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大学的理想主义

　　最近我时常问自己：到复旦来当校长，你准备好了吗？答案是“没有”。

　　一个大学校长的知识结构极其重要。从我的背景来看，我是一个自然科学家，具体一点是化学家，再具体一点就是高分子化学家，所以这点知识是非常有限的。

　　我在回复旦任校长前，北大一位退下来的副校长跟我讲，复旦大学是一所人文社科底蕴非常深厚的大学，你这个校长当得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文社科教授对你的认可程度。我听了以后出了一身冷汗，因为人文社科不是我的长处。我经常自嘲，别人有时也这么评价，我只是有点知识，但没有文化，也不懂管理，让我扛着复旦大学校长的名头，压力可以想象。

　　在国务院学位办工作这些年，我感觉很多学校在大学文化的坚守上，或者说精神和使命的坚守上普遍有所缺失。大家都在忙忙碌碌，“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一些荒唐事情就会出来。余英时《知识人与中国文化的价值》的序言里有这样一句话：“文化价值虽然起源于一个民族共同的生活方式，但必须经过系统的整理、提炼、阐明，才能形成一套基本规范，反过来在这个民族的精神生活当中发生引导作用。这一整理、提炼、阐明的重大任务，就中国传统而言，一直是由‘士’承担着的。”按这个定义，一个民族的文化尚且如此，那么大学的文化当然是由我们在座的、不在座的和已经毕业的所有成员来共同塑造、整理、提升的。

　　那么我们的教授和学者们应该向后辈传递一种什么东西？

　　首先，大学天生是一面永远高扬的道德旗帜，其中的优秀成员必须是道德楷模。人们对于大学的神圣和道德的纯洁性有着很高的企盼，希望大学成为社会的净土。因此，当一所大学出任何丑闻，人们都会非常关注。

　　大学不仅需要“学问”，更需要“道德”和“精神”。这些年大学的道德和精神有些缺失，有些学者身上出了不少怪事。一个道德败坏的学者是一所大学的污点，这一点毫无疑问。鲁迅先生曾经讽刺那些学术做得不错但道德水准不高的学者为“才子+流氓”。北大钱理群教授也有一句话，有些教授做了官以后，就是“帝王气+流氓”，帝王气就是唯我独尊，一切都是我说了算。我们大家都需要警惕这一点。而且，每一个教授的道德操守将影响我们对学生的教育。美国教育家德怀特·艾伦说过：“如果我们使学生变得聪明而未使他们具有道德性的话，那么我们就在为社会创造危害。”而如果教授本身成为危害的话，我们就创造了危害中的危害！

　　其次，大学学者应该崇尚学术。我完全赞成真正的学者应当坚守“学术本位”，尤其在现今，学术和市场结合越来越紧密，不恰当的政策使学术研究沦为一种完全的商业行为，其一方面有利于学术普及和成果转化，并反过来成为学术研究的推动力，但必须警惕学术研究出现完全商业化的倾向。

　　有位院士跟我说，现在我们似乎都采用“大寨式”的评工分。这是一种学术研究和评价手段的本末倒置。我并不是完全否认这些定量数据，关键在于对定量数据怎么看，赋予了多少它不应有的内容。比如跟学者的地位、收入等过分紧密地联系起来，必定产生大量“学术泡沫”、“伪学术”，甚至“恶学术”。如果这种倒置成为一种制度，即，一套非常严密的等级式的量化标准和繁琐而不切实际的“操作程序”，虽然现阶段很难避免，但从长远来看，十分糟糕，它是一种“学术科举制度”，促使少数人成为没有学问的“学霸”。

　　第三，大学学者要有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尤其在用“学术”或“知识”换金钱、换官位、骗色成为可能的情况下，更需要额外提醒。

　　我想我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不过令人有些沮丧的是，现在“理想主义”这个词好像就是“不食人间烟火”的代名词。理想主义不能遭到如此贬义的理解。理想主义是“彼岸”的一座灯塔，如果没有她，就无法照亮“此岸”。关于大学的理想主义告诉我们心目中的大学“应该”是什么样子。只有她存在，我们才能坚守我们的使命。

　　（此文系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就职演说）

　　（陆妍霖摘自《博客天下》）

　　杨玉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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