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的阶段性特征及新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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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布时间:2014-11-04 15:01
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景,主要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对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和发展空间的认识判断;二是发展战略的选择。国家所处发展阶段的不同,不仅意味着发展空间的不同,而且意味着发展矛盾的不同和解决策略的不同。现在,许多人经常把中国的发展问题与日本、美国等等进行简单比较,来得出问题的答案,这很不合理。就像在一个未成年的小青年与一个成熟的成年人之间进行比较一样,许多问题不具有可比性。
中国经济所处的发展阶段和潜在空间
中国经济目前处于什么发展阶段?
从历史视角,新中国以来的发展阶段大致分为四个时期,1950-1978年为非正常增长时期,1979-1993年为转轨过渡期,1994-2003转轨期,2004-2025双转轨时期。整体看,1978年到大致2007年,属于经济增长恢复期;2010年到2025年属于经济发展的关键时期。
从发展生命周期理论视角,建国后至2003年这一时期可称为发育阶段前半期,2004年到2040年前后大致为发育阶段的后半期;如果能够比较顺利地渡过2010-2025年这个关键时期,到21世纪40年代,中国将进入稳定发展的成熟阶段,整体进入发达国家行列。
中国经济发展的潜在空间如何?
从国家现代化实现的时间来看,多数发达国家经历了50-100年的时间,英国、美国等老牌市场主义国家经历的时间更长。后起的国家可以短一些,也需要50-70年时间,如日本、韩国。中国虽然属于后起,但因为体量大,笔者认为需要70-80年。因为中国建国后经历了非正常的发展期,把中国此前的时间折算一下,建国后至今大约经历了50年左右,所以,中国若要实现全面的现代化,还大约需要20-30年时间的努力。
从国家经济发展的潜在空间看,笔者认为中国经济的发展空间还很大。这只要看看人口和发展差距这两个方面就可以理解了。人口规模就像一只装水的桶的容量大小,桶越大,可以装的水赿多;发展差距就像这只桶里已经装的水的多少,已经装的比较满了,余下可以装的就空间就小了。
那么,中国这只桶的容量有多大呢?理论容量相当于整个欧洲加上拉丁美洲两个洲之和的概念,5%的人口就相当法国或英国的总人口还要多。这是欧洲一些国家的人们近年来惊异于中国人在海外惊人的消费力的主要原因之一,因为中国人口基数很大。这也是发展的一种比较优势。
中国这只桶还可以装多少水呢?从中国与发达国家或者世界平均水平的发展差距来看,中国经济发展的潜在空间仍很大。
(1)经济总量:1820年中国占世界GDP的比重约为31%,1913年约12%,1950年约5%,现在约11%。
(2)恩格尔系数:中国城镇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在0.3多一些,发达国家在0.1上下。
(3)人均GDP:美国在5万美元以上,中国约在6000-7000美元,大约是美国的1/8;2012年,中国排在84位,世界平均水平为63位。
(4)城市化率:中国为50%上下(像浙江省类似的省市,一旦土地制度和户籍制度获得有效突破,城市化率在未来15年就有可能达到70%上下),发达国家在80%以上。
(5)人均消费支出:2012年,中国城镇约3000美元;2010年,欧洲发达国家多在10000美元到20000美元,美国为26000美元,韩国为8000美元。
(6)中国内部各地区发展水平差距很大,收入分配差距很大,城乡差距很大。地区之间的梯度发展是正常的现象,因为中国是个超级人口大国,也正因为如此,为中国后续的经济提供了很大空间。
但也必须认识到,未来中国供求双方的状况已经与以前有很大不同了,需求空间已经主要转到深度的拓展上,供给空间已经转到高度或层级拓展上。概括地说,中国现在正处于转型、转轨时期,从生命周期阶段特征来看,还属于“青春期”,虽然成长开始放缓,但增长空间仍然较大。
中国经济发展现阶段面临的主要矛盾
潜在空间仍然很大,但是要把它转化为现实的发展绩效或者可持续的增长,中国面临的挑战和困难也比较大。这些矛盾和困难,一部分来自于这一阶段的特征,一部分来自外部的环境,一部分来自体制与制度,反映在资源、环境、要素、管理等多个方面。
中国现在正面临着以下矛盾累积后摩擦与冲突的爆发期:贫富两极分化带来的社会冲突;公权滥用与私权保护之间的冲突;腐败、寻租带来的民愤累积;经济发展与传统社会文化意识之间的冲突;中国崛起引起的国际摩擦与冲突;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之间的冲突;经济结构失衡引起的冲突。
上述问题涉及比较复杂的因素,这里着重讲讲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收入分配差距扩大问题。从经济学意义来理解,我们一定不要简单地把它当作仅仅是财富分配不均的问题。富人的边际消费率要大大低于普通人,当极少部分人占有了大部分财富的时候,整个社会的增长就会出现问题。同时,分配不均中还包含了大量的腐败和黑色收入,会引起社会阶层之间的矛盾冲突,影响社会的稳定性。
二是投资率居高不下和消费率贡献偏小的持续状态不能持续。从发达国家的历史看,我们现在这个时期,已经到了需要投资和消费共同来拉动经济增长的时候。消费率的提高,需要解决普通百姓的支付能力不足和社会保障不足的问题。
三是政府权力过于集中并且职能错位,过去十多年这种状况被强化了,出现了国进民退现象,对市场经济带来了伤害。
四是环境污染和资源约束。由于第三点,政府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中国的结构一边调整,一边形成了新的结构不合理,并且带来了更加严重的环境污染和浪费资源。
五是中国即将逐渐进入人口老龄化阶段,会产生许多效应。
六是原来的比较优势正在快速消减,劳动力成本、原材料价格、资金成本、运输成本、交易成本、环境治理成本等等上涨过快,而新的竞争优势还没有形成。
在上述背景下,中国经济需要在七个方面作出战略转变,包括:从追求总量增长调整到结构和谐基础上的增长、从追求“非农化”调整到经济良性循环的持续保持上、从追求产业结构的(主观)调整转移到长期要素禀赋结构的改善升级上、从对生产能力的追求调整到国内需求的拓展上、从对国有企业利益的保护调整到中国企业国际竞争能力的增强上、从工业及城市的倾斜发展调整到工农及城乡的协调发展上、从政府外部推动型经济调整到市场内生动力型经济上;走“中速—低熵”的发展道路,即经济增长速度在5%-8%之间的低社会经济成本发展模式。
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常态和战略应对
近几年,中国经济增长有所放缓。
但是我们应该客观地认识到,这是正常合理的现象。一是因为从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及时空条件判断,高速发展的时期已经过去并难以持续,中国正从此前的高速增长期换档到中速增长期;二是中国经济增长需要逐渐从投资的增长、从要素资源投入的增长转变到投资与消费的共同驱动和生产率的提高上;三是经济长期的高速增长,也带来了人们理念、政府管理方式上的诸多脱节矛盾,导致了许多发展矛盾的积累。这些都需要通过“中速”和制度调整加以消化、处理。所以,经济增长速度换挡,既是经济发展自身的要求,也是改革深化的需要,有助于中国未来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中速增长,是指5%-8%的增长,这个时期同样会持续15-20年时间,我们需要适应这样一种新常态。
在战略层面,要保证这样一种中速增长,就需要制度的变革配套。制度变革的着眼点在于解决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之间的不匹配性问题,解决各种矛盾冲突的制度性根源,核心是进行政治制度改革,推动政府职能的逐渐回归,实现依法行政。这里包含了很多、很大的信息,虽然难度和挑战都很大,但我们应该看到这个大的方向。
宏观调控和政策走向,必然是发展阶段特征和现实矛盾、现实问题和国际形势变化等等的应对反映。否则,就不利于中国经济的未来发展。概括地说,中国现阶段宏观调控的主基调就是十五个字:“稳增长,保就业,调结构,求质量,重民生”,可能的只是表述的不同,但会在未来十多年里一直延续下去。其中,“稳增长”是使得增长在一定的区间运行,可以容忍经济增长有一定的上下波动。这是解决现实矛盾的主要路径。具体政策的制定,要根据宏观调控的需要和短期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变化作出调整,作出相机抉择。
从产业发展的角度,哪些行业会受到政策的大力支持?笔者认为主要是移动互联网(特别是移动电子商务和移动网络金融等)、节能环保(特别是储能技术产业和新型环保技术)、新材料、新型电子信息(特别是智能技术)、生物医疗、健康保健、美容化妆品、娱乐休闲、新型服务业等等,未来十年里可能出现新的产业革命,出现几个具有革命性影响的技术突破,例如储能及能量转化技术、生物医药技术、电子信息技术等方面,因为这些方面技术的突破将对许多行业及产业链的“生态”或“业态”、“市场格局”等产生重大影响。
总的来说,笔者认为,政府投资总量会趋于相对稳定,主要根据公共需要解决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发展矛盾;金融改革的指向是疏理、调节产融结合中的投融资关系,优化资金在要素资源配置中的功能,货币政策会在谨慎稳健中更加灵活;产业政策会趋向于法治基础上的结构性调整,减少政府干预;经济增长会反映“中速—低熵”的理念;政府的经济职能重点逐渐回归到“要素资源的整合,收入分配的调节,依法行政,公共基础设施改善,公共服务”等方面。
中国经济发展要形成新的思路,在许多方面需要切断与传统经济、传统产业业态、传统企业经营方式的过多联结,应用新经济模式理念、新型产业理念和新型企业经营理念。这是中国克服传统经济发展模式、传统产业发展模式、传统企业竞争模式和实现超越的有效途径,在这些方面我们的路径依赖程度最小,有利于中国经济国际竞争力和影响的大幅提升,也是发展机遇所在。
□马良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