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大清国，你也配？

　　1862年5月，经法国公使哥士耆提醒，恭亲王奕訢产生了设立国旗的念头。六年前，华船亚罗号“冒挂洋旗”，惹出大麻烦。按国际海上惯例，不挂国旗便不能参与国际贸易，甚至会被视同海盗，可大清国没国旗，中国商人只好注册申请外国国旗，亚罗号由此成了“洋船”，后因涉嫌不法，被广东水师扣押，英国借口清兵搜查时侮辱了英国国旗，发起第二次鸦片战争。小小一面旗，关系如此巨大，奕訢自然要当个事办，可想来想去，也没搞明白什么能代表大清国，便提议用现成的“黄龙旗”，并飞书征求曾国藩意见。

　　在现代人眼中，龙是中国人的象征，我们是龙的后裔，但在古人看来，此说实在荒唐。龙是上古传说中的诸多神兽之一，皇帝出行要打109旗，前三位是风雨雷旗，龙旗只排第69位。宋之前，龙从未进入国家祀典，也没当过主神，它只是神仙的一种坐骑，最多算是“大奔”，早期皇帝均自称天子，绝不会说自己是龙子。元代以前，宰相也穿龙袍。

　　忽必烈为凸显皇家尊严，正式禁止民间使用龙纹，反而使其迅速普及。禁果总是格外香，真龙画不了，可以做高仿，到后来，麒麟、飞鱼、蟒、海马甚至斗牛图案，皆已龙化。作为特权的象征，龙的地位日高：隋代皇家专车上只雕饰两条龙，还在凤之下，占全部神兽数量的10%，可到了清朝，皇家专车上龙的纹饰达386条，占全部神兽数量的93%。正是扭曲的制度文化，使龙一家独大，奕訢的想象力因此被套牢，亦不足怪。曾国藩拿到奕訢的“国旗方案”，颇觉犹疑：把皇家象征下放给民间使用，这合适吗？但他毕竟老到，回信建议将“黄龙旗”斜着裁去一半，由长方形变成三角形，以免僭越之嫌。

　　曾国藩这番脑筋急转弯固然精彩，但依据的是官场奇葩逻辑，在实践中却行不通，直角三角形旗飘扬极难，国旗订单发给法国商人后，法国人直接改成了等腰三角形，好在大清国也没人去较这个真。

　　龙旗固然飘扬起来了，但样式各异，龙头该冲上还是该冲下，谁也说不清，龙的样子亦千奇百怪。直到几十年后，郭嵩焘才发现，按国际惯例，挂黄旗是船上有危重病人的信号，“禁舟人不得上下”。本想突出大清国的庄严，却搞成了国际玩笑。

　　但里子再亏，面子依然要撑住。每到大清皇帝生日（即万寿节），各驻外使馆必须按例挂“国旗”，当时大量华工来到美国，忍受着贫困、歧视与压榨，祖国意识油然而生，至晚自1888年起，旅美华人商会也挂“国旗”庆祝万寿节。华工们当然不知道，此举在大清国的土地上属大逆不道，升斗小民绝不敢尝试。

　　出了国才能打龙旗，不出国就不能打龙旗，这种颠倒的景象颇持续了一些年，本来井水不犯河水，但大清官员们觉得碍眼，干脆将“国旗”又改回长方形。这下，海外赤子们的三角形龙旗立刻就显得不正宗、不正统了。官员们的言外之意是：爱大清国，你也配？

　　直到1910年左右，大清朝才意识到，挂龙旗原来还有麻醉作用，还能让大家安心做顺民，转而走“开明路线”，每逢重大节日，“警察遍传内外城各铺户住户”，要求必须悬挂龙旗。这下苦了寻常人家，干脆雇人现画，便宜的只用“铜元四枚”，“乃于黄纸一幅上，涂一似蛇非蛇似龙非龙之怪物”。如此“新政”，怎可能不失败？果然没过多久，清朝的腐朽统治便告终结。

　　其实，龙也好，龙旗也好，都是想象出来的传统，是文化的建构物，固然能给心灵片刻的安慰，可深层问题不解决，靠这种小把戏，终归是混得过初一，混不过十五。

　　老北京有句刻毒的骂人话：“我可认识您，您每天第一个进西直门，身上还挂着龙旗呢。”乍一听，身份非常，其实不然。清代皇家御用玉泉山水，每天一早水车从西直门入城，走在前面的，虽然身挂龙旗，威风八面，可终究只是一头毛驴。

　　（卢正亮摘自《南都周刊》）

　　唐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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