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与人文的神性张力

  步入人生壮年的洪浩昌先生,近年来声名渐显。这位出生于云南昭通、求学于杭州中国美术学院、活跃于北京画坛的著名画家的作品,给我三点深刻的印象。

  一是他的视角,不是中国传统的“三远”,也不是西方的焦点透视,而是他画中所葆有的那双“透视”世界的慧目。用他的话说,要在绘画里像帝王一样“俯视”世界,超群绝伦,俯览时物。

  他的“俯视”,不是高自标置,而是横而不流,不为人的盲动所拘。他画人物活动的场景,总是高高地悬望而下,人在世界中是那样的渺小。在他看来,人的生命本来就脆弱而渺小,但人却迷惘地去征服世界、解释世界、控制世界、消费世界,这不是人与世界的真实关系。人本来就是世界的一分子,却常常将自己从世界中抽离出来,站在世界的对岸看世界,这是造成人生命困境的根本原因。他画人从世界的对岸回到世界中,依偎世界,谛听世界,融入世界,与世界相优游。他的画反映的是人与世界密合的关系,这是他在生命直觉中发现的,是他在人生的沉浮中发现的。看起来人的活动空间变小了,但人心灵腾挪的空间却变大了。这是洪浩昌的画尤应引起我们重视的亮点。

  老子说,“为腹不为目”——不是以眼睛看,而是以生命直接体会。中国画以此为经世法则,浩昌先生的东方神韵也包含对此精神的参融。在他这里,没有抽象,没有具象,没有似与不似的斟酌,没有“马一角”、“夏半边”的程式叙述(纵然有相合,也只是意之合也)。他的东方叙述,其实是一种真实的人性叙述,一种接近于禅的叙述,创造了一种新的看世界的眼光。

  二是他作品中所透出的“神性”。

  他的画具有神性,但不是对神的传说的叙说;他的画具有宗教性,但也不是对某种宗教的皈依。

  神性,是对知性的超越。我们总以为通过知识可以解释世界上的所有问题,其实这是人类自大的表现,莽苍的世界有无数神秘的不可知的领域,人的精神世界有无限的幽暗的冲动。

  他作品的神性,与他的高原经验有关。他在皱巴巴的土地中发现那特有的神秘,一种鼓舞生命的力量。云南,这一高原之地,似乎离天较近,传递着“天的语言”。他的画中多有这种“转述”。如《天地间茫然行走的诗人》,朵朵白云飘在天池中,微小的人走在天池边。这幅画唤起我在云南梅里雪山的回忆,真是飘渺的天国之思。

  他的画还有一种“垂直向度经验”,似乎总有一些神秘的光影从渺然难知的地方透出。看他的画,似有一个关键词,就是“苍穹”——几朵云霓飘动的苍穹,湛蓝幽冥的苍穹。有幅画,就画渺渺苍穹中,有一枝寒梅与几朵羞涩的花相对,将人当下的鲜活揉进神秘的悠远中。第三,是他的作品所展现的自然与人文撕裂和融合的张力。

  与自然的亲和,几乎是其作品不变的主题。这并不意味浩昌先生迷恋“原初”。他亲和自然,不是爱自然、喜风景;他对田园的描绘,也不是重复田园牧歌的理想,更不能将其画当作近年流行的西方“荒野哲学”的图像呈现物。

  他说,到荒野中写生,回到乡村篱落生活,虽然有所满足,但又若有所失。只要离开北京一段时间,他就有异常难耐的人文饥渴。他认为,绘画所展现的是一个人文世界,文化的力量丈量出哺乳动物的局限,人是有深度的动物,文化给了他观世界的眼。只要来到北京,他就有狂奔的欲望,他的热情在喧嚣中升腾,他的创造力在昏黄的天幕中延伸。

  北京与云南、江南,在他这里化为独特的绘画语言。在北京,他尽情享受人文给他的恩赐,又感到人文“盔甲”的沉重。他在这里,总是不断地画江南园林、第十田园、云南系列,不是为了追忆,而是以“北京”的眼光看南国,以人文的眼光审自然。

  七年前,年轻的他来到北京,挫折和绝望伴随着他。如今他在这艺术的生态中立定,不是他的生存能力得到舒展,不是盛名荣光给他安慰,而是他在此体会一种人文与自然的撕裂和融会的力量。“北京”的语汇,在他这里意味着天堂与地狱共存、梦想与妄想同在、污浊与清净并流、强大与虚无兼具。北京是纠缠,是放任,也是解脱;是折磨,是沉溺,也是超越。他将南国的风雅琐屑、世俗缱绻,都裹进燕蓟的风烟中。这里没有杏花春雨江南,却有将你逼得没有退路的激情。

  文/朱良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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