱。这就是我认为人们被误导了，或完全还没入门的原因，因为他们只知道用手机遥控开、关其它设备，或是把东西移来移去。真正的入门玩家应该是利用物联网实现智力的流通。我们不应只是把手机变成门钥匙，我们应该做得到，当我们走过门时，不用把手机掏出口袋———因为回家时我们手上可能正拎着东西———它能自动识别我，使我不通过接触自动开门。我们应该同时给予门把手以“智力”。

　　关于烤箱，我不用告诉它应该怎么做，真正的物联网应该是这样的，当你把一只鸡放入烤箱，烤箱会对你说“啊，是只鸡！我知道怎么烹饪鸡”。智能已经赋予给了烤箱，而不仅仅限制于遥控。人们对于物联网的思维模式已经形成了“物联网即遥控事物”的定式，这样的思维定式已经耽误了物联网智能社会的形成。而在我看来，物联网智能社会正是未来社会发展的主流方向。

　　另外，极端仿生学也是我们正在研究的一个课题。这不是一个领域，这是一个涉及了生物和工程，还有神经科学的范围。即背负着消除所有生理和心理障碍的任务，把大脑直接和物理世界联系（通过可穿戴设备和假体设备），而不仅仅和外部世界相联系。为了完成这个任务，我们正在建设一个新的中心，而这就是我最近一直积极参与的建设工作。这儿有一个大家应当认识的人，他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的教授，他在几年前发明了电子墨水，就是现在你能在kindle或是其他电子设备上看到的技术。不过我选择他这幅十五年前手里拿着胶囊的照片的理由，是因为一件重要的事情，即我们接受信息的能力，无论是从血液循环中、从胃中、或是从视觉、听觉、嗅觉、感觉和味觉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渠道中。这些都是我们已知的获取信息的途径，那么，问题是，还有其他获取信息的途径吗？很多人研究大脑，尝试从外部给大脑信息。然而，解决这个问题十分简单的关键是———从人体内部开始。通过血液循环，不穿透头骨和其他的器官就可以接近神经元和大脑的其他部分。用这个方法，我们可能可以做一些从前甚至从未想象过的事情。这个研究小组现在正在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把大脑和一些假体的设备直接连接起来。你可以想象一下，一个人失去了他的双腿，装着假肢，当他走在沙滩上时候，感受轻柔潮湿的沙子对他来说是一项极大的挑战。现在，这样的事情有可能发生吗？当然有可能。就像我在今天说的，做对的事情很简单，只是时间的问题。

　　每一个孩子一台电脑

　　大约十年之前，“每一个孩子一台电脑”诞生了。“每一个孩子一台电脑”背后的理念更多关注于学习和教育孩子们如何能够自主学习，而不过多的关注于金钱。之后五年发生的美丽图景是大约三十亿台电脑被分发到说25种语言的40个国家中去。我从来没有做过类似的项目，每六年这个项目会花费大约十亿美元。

　　当我开始做“每个孩子一台笔记本”这个项目时。许多人质疑我：“你怎么可以在一个孩子衣食住行及健康等方面都没有得到保障的时候，只是给他一台笔记本电脑？”我的回答是：你不妨将句子中的“笔记本电脑”换成“教育”一词，然后再思考一次刚才的问题。之后，人们很快就能理解这个项目的意义了。

　　我们为“每一个孩子一台电脑”做的事情，情况又是怎么样的呢？我指的文盲就是那里的人们没有见到过字。那里没有电，没有电话，没有学校，什么都没有。我们做了一个实验———我们被扔在这样的一个村庄里。我们在埃塞俄比亚找到了符合这样的描述的两个村庄。我们带了和儿童人数相同数量的平板电脑，派了一个成年人向另一个成年人解释如何使用太阳能电池板。我们把一箱平板电脑放在村庄边缘，箱子是关着的，没有任何说明，也没有成年人的帮助。将会发生什么呢？平板电脑里有上千个应用程序，大多都是为孩子们设计的，游戏，有趣的书，有字幕的电影、动画，还有语言节目和其他东西。在一周之内，每一个村庄里的孩子每天会使用50个应用程序。而在两周之内，每一个孩子都会唱ABC的字母歌了。在六个月之内，他们就可以黑进安卓系统。我想说的是我很高兴我知道发生了什么，不过真正发生的是：有一个孩子正在扮演老师的角色。他使用给孩子设计的平板电脑，而这个过程没有涉及到成年人。所有人孩子都关注着他们感兴趣的不同的东西。如果他们在六个月后就可以黑进安卓系统，他们确实这么做了，你会怎么来衡量这个事情呢？这就是我开始做的事情，并且我正在做这件事情。

　　《数字化生存》作者 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